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在國民政府國防部中的紅色間諜——郭汝瑰。（網絡圖片）
一代人在抗日救亡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的學生運動中成長，他們滿懷希望迎來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們單純的熱情和理想，他們被紅色新政權棄如敝屣，即使他們有幸熬過文革的長夜，一生中大好時光也已耗盡，歷史留給他們的只有一聲深長嘆息中共為何能在抗戰勝利、蔣介石聲望臻於頂峰僅僅四年之後，就將國民政府及其軍隊逐出大陸、建立共和國政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現在大家公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國民黨軍隊控制地區的地下黨，包括情報工作者，工作富有成效，若站在中共的角度來看，說他們為奪取政權立下了豐功偉績，並不為過。
這方面的例證數不勝數。但我們想問的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為中共賣命——甚至是立了挽救中共的大功，奪權之後命運如何？
被論功行賞的自然也有，卻非常少；而且，不難看出，這樣的幸運者一定是在當局看來有繼續利用的價值的。
比較多的前地下黨員，是被安排在某個中級甚至基層崗位上度過餘生（基本上都安排為副職或者冷衙門閒職），雖然鬱鬱不得志，但若只是在政治審查中有驚無險地過關，能壽終正寢，就謝天謝地了。
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高華的父親高啟發就是這樣的一位。他1946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黨後，受黨指示報考國民黨軍政部無線總臺，被錄取為聯勤總台下屬72分臺的少尉報務員；這個分臺奉調北平，黨先要他隨行，後要他返寧待命，他便辭了職，回到南京，遵循上級指令再應試進入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國防部二廳所屬電信總臺，當中尉偵收員。有一篇題為「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華父親」的文章寫到他的貢獻之一：高啟發發現「我二、三野戰軍各縱隊的所有軍事電報，都一份不漏地被（該機構僱用的）德、日破譯專家破譯」，他聞訊大驚，立刻匯報，情報上達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不久，第二、三野戰軍的電臺呼號、波長和收發方式就都變了。
中共建政後，高啟發被任命為南京市軍管會公安局電信科副科長、代科長。一天，公安局組織部門通知他去華東黨校「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同時去學習的共10人，除他之外，有原地下黨員、現為分局副局長一級幹部8人，還有曾專接蔣介石、宋美齡專線的地下黨員1人。到了黨校才得知是接受審查。「審查結果：10人中有9人以『歷史複雜，面貌不清』被開除黨籍」，隨後被銬走投入監獄，只有高啟發倖免，被分配到第八區政府工作，而當局也不解釋為何對他降職使用。
上述案例中那9人，實際上就是這些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奪權之後遭遇的常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必然反覆受到審查，在政治絞肉機中備受煎熬——既然曾經潛伏在敵後甚至是在敵人軍政和情報機關，不論從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來看，還是從其工作使命需要來說，必然認識大量敵方人士或者政治面目極其可疑的人士。在當年，這是他們得以順利為黨工作、獲得情報的條件；而到中共掌權之後，這就成了他們說不清、道不明、甩不掉的夢魘，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交代與敵人的「真實關係」。而到了政治運動來臨，尤其是像文革高潮，就是他們的大劫，其遭遇的坎坷、受到的折磨，一點不亞於他們「戰鬥在敵人心臟」的年月——比奪權前的生涯更糟的是，天大的委屈，苦水也只能往自己肚子裡咽：這是「自己的黨」「自己的人民」在審查考驗自己！
就說那個國民黨中將郭汝瑰吧，他現在的知名度已是相當高了，但是人們多只嘖嘖驚嘆他在國民黨軍事機構中為中共建立的奇勛，我更嘆惋這位大功臣的後半段人生：在中共治下的遭遇。
郭汝瑰於1946年6月出任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10月，升任第五廳廳長；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協同顧祝同指揮中原和山東等地作戰；1948年7月，調任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
三年中，他將國軍的大量軍事機密泄露給共產黨，其中包括：重點進攻山東計畫、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國軍在大別山的調度計畫、解圍兗州計畫、解圍長春計畫、解圍雙堆集計畫、國軍江防計畫、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等等。最著名的一項功績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戰役中，郭將蔣中正決定的國軍作戰部署報告中共，為華東野戰軍以優勢兵力包圍並殲滅國軍整編第74師作出了貢獻。
郭汝瑰一直騙蔣說劉鄧大軍要向南躍進，成功誤導讓蔣中正做出錯誤決策。他還在國軍內部製造混亂，動搖軍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國軍退役將校因「整編」被迫「自謀生路」而發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參與制定的整編方案一手造成的。
1948年10月，國軍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作戰方案由郭汝瑰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達到前線國軍，就被郭報達給解放軍的指揮部。郭汝瑰還影響蔣中正屢次變更作戰方案，增加了國軍在移動中被分割圍殲的機會。
淮海戰役後，奇葩的是，郭汝瑰繼續得到層峰的信任：1949年夏天，郭汝瑰任國軍第22兵團司令，直接指揮第21軍、第44軍、第72軍和3個獨立師；負責保衛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賓率部投降，徹底破壞了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大計。
郭汝瑰雖為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做出巨大貢獻，但與蔣介石對他「用人不疑」正相對照的是，共產黨對他卻「疑人不用」。解放軍1955年實行軍銜制時未授予其軍銜，他為中共所做出的貢獻被守口如瓶，連他恢復中共黨籍的要求也被拒絕。
在中共執政之後的那段歲月，兩岸對峙，一方要「解放臺灣」，一方要「反攻大陸」，所以對郭汝瑰這樣的安排，是不是就像電視連續劇《風箏》中鄭耀先（柳雲龍飾）的故事那樣，有與國民黨長期爭鬥的考慮，所以仍然要他隱蔽身份，繼續潛伏？
總之，郭汝瑰從1951年起擔任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教員、軍事史料研究處副處長、研究員。倒霉的是，1957年，南京軍事學院一位投降留用軍官「坦白」自己是「國民黨特務」，郭汝瑰則是國民黨潛伏特務組長；郭汝瑰隨即被逮捕——這是意外？還是將計就計？還是什麼人安排的「苦肉計」？儘管有人回憶了經過，但真相仍然撲朔迷離。後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郭汝瑰隨後在「反右」中又被南京軍事學院定為「右派」，但隨即又被中央軍委下令「情節輕微，不作右派處理」；文革時他當然也在劫難逃遭到批鬥……1970年南京軍事學院撤銷編制，63歲的郭汝瑰像一件「處理品」放到重慶定居。文革之後，郭汝瑰總算得到一些安慰性頭銜，擔任了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還是全國政協好幾屆委員，1985年「享受副兵團級待遇」。1997年病逝重慶。
不知他在臨終前回首前塵，內心深處，對這一生有什麼樣的感慨和反思？是懺悔，還是無悔？是慚愧，還是無愧？
中國大陸學者傅國湧發表過兩篇文章，談到中共中央對敵後地下黨人員的方針。這兩篇文章中說毛澤東和中共高層制定這樣的方針「卸磨殺驢」「兔死狗烹」的政策，實在是見不得人。可以料想，在當時是嚴格保密，只有極少數高層官員知道、掌握並執行；在事後，也是多年守口如瓶。但是這種心態、這種方針、這種策略並不是個別人制定，更不會隨風而逝，已經滲透到中共政治的血脈骨髓，根深蒂固，像傳家寶一樣，經過中共執政者一代又一代，也沒有變、不會變，即便改變，也是「換湯不換藥」，萬變不離其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