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秘書李銳之女李南央8歲時與母親合影，李南央回憶在河南「信陽事件」發生的那塊土地上，管治者們的奢華生活。（網絡圖片）
三年困難時期，也稱三年大飢荒，是中共執政時期，在1959年～1961年期間發生的全國性大飢荒。這場大饑荒嚴重到什麽程度？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飢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
曾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回憶這段歷史說：（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怎麼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的？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嚴重的浮誇，征了過頭糧。還有特別厲害的一條是，沒有飯吃了，村子裡能夠吃的、能夠找到的都吃光了，為了保住他那個浮誇，竟不讓逃荒，讓民兵把著。這裡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解放以後遇到大災大荒之年也都是這個辦法，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
在重災區河南省，曾發生「信陽事件」。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出現大面積飢荒，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的死亡人數為38萬，信陽地方志統計的死亡人數是48.3萬。時任中央調查組處長的李堅和李正海兩人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是105萬。2012年，來自南京大學的研究者將因飢荒而沒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飢荒而外流的人口納入統計，並分析認為，信陽事件在該地區造成了約125萬的人口損失。
原中共中央委員、毛澤東秘書李銳之女李南央回憶大躍進後的困難年代裡，在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家裡的一些生活片斷：在「信陽事件」發生的那塊土地上，管治者們過著什麼樣的奢華生活，與老百姓有著怎樣的差距？
《童年瑣憶》
在1958年大躍進後的困難年代裡，我也吃過一回香，喝過一回辣。
那是我三年級的寒假，媽媽把我送到在河南任省委第二書記的何偉伯伯家。媽媽的許諾兌現的不多，這是少有的一次說話算話。
當我上了去鄭州的火車，才真的相信這次的寒假要在北京以外度過了，自然是高興得不得了。何偉伯伯是媽媽的革命引路人，他在當中學國文教員時，引導正在做學生的我的媽媽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用何偉伯伯自己的話：「你媽媽是我最得意的學生。」
解放後，何偉伯伯費了好大力氣，找到了我媽媽，恢復了彼此間的聯繫。那年冬天，何偉伯伯的大兒子雪山哥哥和女兒何生姐姐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放假回家。雪山哥哥的女朋友華靜姐姐也在，還有何偉伯伯的乾女兒馬寧姐姐，再加上一個叫大金的女孩子也天天住在那兒，真是熱鬧。我的玩伴兒主要是大金，雪山哥哥他們太大了，把我當成小小孩兒，偶爾逗我玩玩，我就十分高興。
何偉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後兩個院兒，前院是辦公區，有解放軍在大門外站崗。後院是宿舍區，門口還是有解放軍站崗。不要說外人進不來，就是我這個住在裡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隨便出入，出去再進來就成大問題了。跟何偉伯伯的住處相比，我們家就是小巫見大巫了。他住的是兩層獨立小樓，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我自己一人住了一間，這太讓我滿意了。
吃飯的屋子就像個小食堂，一面牆是落地的玻璃窗。廚房也大極了，炒菜的灶是那種飯館用的大土灶，好幾個火眼兒，火又大又衝，有專門的廚師。對我來說，頓頓飯都是山珍海味。記得有一種魚，下邊鋪著一層脆脆的乾粉絲，上邊的魚煎得焦黃焦黃，被一種味道極鮮美的汁蓋著，我後來再也沒有吃過這種做法的魚。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個煎雞蛋，對於在學校整整餓了一學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雞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還幾乎天天晚上跟馬寧姐姐一起去看戲，不是京劇就是豫劇，我們總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記得劇院裡總是冷清得很，沒有幾個觀眾，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飽的時候，人們是沒有閒情逸致看戲的。往往看完戲回家時，何偉伯伯他們的麻將局還沒有散呢。
春節的那幾天伙食更是好，頓頓好幾個菜，主食花樣也是好幾種。大年初一，何偉伯伯帶著我們去看黃河花園口。我第一次聽說當年蔣介石以阻擋日寇為名，在花園口掘開了黃河，洶湧的黃河水沒有擋住日本人，卻使成千上萬的中國同胞流離失所。看到黃河靜靜地在兩邊的堤岸間流動，也許是我年歲太小，沒有什麼很激動的感情，只是覺得河邊很冷。
從黃河堤上下來，順路去了堤邊的一個村子。我們在前呼後擁下，進了一家農民的房子，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農民和農民的家舍。我覺得自己是在看電影，因為那房子和農民的穿著跟電影裡演的解放前的鄉下差不多。隨行的工作人員介紹：「這是省委的何書記，來看看你們，給你們拜個年。」那個老農民誠惶誠恐地伸出手來，何偉伯伯輕輕地握了握，在炕沿旁坐下和他拉家常。老農民屋裡的其他人，像看稀罕物似的盯著馬寧姐姐和我，弄得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好在何偉伯伯只坐了幾分鐘，就帶我們離開了，也沒有再去另外的農家。坐在車裡，何偉伯伯嚴肅地對我們說：「看看農民的艱苦生活，看看你們一天到晚吃的什麼喝的什麼，應該慚愧啊！」我心裏很不以為然：「那些吃喝都是你給我的，我在北京其實是吃不到的。這怎麼能賴我呢？我幹嘛要慚愧呢？」
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雞蛋泡牛奶，我不知該吃還是不該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樣地吃，我也就吃了。但心裏的感覺怪怪的。
回到北京，媽媽問我在河南過得怎樣。我說：「過得好。何偉伯伯對我好，孫一瑾（何伯伯的愛人）阿姨對我好。吃得可好了！」我又問：「為什麼農民的生活不好，我們的生活也不如何伯伯家好呢？為什麼省委書記可以天天打麻將不上班呢？」
媽媽嘆了口氣，輕輕自語：「沒想到何偉的革命意志會這樣消沉。」我不懂媽媽的話是什麼意思，但覺得自己似乎說了對何偉伯伯不利的話，覺得對不起他：何伯伯對我那麼好，我卻說了他的壞話。很久以後，聽從河南探親回來的蔡阿姨提起，河南發生過搶國庫的事情，軍隊開了槍，死了人。我不知當時何偉伯伯是否還在河南。但省委大院的人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一個比我們好得多的世界這一事實，卻給兒時的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後來何偉伯伯調到北京做了教育部部長，媽媽常常帶我到他位於鐵獅子墳的國務院宿舍做客。門口仍然有警衛，但是填了單子就可以進去，沒有了省委大院的森嚴。何偉伯伯的住宅是一幢和另一家連在一起的二層小樓，氣派比省委大院差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