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八年，中國教育事業竟於戰火紛飛中得大發展。（網絡圖片）
以常理論，抗戰期間山河殘破，民生凋敝，教育事業出現倒退，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實卻相反，恰恰在這段最艱難的時期，中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驚人的大發展、大飛躍。
這種發展，究竟有多大，又是怎麼做到的？
抗戰八年教育大發展
抗戰八年，中國教育事業竟於戰火紛飛中得大發展。僅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師生數量增加了48%，學生數量幾乎翻了一倍。
抗戰爆發後，最主流的輿論意見是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
自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東南沿海教育發達地區首當其衝，相繼淪陷，中國教育事業損失巨大。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後，77所被迫內遷後方，另有17所被迫停辦；原有公立中學，多數設在沿海地區，戰爭爆發後大多停辦，青年失學者極多；影響最大者莫過於初等教育，學生年齡過小，學校無法內遷，只得隨國土一併淪陷，其所受日軍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係，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著如何制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最主流的意見，是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於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如「化學師生可從事軍用品製造」；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這種意見，在師生內部也相當普遍。南京失守後，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準備再度南遷至昆明，決定甫一頒布，即在校內師生間引起激烈辯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在國家急需調動三湘民眾起來抗日的時刻，學校內遷至昆明，有損道義。學生自治會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漢，向國民政府請願，反對內遷，要求參加抗戰。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持反對態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只可因戰爭做若干臨時調整，而不能全盤改弦更張。最具代表性的，則莫過於胡適向蔣介石的進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教育。」但這類意見，在當日並不佔主流。
最能體現當日教育方針意見分歧的，可推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張治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講劈頭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裡幹麼？」陳誠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其演講高度贊成學校內遷，將學生譽為國寶，鼓勵他們於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後，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
蔣介石等人力排眾議，認為國防教育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教育部為這場論戰做出的最終「裁決」是「戰時需作平時看」，雖有各種暫時措施，「但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換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張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務於抗戰的意見。教育部如此決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其二，「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徵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教育部如此決策，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認知關係極大。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與蔣介石高度一致。在蔣氏看來，戰時教育不僅僅需要滿足抗戰救國，更需要滿足戰後建設——1939年3月，蔣氏在重慶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說道：「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
初等教育：以鄉鎮地方財政50%為主要經費來源；抗戰結束時後方入學率維持在50%以上
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後，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臺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後方省份，雲南43%、西康57%、陝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後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餘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餘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學生48萬，抗戰結束時增至126萬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並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後，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後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立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後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幹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並保證教育質量。
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派遣大批教育幹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著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不斷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佔區的仍忠於國家的中小學教師，藉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志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願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制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後方大學就學的規定。1936年在校中學生為48萬餘人，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不降反增至120餘萬。
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學生4萬餘人，抗戰結束時增至8萬餘人
1936年之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大城市，其學費普遍「年須數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無力入學。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責過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抗戰爆發後，學費問題轉由國民政府出面解決，不但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求學，而且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舊有的貴族化傾向。
解決大學生學費問題的同時，國民政府還竭力解決私立大學的運營經費問題。較典型者如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全係中央政府大量撥款補助，才得以繼續運轉。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學因資金緊張而申請改為國立獲批，而得以繼續維持。因為當局的種種努力，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校學生數，在抗戰期間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萬餘人，增至1945年的8萬餘人。
高校研究所：從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戰前，各大學的研究所，大多由各大學自動發展成立，1936年共計有研究所22個，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戰爆發後，大學大量內遷，多數研究工作中斷。1939年，教育部認為「抗戰建國正在邁進之際，學術研究需要尤大」，開始從政策、經費上扶持各大學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學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運轉經費、設備經費、研究生的學費等各項費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負擔。
絕大多數大、中學生享受政府免費教育、免費伙食及一定的醫療保障
將戰時教育如平常時期那般維持的最大困難，是大部分離鄉背井的大、中學生都喪失了經濟來源，政府不但要負擔起對他們「教」的責任，還必須承擔對他們「養」的義務。1938年，國民政府開始實施「貸金制度」，規定家在戰區的專科以上學生，可向政府申請「貸金」，畢業後三年內再向政府無息償還。但抗戰既係持久，學生畢業後並無正常就業環境，加之自1940年以來國內通脹日趨嚴重，「貸金制」在1943年被「公費制」取代。其發放範圍也大大擴大，連家住重慶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也可以享受公費待遇，私立學校入復旦學的學生，同樣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費」。高等教育當中，每年獲得國民政府的「貸金」和「公費」者達5～7萬人，約佔了全部學生的80%以上。這些「貸金」和「公費」不但包括學費、生活費，還包括一定程度的醫療保障，故學生看病相當便宜。譬如：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生唐飛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今去衛生室治牙，可笑掛號金僅一元，藥費亦寥寥五元」——當時從重慶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郵資是20元。
「貸金制」和「公費制」不僅僅面向高等教育，同樣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規定，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不僅免除學費，而且免費提供伙食、制服和書籍。
40年後物價飛漲，大、中學校師生生活艱難，但有政府特殊補助，比其他公務員好很多
教師方面，1940年以前，後方大學教授平均每月可獲得200餘元左右的工資，收入雖不如戰前，但較之大城市，後方物價低廉，其實際購買力較之戰前並無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課堂搬到了餐館裡。學生方面，畢業於復旦大學的羅文錦，1940年以前「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當時，八塊錢的購買力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伙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
1940年，因日軍的封鎖，大後方物價暴漲。教育部及時制定《戰時救濟大中學生膳食暫時辦法》。該辦法要求財政部於每年的一、七兩月向學生預發半年的救濟費和生活費，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間和秋季七、八月間盡量購買糧食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的糧價高漲。該辦法實施三年後，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訂，負責救濟大中學生膳食的部門，由財政部變換為了糧食部。如此修訂的原因在於：各地糧價不同，荒歉地甚至無糧可購以及糧價持續上漲等因素，使得財政部的統一撥款無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糧食部向師生員工「免費發給公糧」。此一時期，大、中等學校師生的生活水準雖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補助的「平價食糧代金」，較之其他公務員（如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已算比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報》社論明言：靠薪水收入維生者，早已靠典賣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結語
陳立夫說，抗戰八年期間，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這一筆龐大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於軍費」，確非虛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戰火紛飛中造就中國教育的一次大飛躍、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