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曾經是鐵桿的林派，積極參與了廬山會議上的倒張活動。（網絡圖片）
汪東興曾經是鐵桿的林派，不僅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有密切的來往，思想上有共鳴，且積極參與了廬山會議上的倒張活動。可以說，汪東興幾乎就是林彪在毛澤東身邊的「臥底」，毛澤東及其周圍人員的一舉一動都會由汪東興傳達給林彪。有意思的是，汪東興這個「臥底」並非是林彪有意發展出來的，恰恰是出於汪自己的主動。因此，汪東興實為林彪為首的軍隊派系的一個關鍵人物，這一點毋庸置疑。
麥克法誇爾與沈邁克所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是西方學者近年來就中國文革史研究的具有獨特意義的專著。該書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史料，同時也吸取了不少這些年來史學界有關文革史的研究成果，詳細地解析了中國這一史無前例的革命。作為西方史學界研究文革的代表作，該書對中國學者的深入研究無疑會起到進一步的推動作用。書中論述的「林彪事件」是筆者關注的重點，研讀之餘，感到有以下幾點值得稱道：
〔1〕關於毛澤東選擇自己的繼承人一事，作者認為毛澤東真實的意圖是傳位於江青和她的親信，而非林彪。作者指出：「林完全可以懷疑，主席之所以決定將其立為接班人，只是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讓另一位毛派的狂熱信徒順理成章地接班。否則，主席為什麼要建議林，林自己也應該指定一個接班人，並且點出了張春橋的名字，而讓林大為尷尬呢？儘管毛沒有公開力圖推動他的建議，但至少表明了：在毛看來，他的妻子及其親信才是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真正接班人。」（《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中文版，星克爾出版社2009年4月版327－328頁，以下簡稱該書並只標明頁數）
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是文革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林彪在廬山上主動發起的針對文革極左派張春橋的鬥爭，使毛澤東赫然發現，林彪在黨內竟然有如此眾多的支持者，而文革極左派張春橋一夥又是如此不得人心，林彪的一篇講話就幾乎置張春橋於死地，如非毛澤東採取斷然措施，毛澤東賴以發動文革的極左派們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而毛澤東傾其後半生發動的文革運動就有可能在其身後被否定被清算，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忍的。由此而觀之，林彪絕非毛澤東理想中的接班人，而江青、張春橋們才是毛真正意義上的衣缽傳人。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大力扶植江青等文革極左派，尤其是讓這夥人逐步地掌控軍權，張春橋成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軍委常委，而這在林彪時期是不可能發生的。毛澤東從黨天下向家天下過渡，江青、張春橋才是毛澤東心目中真正意義上的接班人，也只有他們才能在毛身後繼續推行毛澤東那套烏托邦的理論和實踐。該書的作者在這一點上，看得是很準確的。
〔2〕關於林彪是否有「篡黨奪權」的意圖，作者對此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作者指出：「儘管中共的黨史學家是如何受到鼓勵去批評文革的觀念和必要性，但是還沒有什麼人願意說：主席為了搞文革，無情地密謀打倒其過去的親密戰友。一個晚年誤入歧途的戰略大師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個暗地裡策劃卑鄙手段的黑幫頭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劃了第一任接班人的倒臺，就沒有什麼明顯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從而部分地降低解放軍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導份量。文革後，國家主席問題被當作是林彪圖謀『奪取最高權力』的證據。這樣一個罪名會不會是毛給林構陷的呢？人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事實真相；動機仍然晦暗不明。但是，為什麼毛就在自己還在準備林彪的罪狀、林彪還沒有逃跑和死亡的時候就聲稱：『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呢？」（該書329頁）
〔3〕關於林彪是否指使自己的兒子林立果發動一場旨在推翻毛澤東的「政變陰謀」，該書作者明顯持懷疑態度。作者指出：「正是由於9月12日至13日事件的戲劇性，長期以來，中共官方材料和中國史學家敘述的真實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質疑。」「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參與了林立果針對毛澤東的所謂陰謀，還是被動地聽天由命。9月12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藥後已經上床睡覺了。在其妻子和兒子把他推進汽車，風馳電掣地趕往機場時，他是否清楚地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對此也完全有理由產生懷疑。」（339頁）
該書的作者在此並不盲目地輕信大陸官方長期以來的一貫說辭，而是採取客觀的態度質疑官方的觀點。作者進一步指出：「總之，有難以計數的、疑竇叢生的問題。」（該書339頁）大陸官方在「913事件」後指責林彪和葉群密謀策劃了針對毛澤東的「武裝政變」陰謀，指使自己的兒子林立果在前臺發動這場政變，並將林立果周圍的親信的「供詞」作為林彪涉案的證據。然而迄今為止，世人所知的由官方披露出來的林立果在北京策劃的所謂「殺毛」大計，皆為中共官方公布的「批林」材料，應屬刻意地加工，突出渲染了所謂林彪要謀害毛澤東的種種罪行，而內容皆屬於林立果周圍個別親信人士在「913事件」後的口供，其真實性和可信度殊為可疑，在那個年代裡官方可以任意製造出他們需要的「口供」，這早已被太多的史實所證明。儘管如此，林彪涉案的直接證據卻幾近於無。退一萬步說，即使官方指控林立果策劃「政變」的設想完全屬實，亦無證據將林立果的言行與林彪直接劃上等號。由此而觀之，那個所謂的「殺毛」的設想僅僅是林立果的一廂情願，只停留在口頭上，從未付諸實施。根據原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向專案組的交代，林立果把「殺毛」這件事看得很輕鬆很簡單，似乎可以一蹴而就，馬到成功，根本沒有任何周密系統的計畫，諸如如何指揮、調動相關的部隊，如何負責偵查與情報，如何具體準備槍枝、彈藥等武器設備，如何策劃組織和宣傳工作，特別是作好相關人士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進行善後事宜等等。所有這些均付之闕如。如此之「殺毛」設想焉有成功之理？這只能是林立果這位從未上過戰場、從未指揮過軍隊打仗的年輕後生的異想天開，其設想的流產也是必然的。筆者認為，以中央專案組多年來在林彪一案上製造偽證、假供等種種劣跡來看，對林立果的相關指控也不排除是專案組人為製造逼供信之後的產物，所謂林立果策劃「殺毛」一事應可存疑，指控林彪涉案就更是一個天方夜潭。筆者期待相關檔案的解密和有關當事人披露出更多的真相。我們基本上可以認定的是，林立果確實想通過非常手段打擊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林立果曾對江騰蛟等人提及林彪痛恨江青、張春橋這夥人，此一點應無疑義，否則林彪也不會在廬山會議上「太歲頭上動土」公然打擊毛澤東的心腹張春橋。
筆者還想對該書中就林彪事件的某些看法提出不同意見。
（一）有關毛澤東為何同意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那番講話，該書作者說：「毛為什麼要同意呢？為什麼要採用這種煽動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對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們的批評導致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他是不是希望現在激起類似的反應，然後以此為藉口來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廬山上的行為也同樣讓人想起了1966年他對彭真的處理。當時他贊同後者的《二月提綱》，但是不久後又對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一次距離他的憤怒反擊只有48小時了。」（該書332－333頁）該書作者懷疑毛澤東在廬山上為林彪設下了一個圈套，靜等林彪上套，從而一舉收拾林彪及其同黨。然而，懷疑歸懷疑，但卻於史無據。
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發表講話的直接原因是，吳法憲與張春橋在憲法修改草案會議上的爭論。在8月份張春橋主筆憲法修改草案時，張對已實行多日的官方「標準政治用語」進行了刪除，即「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原本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一些文章當中。在1970年的8月13日的政治局會上，吳法憲同張春橋就草案稿再次發生激烈爭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張春橋提出：「已經有了理論基礎一句，後一句可以不寫了。」又說：「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諷刺。」吳法憲不知道後一句話是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外賓波德納拉希時針對赫魯曉夫說的，而以為這下可抓住了張春橋的把柄，找到了對他們發動猛烈攻擊的突破口，立刻情緒激烈地反駁：「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肯定了的。這樣說不是要否定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嗎？」又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會議休息時，吳法憲打電話向黃永勝通報情況。會後，陳伯達又邀吳到他家裡進一步磋商，最後由黃永勝向正在北戴河的葉群作了匯報。葉群在電話裡告訴黃永勝：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誇吳胖子「放炮」放得好！（《毛澤東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1569－1570頁）
張春橋為何敢於向林彪作挑釁，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張春橋自忖其背後有江青的支持，而江青的背後當然就是毛澤東。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中央工作格局的不滿，江青等極左派們認為文革初期打倒劉少奇的鬥爭中他們出力最多，本應取得更多的權力，但實際上九大之後他們權力僅僅侷限在文化宣傳領域，政治方面的權力卻十分有限，國家的主要權力集中在周恩來手中，而周恩來又得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大力支持，張春橋等人即使執掌了文宣方面的權力，但依然受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制約，想發個中央文件都不能如願以償。面對九大後的政治局勢，江青等人當然心不甘、情不願，一有機會就要發難，只有不斷挑起新的鬥爭，才能將已經大大趨緩的文革運動再次推向新的高潮。林彪之所以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針對張春橋的批評的講話，就是要對江青等人的為所欲為有所節制和批評。
毛澤東不可能預見到吳法憲和張春橋會在憲法修改草案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執，也不可能預見到林彪會站出來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批評張春橋，因而毛澤東不可能預設圈套讓林彪來鑽。事實上，林彪自己是否在會議上發表講話批評張春橋也還有些猶豫，而在陳伯達和葉群的鼓動下，林彪終於站上了批張的第一線。筆者曾就這個問題作過論述。（丁凱文《廬山會議的鬥爭與毛澤東處理林案之我見——兼談所謂「林彪集團」》，載《記憶》第11期，2009年1月11日）林彪在講話前向毛作了請示，得到毛的許可。據陳伯達回憶：「在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一個房間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它人，在另一個房間等待，等的時間不短。他們談完出來後，大會開了。……散會後，我去問林彪，他的講話是否事先同毛主席商量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374頁）吳法憲從葉群處得知，開會前林彪請示毛說：「有一個問題，想請示一下主席，就是在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反對提天才，不同意寫國家機關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公開反對，……」而毛表示「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毛還說「這個張春橋的後臺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吳法憲說：「這個講話的大體內容，毛澤東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態同意了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793頁）以往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在開幕式上從無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都不發表講話的先例。林彪要求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乃合情合理之事，並非什麼「突然襲擊」，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所以林彪一提他要講話的內容，毛澤東馬上就意識到林彪的用意，隨即表態「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可見，毛澤東並非不同意林彪講話，毛關心的是不要「出格」——即「不要點名」，要將「批評」限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如果是毛澤東預設圈套的話，應該是毛澤東鼓動林彪講話，要求林彪去批評張春橋（事實上，這既不合邏輯，也不合當時的政治情勢），而非反過來林彪向毛表示要發表講話。因而，「陰謀論」一說在此是站不住腳的。
（二）該書作者另一處「陰謀論」是，「汪在其回憶錄中聲稱，在毛盤問他關於國家主席的事時，他的解釋是聽到陳伯達的講話後昏了頭。人們會懷疑：為什麼毛會在與自己如此密切的關鍵崗位上保留這樣一個不可靠的官員。主席將痛斥陳伯達。為什麼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還蒙在鼓裡，即煽動起人們對於中央文革小組殘餘者們的情緒，讓毛有藉口打掉忠於林彪的軍隊派系」（該書334－335頁）該書作者似乎認為，汪東興在廬山上被毛澤東當了槍使，被毛所利用，毛澤東不僅給林彪預設了圈套，還利用了汪東興誘騙眾多的中央委員們上當，參與擁護林彪打擊張春橋。然而，這一「陰謀論」依然於史無據。
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後所扮演的角色，筆者曾有專文予以論述（丁凱文《論汪東興與林彪事件之關係》，載《百年林彪》），文革史家余汝信也撰文予以論述。（余汝信《汪東興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發言解讀》，載《記憶》第23期，2009年5月20日，又見《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704期，2009年6月8日）汪東興曾經是鐵桿的林派，不僅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有密切的來往，思想上有共鳴，且積極參與了廬山會議上的倒張活動。可以說，汪東興幾乎就是林彪在毛澤東身邊的「臥底」，毛澤東及其周圍人員的一舉一動都會由汪東興傳達給林彪。有意思的是，汪東興這個「臥底」並非是林彪有意發展出來的，恰恰是出於汪自己的主動。因此，汪東興實為林彪為首的軍隊派系的一個關鍵人物，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問題的關鍵是，毛澤東是否事前就知悉汪東興與林彪及軍委辦事組之間的密切關係，毛澤東在廬山上為何放過汪東興而將陳伯達一舉打倒？
筆者認為，毛澤東從事政治鬥爭的經驗極其豐富，爐火純青，在抓大的問題和主要矛盾方面尤其老道。廬山會議上針對張春橋的鬥爭，毛澤東馬上意識到這是由於林彪講話而引起，下面搞得沸沸揚揚，根子卻在中央。對於張春橋，毛澤東必須加以保護，否則一旦毛澤東鬆口，張春橋立即就會倒臺，連帶著張春橋從事的活動以及其它文革極左派也可能落馬，文革成果由此不保。對於林彪也不能貿然予以批評，林彪是毛澤東自己在文革中扶植起來的接班人，批林會導致思想上更大的混亂，對於政局的穩定尤其不利。而陳伯達是唯一可以被犧牲的人，陳伯達是從文革極左派分裂出去的文人，本身沒有什麼政治實力，轉向林彪的軍隊一方更多的是因為政見上的共鳴。為了抑制這股反文革極左派的浪潮，拿掉陳伯達是代價最小、見效最快的辦法，毛澤東不缺「秀才、文人」，張春橋、姚文元都可以隨時取代陳伯達，打掉陳伯達對林彪也是一個警告，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因此，陳伯達成為廬山會議上首位蒙難者，這完全出於毛澤東的政治考慮。
毛澤東為什麼會放過汪東興？筆者認為，毛澤東並不清楚汪東興與林彪方面的密切關係，一來，汪東興並未捲進政治局內部關於憲法修改草案的爭論，未曾與張春橋等人形成直接的對立和鬥爭；二來，汪東興也從未涉入政治局內具體的工作，自然也不會與張春橋等人發生衝突。汪東興是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樞紐，是個負責上傳下達的「御前行走」。毛澤東本人又有先入為主的習慣（這一點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有很傳神的敘述），汪東興主動檢討，推卸責任，洗刷自己，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另外，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毛澤東還非要汪東興去辦理不可，故毛澤東放了汪一馬。這點，江青曾予以證實。據參加廬山會議的徐景賢回憶，王洪文曾問江青：「東興同志為什麼要這樣發言？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江青則說：「哦，老汪嗎？他也收到了一份語錄材料，不過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動。那天在華北組的會上，聽了陳伯達的發言，不知怎麼搞的，他的頭腦發熱起來，就說了那番話。老汪他已經向主席作了檢討，那份語錄材料也上交了。」（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219頁）江青在自己圈子裡講話不必藏藏掖掖，是江青帶著張春橋、姚文元在廬山上向毛澤東告的狀，由此引發了毛澤東的激烈反應。如果江青和毛澤東知悉汪東興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真實關係，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汪東興。日後汪東興積極與軍委辦事組劃清界限，嫁禍於人，李雪峰、鄭維山的倒臺以及王良恩的自殺都與汪東興有密切的關係。「913事件」後汪東興更是落井下石，積極主動地要求抓捕黃吳李邱，並充當林彪專案組的負責人。粉碎「四人幫」後。汪改變了毛澤東對黃吳李邱採取軟禁的作法，而將他們關進秦城監獄，將黨內矛盾變為敵我矛盾，這些都是汪東興為了掩蓋自己行為所採取的卑劣手段。由此而觀之，汪東興在廬山上的言行是主動的，自覺的，是廬山上鬥爭張春橋的主角之一。（原文有刪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