中共發動的批鬥會。（網絡圖片）
一九四九年前，他出生入死為中共，冒死越獄逃出國民黨的監獄。四九年後，他為了黨，忍痛接受被劃為「右派」勞改。文革被定叛徒，越獄逃跑，八年乞討求生。文革後獲平反，已渾身是病。
趙宏才（1923～2003），河南洛陽人（本名趙洛生），中共南京地下黨學生黨員。一九四五年考入中央大學社會系，一直擔任中央大學地下黨秘密組織「新青社」領導骨幹。一九四七年六月，南京學運高潮中加入中共，次年任中央大學地下黨總支委員。一九四八年南京易手前兩次被捕，險些丟命，冒死越獄逃脫。
真正的苦難是「解放後」
可這位革命者真正的苦難是「解放後」，五七年「劃右」，二十一年非人生活，文革再陷囹圄，兩次越獄，掙扎於死亡線，八年乞討打工，直至毛去世才回家。此時，他鬢毛摧枯，渾身是病：萎縮性胃炎、肺氣腫、關節炎，最後是心臟病，肺癌，心臟搭橋，但他完成了二十萬字的回憶錄《劫後餘聲》。
五七年為了黨 忍痛接受劃右
一九四八年底，南京地下黨派趙宏才前往江北赤區，專跑與紅區的交通，負責將地下黨員及左翼人士送往「解放區」。多次遇險，被吊打、壓槓、假槍斃，手下交通員被處決。一夜吊打，懸繩三斷，冒死脫逃，冬泅冰河，回來後卻遭一年審查，經區黨委書記曹荻秋（後任上海市長）批准，恢復黨籍。可這段被捕經歷，只是他一生苦難的開始。
一九五七年，趙宏才供職中蘇友協，整風辦公室負責人。機關二把手林朗命他寫壁報文章，將毛澤東動員鳴放的話用他的名義寫出，以動員大家積極鳴放。趙宏才寫了三篇〈閒話〉，「提倡說心裏話」⋯⋯便成為單位「右派」頭目——都是你鼓動「右派」大鳴大放向黨進攻！儘管三篇《閒話》全是毛的三次講話，林朗的解釋是：毛主席講，是左派立場，你講，是右派立場，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劃成右派後，只有一條路：真誠認罪。趙宏才以「真正黨員」自居，為維護「黨的威信」，忍痛糟蹋自己人格，承擔反黨罪責。劃右結論，經層層拔高後才獲上峰批准。
中蘇友協一把手是一九二六年入黨的印尼歸僑廖經天，抗戰爆發後赴延安，與林朗乃多年老戰友。反右開始，上級指示林朗揪出廖經天，林朗實在下不了手，「舍車保帥」推出趙宏才。廖經天不明就裡，黨組會上為趙宏才辯護，說趙是十分忠誠的黨員。最後，不僅廖劃了右，林朗也劃了右，罪名「包庇大右派」！反右正酣，林朗發現患癌，他忍痛接受批判、檢舉他人。不久，林朗去世。
第一、二把手先後倒下，三把手李某扶正，他做趙宏才的工作：「你不要不服，要一切從黨的影響來考慮。」趙宏才晚年說，這位領導誘導他「心服」的話，他記了一輩子，每個字都像火紅冒煙的烙鐵哧啦啦燙著他的心。為了「黨的影響」，再冤枉也得服。廖經天不服，一九六二年後多次從流放地貴州銅梁返京鬧翻案，一再碰釘子。
和北京文化部右派一起勞改
趙妻年紀比丈夫小，黨齡卻比他長。為免株連妻兒，趙宏才提出離婚，趙妻不耐煩了：「你要是真有一點點罪，我早就甩了你。現在這個時候，我不能撇下你不管。」性格倔強的她，平日三天兩頭跟男人吵架，此時特別溫柔，不再跟他吵了。她在學校工作，因她不肯揭發丈夫的反動言行，有人侮辱她與「老虎」睡覺。他們被趕出機關宿舍，搬到東單菜場附近一間破舊小平房，大冷天睡在陰冷潮濕的地上。
嚴冬季節，趙宏才發配渤海灘唐山柏各莊農場，中宣部系統的下放右派有廖經天、蕭乾、陳企霞、鍾惦棐、藍翎，《人民日報》攝影記者高糧、新四軍出身的記者季音，還有一位部長（抗戰前泰共華僑）。這些人心甘情願被罵「喪家之犬，沒人要的野狗」。
一位農村工匠與趙宏才告別時說：「大兄弟，你是個大好人啊，遭了這麼大的難。共產黨實在太古怪。」趙立即堵住他：「不，大哥，是我罪有應得，不能怪共產黨！」之所以這樣說，乃是趙不希望對方認為自己對黨有看法。直到晚年，他才意識到這是真正的愚昧。
文革打成叛徒 逃跑乞討為生
一九五九年河北省委正式下文，為趙宏才摘帽，回原單位聽候分配，他的反應是：「啊哈，終於有幸領到一張妓女合格證！可以有出賣自己人格的自由了。」他被分配至徽州專區農校，任副校長。原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俞時模，右派摘帽後，也發配歙縣師校任副校長。這位老幹部，文革時押入黑牢，活活整死。
文革初期，徽州派系鬥爭，趙宏才四處逃躲，有家歸不得。徽州農校成立革委會，他以為局面安定了，回到學校，不料兩派頭面人物「大聯合」搞階級鬥爭，專鬥黑五類。他被關入樓梯下面的小黑房，僅一個便盆供泄溺，老鼠日夜猖獗，每晚審訊，踢打逼供。俞時模此時也關在農場黑牢，慘遭刑訊批鬥。俞曾越獄，可惜失敗，死於非命。死前，耳朵已被耗子咬爛。趙宏才不甘如此就死，再演昔日越獄故事，逃出囚禁，有家不敢回，流浪皖北巢湖一帶乞討，夜宿廢棄的瓦窯場。
一位地主成分的農村小學教師，受不了批鬥自殺。造反派念著毛語錄將屍體抬上臺，兩個戴口罩的造反派將死屍豎立臺前，一批人揮著小紅書進行「屍鬥」，台下一片寂聲。趙宏才看得連忙轉身離去。
乞討中，他得了傷寒，差點死在「旅途」。後見報紙上說「不得私設公堂、私自關押」，他回到學校。這次不再打罵關押，但經地委批准，大會宣布他是叛徒，交原單位監督勞改，剝奪人身自由。他每月向地區革委會遞交申訴，要求平反。
不久，上面來了兩位專案人員，說是定他叛徒沒錯，但可以不作為叛徒，寬大處理，解除勞改。趙宏才斷然回答：「我根本不是叛徒，我不要寬大處理，我要求你們改正！」於是繼續當叛徒、繼續勞改。
劫後餘聲：留下一部回憶錄
多年勞改，這位革命青年逐漸衰老，頭髮花白，百病纏身，正不知所以，「忽傳佳音，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臺，文革終止。」新任地委書記正是一九四九年審查他越獄者，遞呈一紙申訴，問題迎刃而解，解除勞改，恢復自由。同時，中宣部也來函，要他申請複審其右派問題，右派問題也獲改正，「俱往矣」。
復得自由，赴寧見妻，夫妻相擁，淚流千行。回憶錄至此戛然而止，二○○三年十二月七日，這位革命者因肺癌走完人生，留下一本用生命最後六年完成的《劫後餘聲》。
他說最後心裏長出一個「腫癌」——惦著「指出馬恩一些根本性哲學觀點之錯誤，指出毛遵循馬恩哲學摧殘了我的一生，也摧殘了無數無辜。」
密友穆廣仁評價《劫後餘聲》：那是一個共產黨員從流著鮮血的心發出的良知的呼喊，是一個革命知識份子屢遭劫難的生命的悲歌，是對一黨專政、個人獨裁體制的血淚控訴，是對甘作或被迫當「馴服工具」的弱者的心靈剖析。
趙宏才回憶錄超越肉體摧殘、人格侮辱的控訴層面，剖析了政治迫害中的人性異化，努力挖找赤災成因，能溯源至馬恩，相當不易。
延安一代「兩頭真」的悲劇
受時代與文化的制約，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中許多「兩頭真」真正的悲劇，是最後還在堅持赤說，還以「真正馬列信徒」自居，還認為「經是好經，只是和尚念歪了」，他們已不可能認識到一生悲劇的最大肇因正是這則共產赤說。正是那個似乎絕對神聖的革命目標，才將中國一步步拽離理性之軌，從爭取民主自由到為毛獨裁專權而狂熱歡呼。
至於他們個人的命運，當然只能「共沉浮」。很簡單，若無這面「走向天堂」的旗幟，一切左災如何起步？如何發動？「偉光正」的黨又怎麼會集體認同公然違反一系列基本人文原則的反右與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