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鰓似在扇動，還有氣息，便心痛地想撲上去要救它，但一隻紅衛兵的腳，猛地踏了上去，並用腳尖狠狠地一碾……（網絡圖片）
我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童真時代的那種嚮往，那種寧靜，那種任性生活，驟然就被紅衛兵的一隻腳踏陷了。
那只「紅衛兵的腳」深深烙在我的腦海
文革前,我家住在山東煙臺的一處老式四合院內,老樹成蔭，環境幽雅。記得那天中午，我從學校歸來，剛踏進胡同口，就發現家門樓前聚滿了人群，心便突突地加快了跳動。我不顧一切地跑進家門，扒開人群，衝進院內，頓時被眼前終生無法忘卻的慘景驚呆了：院裡站滿了煙臺第四中學學生。他們都是由我小姐班主任赤老師帶來的紅衛兵。當時他們班上流傳我家「四舊」多，便來破「四舊」。
那天，父親毫無表情地站在牆邊，家人都像霜打了的殘葉捲在門前，東廂屋的鄰居所謂「地主婆」，躲在自家緊閉的門玻璃後，驚嚇得兩眼透出恐懼的目光。院子裡遍地都是父親珍愛如命的、即便家境再窘迫也未捨得賣掉的古瓷瓶的碎片和被摔破的銀鐓、花盆、殘花等。那些被付之一炬的名貴字畫、書籍和父母珍藏多年的民國時期老照片，以及印有孫中山頭像和民國國旗的大學文憑、律師證，被燒焦的隱火正散發著嗆人的氣味；那被掀翻在地的老久泥魚缸旁，幾條鱗片還在陽光下閃亮的金魚，已奄奄一息。
我忽見有條「金珠鱗」的魚鰓似在扇動，還有氣息，便心痛地想撲上去要救它，但一隻紅衛兵的腳，猛地踏了上去，並用腳尖狠狠地一碾，血淋淋的魚腸子飛濺四處。那一刻，我一個完整的童真世界霍然崩裂了。我受了刺激地大喊：「這是我養的魚啊，你們要幹什麼呀？」父親上前一把把我扯了過去，擦著我的眼淚。那一刻，我在父親的懷抱裡感受到了他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那場極其野蠻、恐怖、滅絕人性的反文明的群眾暴力的憤怒、無奈與痛心疾首的強烈震顫。從此，那只「紅衛兵的腳」，已深深地烙在我的腦海裡。我的文革記憶就從此開始了。
那是個「紅色恐怖」的年代
在那之後，在中華大地上，一個焚燒人性與文化的黑暗時代開啟了。我每天都能在馬路上見到如同襲擊我家的那種景象，不時地看到有戴高帽、掛磚頭，嘴角上被打出血的知識份子，在街上顫抖著挨批鬥。我們胡同頭上有一家市黨校老師，夫婦雙雙不堪屈辱，上吊自盡，那「吊死鬼」的形象，讓我聯想起姨母講過妖禍人間的故事情節。
我家院裡東廂屋住的「地主婆」，在街道受管制。她每天都要向專政機關交待自己或揭發他人「罪行」，整日嚇得提心吊膽，唯唯諾諾。有一天她被逼得沒的交待，竟編出謊言，說我們家煤池裡傳出發報機的音響。當地派出所立即查抄了我家，掀了煤池，並將父親帶進局子。這「莫須有」的事件，驚壞了我們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無產階級專政」對於人性的威脅和全家人為父親擔驚受怕的滋味。好在後來警察自己也覺得荒唐，天黑前，父親又被放了回來。
在那個年代，中國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懼、隨時都可能被抓或陷於生命的滅失和家庭分崩離析的深淵裡。在我們家最早被單位群眾專政的，便是在市財政局工作的大哥，而他的「罪名」竟是愛好養花字畫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那天他的家突然被查抄，人被關押，接著便被戴了大紙帽子，胸前掛著字畫，身後拉著一地排車盆栽花，到處遊街示眾。那晚上，父親急得叫來了大嫂，一家人緊張不安地聚在一起計議大哥的事，但不讓我們孩子聽。那種凝重而恐懼的氣氛，讓人想起就心跳。當時我只能從門縫裡偷聽。大嫂說，大哥藏在閣樓裡的許多日記被抄走。那可是個「文字獄」的年代，即使一段平常文字，都會被雞蛋裡挑出骨頭，何況大哥肯定在日記中發泄過對「文革」的不滿。為此，父親說要設法通知大哥，讓他心裏有數。二哥出主意說，在送飯的餛飩中包張蠟封布字條遞進去。大家採納了二哥的意見。後來聽大哥說，那餛飩他分了一半給同關一室的同事高芳彤吃，結果字條被高吃到了。幸虧他與大哥是摯友，沒有告密。高芳彤曾在民國時期任過報社編輯，文學功底較深，是煙臺知名的劇作家。記得他當時寫過《屈原》劇本，請父親審讀，父親還讀了一場戲給我聽。
在那段日子裡，全國所有的學校都發展到「停課鬧革命」，成立各種戰鬥隊，寫大字報，批鬥老師，全國大串聯，集毛澤東頭章，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直到「文攻武圍」，全面武鬥，軍隊支左，天天遊行。那真是個全民拜神，「跪著造反」，充滿了奴性瘋狂的荒誕時代。
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蠱惑下
在那個年代，國家意識形態就是一臺不斷地加工敵人的機器，毛澤東就是這臺機器的操盤手，任何理由都可以對人實施專政。整個中國，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蠱惑下，父子相殘、夫妻反目、親朋出賣、同窗告密、人害人、人整人，那種人性扭曲、公民失去尊嚴與自由的現實，也是誘發我從少年時代就開始反思社會問題的原因。
在「文革」的漫漫長夜中，二哥所在的煙臺機床附件廠因備戰所需，遠遷「三線」。二哥二嫂被迫告別父母，舉家隨廠遷址內蒙呼和浩特市。二哥到呼市不久，便遭遇了一場政治冤獄。他所在的廠區發生了「反動標語事件」，專案小組在全廠職工中對筆跡，由於二哥沒弄懂辦案小組的意思，照標語的內容留了筆跡，結果竟被立即關進監獄。消息傳來，全家震驚，人人揪心，紅色恐怖再次襲擊了這個家庭。四個月後，警方破了案，二哥才得以獲釋。
當時，政治上「唯成份論」。我們兄弟姊妹都是「右派」子女，屬「黑五類」。父親眼見子女受他影響，備受歧視，毫無前途，整日鬱憂寡歡，兩鬢徒白，只有我能常常陪伴在他膝下，有時與他下棋，有時一起爬山，有時糾纏他講民間故事和歷史典故等。
傲萊峰下的知青歲月
1968年，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國大約1600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被發配到農村。
1971年春，我未滿16歲，便和小姐一起與父母戀戀不捨地渡過了最後一個春節，就負笈從師，正式參加了山東建設兵團獨立二團。當時我們團的使命，是要在荒山上「戰天鬥地」，親手建一座「兵團紡織廠」。這年春，我們在省城濟南集訓了一個月，便集體乘車南下，直達離泰安尚有十里的「大河」一站下車。我們長長的一隊知青，在連長甄天元和指導員齊龍華的帶領下，來到泰山山脈傲萊峰腳下的杜家莊，招之一片狗吠喧囂聲。
當天下午，我們男生一個排，女生兩個排，分別安頓到當地農戶讓出的房子裡。我們男生排分在村東頭一戶農家三間閒房，就地圍圈打了通鋪，晚上圍聚在一盞小油燈下學毛著「老三篇」。那時我們喝井水，吃定糧，到了五月份，便已蚊蠅圈圈地圍著轉，讓人時時搔癢。我當時因不服水土，遍體起滿了疙瘩，奇癢難耐，苦不堪言。那時，我們一面在臨時搭製的席棚裡生產軍裝；一面又在挖土、搬石、開發荒山，腳拉肩扛建廠房。但每月僅有12元錢的生活費，常常吃不飽，生活十分艱苦。
在節假日裡，知青們或成群結隊，或仨仨倆倆地遊玩泰安城，照相、購物，喝一分錢一個的柿泥。令人最難忘的是岱廟裡的茶館。那年代喝茶並非時尚，而是我們一夥充滿「小資調」的知青們，常來此發泄人生感嘆、海闊天高地傾訴、神聊的地方。當年，我的那些好友有夏德忠、周國柱、王稼坤、吳錫錚等，時常步行十幾里，來這兒觀賞著滿院的古柏、石刻和松樹盆景，偶爾能聽到白鷺在古柏上鳴啼。我們這些離家遊子們，在茶香縈繞中品嚐人生韻味，那些質樸清醇的朗朗之聲，至今尤響在耳。
那年秋，國內爆出了「林彪事件」，團裡緊急把我們集合在臨時廠房裡，團政委神色嚴肅地傳達中央文件。星期天我們幾個要好的戰友就聚在岱廟茶館裡，偷食禁果似的首次抨擊了黨內今天出個敵人，明天出個叛徒；今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的政治現實。用當時的話說，這叫「對現實不滿」。
文革中父親憂鬱而終
1972年夏季，一封加急電報，青天劈雷般地粉碎了我的情感世界——我的孩提時代再也沒有父親了。我震驚之下，告了急假，日夜兼程，奔回煙臺。在父親的遺體前，我含淚反思了他的一生。大哥有個來弔唁的朋友對我說：「保身繼事」為最孝。那話我深思了許久，琢磨怎樣才是「繼事」的道理。人不死的是精神，永存的是品格。父親留給我最寶貴的財富，就是嚮往自由的精神和永不媚權的傲骨品質。否則他就不會在民國時期大學畢業後，拒絕勢力雄厚的國民黨陣營利祿誘惑，毅然返回故里，興義訟，辦女校；就不會在倭寇鐵蹄踏入我土時，輸家資，急國難，以律師的合法身份為掩護，從事地下救亡運動；就不會在中共建制論功受賞時，悄然隱退，復原了他不苟黨派立場約束的知識份子的清白；也就不會在57年反右運動中，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抨擊黨官僚主義，並因拒不認錯而被定為「極右」，以至於文革中他飽受磨難，備受欺凌，憂鬱寡歡，含恨而終。父親的一生，對我的影響太深刻了，深刻進了我的骨髓。
送走父親之後，不多日我便戴著黑紗，返回了兵團。那喪父之痛，使我驟然變得沉默寡語，性情漸趨內向。那時，我已開始厭惡「扎根兵團鬧革命」之類的空泛說教和那些極其虛偽的假大空豪言壯語。兵團那種強制命令型的生活，與我自小形成的放任個性，發生了劇烈衝突。我不時地感到莫名其妙的精神壓抑與性格扭曲。我不甘心再讓生命的意義成為捍衛毛澤東思想的「螺絲釘」，便由此萌發了要做父親那樣有知識、有品味、有骨氣的自由人。我當時似乎是一個朦朧的野孩子，豁然睜開了眼睛。我從小散漫，不愛上學，但此時卻突發性地有了那麼一種學習癮頭，如飢似渴地探求在知識的王國裡。在兵團駐紮的那農家田舍裡，我是唯一一個用碎石架木板土製成小桌，夜晚孤燈幽影，貪婪地嚼讀我所蒐集到的各種書籍。當時我不僅向家人要書，向親友借書，且把所有的零用錢都到泰安城買了書。可那個年代，能買到的書至多是魯迅著作或高爾基等所謂「無產階級」作家的書。記得我當時也從親友中借讀過唐詩宋詞、曹禺劇本，巴金小說，和契可夫、莫泊桑、托爾斯泰等文學作品以及康德、黑格爾等國外哲學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