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汶川地震中死難的家屬(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8年5月14日訊】一
汶川地震10週年。那場災難改變了很多個體的命運，也牽動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新聞媒體在震後的信息傳播、人文關懷、責任追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觀察中國媒體的一個經典案例，尤其是觀察媒體與政府是如何互動、過招的。
去年，我的朋友和論文合作者、喬治亞州立大學助理教授Maria Repnikova（我叫她「瑪教授」）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媒體的好書《Media Politics in China:Improvising Power Under Authoritarianism》，其中就有一章是專門寫汶川地震報導的。
瑪教授的博士是在牛津大學讀的，她當時拿著著名的「羅德學者獎學金」（就是那個近兩年在中國被包裝成「全世界最難申請」的獎學金）去了英國，不過讀博期間有相當多的時間在中國，研究中國的記者和媒體。我常說，她認識的中國媒體人可能比我認識的還要多。正是因為長期在中國，並且和大量媒體人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所以她對中國媒體的觀察是相當準確、深入的。
《Media Politics in China:Improvising Power Under Authoritarianism》這本書是瑪教授基於自己的博士論文修改完成的，由最好的學術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以下，我基於這本書第五章《Critical Journalists,the Party-state and the Wenchuan Earthquake》的內容，和大家一起復盤汶川地震之後的中國媒體表現。
二
汶川地震發生後，政府一開始是不願意進行更多的信息公開的，立即下達了嚴格的禁令，禁止絕大部分媒體派記者前往災區報導，只允許採用新華社的稿件。但是後來很快就開放了一定的報導空間。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
從記者這邊來看，地震發生後，來自全國的很多記者就立刻奔赴災區，其中包括新華社和CCTV等官方媒體的記者。實際上，在禁令來到之前搶著趕往現場、試圖贏得報導的機會，已經成為中國記者的一種常態，更何況是如此罕見的巨大災難。「跑得比誰都快」，其實是對記者的一種巨大讚美。當跑得快的記者們都已經紛紛趕到現場，禁令實際上已經有些力不從心。
更重要的原因是，從政府這邊來看，一味禁止看上去已經不是最好的選擇。當時雖然還沒有微博微信，但是地震相關影像很快就被網民上傳到優酷等平臺，比新華社的消息還快。針對災難的禁令很可能嚴重影響政府的聲譽。當時正值一個特殊的時間點，西藏314事件之後、北京奧運會之前，中國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非常在意自己的國際形象，如果因為封禁地震報導而破壞國際形象，或許會得不償失。
而且，如此巨大的災難，實際上也不是政府能夠獨自對面的，它需要得到社會力量的支持，才能做好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這時媒體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因此，在一兩週的時間裡面，宣傳部門沒有下達禁令，只是要求多做正面報導。媒體關於救災行動的報導，也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形象。實際上，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市場化媒體，它們最初的報導重點都是救災行動（展現了國家能力）以及情感上的團結（「我們都是汶川人」、「中國加油」）。政府和記者的合作關係比較順暢。
也正是在那兩週裡面，我們看到了很多優秀報導的產生，比如《南方週末》的「汶川九歌：大地震現場報告」特刊（5月22日）和「大地震現場再報告」（5月29日）。同時，我們也看到地方政府和NGO進行了很多合作。
然而，這種蜜月期是短暫的。很快，一個核心問題就顯露了出來：校舍質量問題。官方媒體將發生在學校裡的悲劇描寫成天災，但是《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財經》等市場化媒體對校舍質量及其背後的政府責任進行調查和問責。當然，這種問責其實也是小心翼翼的，因為中國的媒體在避開紅線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他們將監督更多地指向了地方官員，並且更多強調「建設性」：如何讓校舍更加堅固。
面對部分批評性記者的監督，政府這邊是如何作出回應的呢？瑪教授說，政府採用的是一種「創造性的妥協」。
一方面，政府下發禁令，禁止媒體繼續報導校舍安全問題，防止這一話題在輿論中繼續發酵。在這個過程中，四川省的宣傳部門積極運作，既向中央請求下發禁令，又和廣東省的宣傳部門聯繫，請求支援。這樣一來，南方報業的後續報導基本就被壓下去了，但《財經》雜誌仍然在6月9日刊出了封面報導《校舍憂思錄》，這主要是因為《財經》雜誌的主管單位是「聯辦」，不受省級宣傳部門的約束，有更大的報導空間。不過，他們在這一期之後也選擇了暫停追問，這更多是一種主動的策略選擇，因為他們覺得繼續追問的話會破壞和中央層面的關係，影響今後做更多監督報導的空間。
另一方面，政府並沒有無視校舍質量問題，而是迅速採取了政策行動，比如在全國範圍內提高校舍質量標準，同時釋放信號：在災區以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速度和能力重建安全校舍。
一位《南方週末》記者在接受瑪教授採訪時說，汶川地震後一年，他重新回到災區，發現那裡大部分學校都重建得非常好。「我想官員們是在媒體監督和公眾壓力之下作出這種回應的。」
然而，政府在修補校舍質量的同時，拒絕了對官員的進一步問責。因為政府不希望因為這樣的事件影響政治穩定。而這實際上又導致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暴露出新的問題。
從這樣的互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將政府視為嚴格的言論審查者，還是將記者視為一往無前的抗爭者，都是不恰當的。雙方實際上是在上演一場沒有腳本的即興對手戲，政府一開始嚴格限制，很快進行了妥協，之後又加強了對校舍安全問題報導的限制，但與此同時著手解決著校舍質量問題；而記者則是在突破、妥協、尋找安全形度、進行建設性監督等做法中游移。雙方的很多做法都是臨時性的、具備灰色空間的。最終的結果是，解決了一些實際的問題，但又留下了其他的隱患：表面的問題解決了，根本性的、系統性的問題卻還在。
三
汶川地震的報導案例正是體現了中國媒體和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瑪教授的書中展現的是：這種關係遠遠不是那種臉譜化的、黑白分明的論述，無論是政府還是記者都比「打壓-突破」這種二元關係更複雜，而雙方之間的關係也非常豐富和微妙。
她認為，這種關係是流動性的，其核心特徵可以被稱為「有限度的即興互動」（guarded improvisation）。也就是說，雙方並不是嚴格按照某種事先寫好的劇本來行動，而是在互動過程當中不斷進行著臨時的、即興的調整。
在政府這邊，黨政官員允許記者進行有限度的監督，扮演一種提供諮詢建議的角色。不過這種角色又是模糊的，政府這邊隨時可以進行修改乃至收回。
在記者這邊，他們會利用對政策的重新解讀，繞開某些限制，創造出進行監督報導的空間。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也是因為這些政策本身是有模糊性的，是有騰挪空間的。
當然，這種即興的互動是有限度的，是基於由政府設定的基本遊戲規則和基本政治結構來運行的，不能逾越紅線。瑪教授認為，記者和政府雙方實際上是在同一個政治框架下行動，他們也分享著同樣的目標，那就是提高治理水平。（所以，那些聲稱南方系記者是「反對黨」的人，完全沒有搞清楚情況，完全是在用陰謀論的思維臆想。而胡舒立被《紐約客》引用的那句名言頗為恰當：「啄木鳥敲打一棵樹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讓它長得更直。」）
這並不是說記者沒有抗爭精神，而是要強調：記者和政府其實不是針鋒相對的對立關係，並不僅僅是一場貓鼠遊戲。實際上，他們的關係既有對抗的成分，更有合作性的、協商性的、即興調整的成分。
之所以會是這樣的關係，原因在於學界所謂的「碎片化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中國的體制並非鐵板一塊，比如中央和地方之間實際上是有縫隙的，而地方官員往往成為中央官員和記者共同針對的對象。這種碎片化，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體制的韌性和活力，因為它有更多的靈活性，有更大的試錯空間，有更多的諮詢、協商元素。威權並不意味著沒有參與、沒有監督，只不過這種參與和監督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內進行的。
當然，10年過去，當年的那種互動關係已經發生了一些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