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一直在嚴厲審查之下(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5月21日訊】幾天前《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在中國知識界掀起波瀾。這篇文章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它稱「習近平同志高度重視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對脫離群眾危險始終保持高度警惕」，「習近平同志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一個能夠超越多元價值、凝聚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偉大夢想，把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
文章標題來自習近平的講話，內容也是千篇一律的老八股，在黨報黨刊發表的成千上萬的文章中毫不起眼，不值一提。然而文章作者讓很多人吃了一驚：吳冠軍，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真的就是那個滿口西方哲學名詞和字母文字的網紅青年學者嗎？如果是真的，它無異於再次宣示：東西南北中，黨不僅領導一切，而且大家爭相姓黨；不管說著「肇因」還是唱著嘻哈，個個都是黨的人。
還沒等到人們開始懷疑，吳冠軍教授就自己出來證實了。他對人們的批評感到委屈和不解，提出了兩種辯解：第一，原文被大幅刪改。有自稱知情者還替他辯解說，黨報多牛啊，刪改不會和作者商量的。大概也因為認同黨報太牛，作為知名教授的吳冠軍，非但對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沒有提出抗議，而且還滿懷感激地說，「編輯真的為我爭取很多」。第二，「儘管原文被改動很多，我原初的努力還在，在統一的聲音里加入對忘記初心脫離群眾之肇因的分析，能夠在那裡出來，批評只能在正說的方式下展開」。
讓我吃驚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吳冠軍教授這種辯解方式。他大概真的是太專心致力於西方哲學研究了，不知道他的辯解比文章還要陳腐。寫文章堆砌西方學術名詞，故作清高地說一句「你沒有看懂」，在今日中國仍然是學者裝神弄鬼的法寶。但是，在黨媒上拾宣傳牙慧，還期待讀者甘之如飴，就有些弄巧成拙了。
為了尚方寶劍忍辱負重？
在中國社會，媒體受到嚴厲審查。所有言論，無論出自黨媒還是自媒體，都得通過或多或少的審查和自我審查。這是一個基本的背景事實。另一個事實是：和專制社會的所有領域一樣，言論和媒體也分設級別：中央媒體高於地方媒體，主流黨報高於部門黨報，「母報」高於「子報」。從一個稍長的歷史來看，《人民日報》不僅總是胡編亂造（無論是「畝產上萬斤」還是「國外反華勢力」），而且前後矛盾（昨天稱頌林彪和江青為毛主席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今天就說他們處心積慮害死毛主席），像一個精神病患者，但是在每一個具體的歷史時刻，它都是權力的金牙玉口，或者說濫權者的大棒（一篇「四．二六」社論就預示了一場對和平示威者的大屠殺）。
知識份子應該加入這種體制，還是看穿、鄙視、掙脫、揭露和摧毀它？這是一個問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地下刊物盛極一時，話語反抗地火滾滾。九十年代，網路論壇傳承其衣缽。但是，在「八九」之後嚴控媒體的政策之下，網際網路技術很快被黨控制，儘管媒體平臺遍地開花，但是具有政治反抗性質的「地下刊物」幾近絕跡。
另一方面，從一開始，加入體制，取悅皇上，拿到尚方寶劍，然後用它來斬妖除魔，或者推動體制點滴進步，一直是大多知識份子的夢想。在具體的事情上，尚方寶劍很有可能主持一下正義；但是，從稍微長遠的歷史來看，它本身就是維護體制的權力工具，是作惡體制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前提是，一切都在權力的控制之內；一旦超越界限，就被會立即清除，例如曾任《人民日報》記者的劉賓雁先生。
知識份子都是聰明人，但是他們的生存智慧是假裝糊塗。吳冠軍教授在辯解中作忍辱負重狀：想要做點事情太難了！與此同時，他又強化媒體等級制度，稱同樣的話在《南方週末》發表容易，在《人民日報》發表困難；「放在《南方週末》就是鼓掌，放在《人民日報》就是謾罵」。他假裝不知道，《南方週末》因為發表過一些遠沒有他這樣「黨八股」的文章，早已經遭受如潮批評，並被很多曾經熱愛它的讀者厭棄。
不敢拒絕《人民日報》？
一位替吳冠軍辯解的人質問批評者：「人民日報直接找你約稿，你是直接拒絕？誰都是抱著好一些的期待，不曾想會面目全非吧。」似乎所有人都跟吳冠軍一樣，對《人民日報》這種整天說著「奧威爾式的胡言亂語」的權力象徵戰戰兢兢，被「幸臨」則倍感恩寵，豈敢說一個不字？被強姦（文章被刪改得面目全非）只是「不曾想」式的哀怨，同時還得感謝編輯「為我爭取很多」。
於是我就想起來，我在國內的時候，《人民日報》編輯也找我約過稿，央視《新聞會客廳》也找過我做嘉賓，因為忙我還真的都「直接拒絕」了。也有不曾「直接拒絕」的事情：央視某大型晚會邀請我做主持人串場詞撰稿人，寫了一部分但對方要求改動太多，也中止了合作。我還記得稿酬相當不錯。
我想要跟吳冠軍教授說：黨媒沒有那麼牛，沒有什麼是不可以拒絕的。既然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作為一位知識人，您要做的事情是拒絕合作，公開抗議，而不是感恩戴德——就因為它是黨媒！
哪兒都是媒體
為什麼被強姦仍然要順從呢？吳冠軍教授說，因為他的文章有深意藏焉！「批評只能在正說的方式下展開」。這是對黨媒的進一步仰視和神化。且不說他文章中的所謂批評，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領袖們自己不知道已反覆咀嚼過多少遍，而且「在那裡」的批評以「邪說」的方式展開的時候太多了。自古帝王不只喜歡強姦，更對MS樂此不疲。
又想起來，《人民日報》海外版還轉發過我的一篇博客，連網文的語氣都一字未改（當然，吳教授可以說海外版和國內版審查尺度不一樣，不過您放心，就是發頭版頭條我也不會同意它隨便改一個字的）。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哪兒都是杏壇」。文章結尾說：「只要我們想要分享知識，哪兒都是杏壇；只要我們想要學習，哪兒都是鹿野苑。」幾乎同時，我引申這句話，在香港《明報》發表文章《哪兒都是媒體》，講述自己反抗言論審查失去工作的經歷。後來，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頭條新聞》又以同樣的題目拍攝了一部專訪片。我也在西方媒體多次重複這句話。你看，我在《人民日報》埋下了多少「深意」？哎呀呀，怎麼都沒人理解？！
我回顧這段往事，是想重複這段話：「只要我們想傳播，哪兒都是媒體；只要我們想表達，哪兒都是空間。」「哪兒」也包括《人民日報》在內，但是從它的信用記錄來說，應該排在末位。
有人會說，《人民日報》儘管劣跡斑斑，但它畢竟位高權重，影響巨大，在體制內藏點「深意」也許能促成更快的變化。做「國師」、「策士」，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千年夢想。正是這樣的夢想，阻止了變化的更快到來。真正促成變化的力量，不是對它的迎合，而是對它的反抗；不是讓人認同它一言九鼎，微言大義，而是揭穿它胡言亂語，一錢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