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經多次游長江，其中長江武漢這段水流湍急。（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北京親自指揮文化大革命。此前兩天，他在長江游泳，《人民日報》報導其創下超越奧林匹克冠軍的記錄，轟動全球！此舉當然引起許多質疑，一個七十三歲的老人，在警衛和護泳人員的陪伴下，游泳速度竟然比世界冠軍還快！？毛澤東游完泳之後登上一艘快艇，在長江激流中迎風馳騁，意氣風發的向在岸上觀看的群眾揮手致意……
這是怎麼回事？從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捧腹的答案。但接下來李志綏寫道：對我來說，毛的長江游水意味著他自我放逐的結束。這也表示毛不滿中央領導，正發出戰鬥的訊號！
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游長江。（網路圖片）
節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攪得翻天覆地後，又開始隱居起來。
《五･一六通知》通過後，毛跟我說：「讓他們去鬧，我們先休息一下。」這是毛一貫採用的以退為進法，好整以暇地隔山觀虎鬥，靜待他的敵人一個個現出原形。
我們便避開政治的紛紛擾擾，在杭州待了下來。
毛的以靜制變使黨領導群龍無首。文化大革命需要毛的領導。我想此時毛發動文革的真正目的仍讓領導之間摸不著頭緒。
六月初，劉少奇和鄧小平到杭州來過一次，向毛匯報文化革命的情況。劉、鄧走了以後，毛曾經說：「讓他們去處理運動中的問題，我還在休息。」
我當時聽了毛的這兩句話，立刻感覺到，毛似乎置身事外，採取了放任不管的態度。那麼北京亂起來，不正是必然出現的結果麼。
在杭州住下來，仍舊是每星期兩次舞會，有時候去爬爬丁家山。我看他沉思的時候多，說話少了，但是精神上卻顯得很好。
六月十五日由杭州動身，乘火車西行。十八日到湖南省湘潭縣，改乘小車駛向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回到韶山時，到山下的水庫游泳，曾說過：「等我老了退休，可以回到這裡搭個茅棚子住。」當時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決定，自一九六〇年開始，在滴水洞修建了別墅。這就是毛的「茅棚」。
這裡四面環山，長滿了青翠的喬木和灌木。附近沒有居民，是個遠絕人世的山谷。毛說：「這裡我小的時候來放過牛也砍過柴。大石鼓上有一塊大石，叫石頭乾娘，小的時候，每次路過都要拜一拜。另一座山上有個虎歇亭，我小時候常到這亭子裡來躺著。」
住到滴水洞賓館以後，消息更加閉塞。每隔兩三天北京派來機要通訊員送文件一次。他們帶來北京的報紙，我也從他們口中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他們說北京現在各學校都亂了，學生們鬧得很厲害，沒有人管得了。我想再問時，他們也不願意多說。
但我聽說了傅連璋的事。他在文革初就被鬥。一九五八年傅已被強迫退休。由於以前所施行的保健制度，他樹敵不少，領導同志沒有一個喜歡他。但主要對傅懷恨在心的是林彪。解放初期，傅勸林戒毒癮不聽，傅向中央寫了報告。又一次，林患腎結石，傅組織會診，葉群要求查小便，傅不同意，是一位醫生私自去化驗後才確診的。因此林、葉對傅恨之入骨，想方設法要置傅於死地。自一九五八年後我就很少聽說他的事。他挨鬥後，給毛寫了一封信來。
毛說：「傅連璋告訴我，有人鬥他，自殺一次，救回來了。他讓我救救他。其實傅連璋這個人是好人，已經退休不管事了，還有什麼鬥頭，這個人要保一保。」又說：「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
事實上毛的這個保一保，是白說了。到一九六六年底，總後勤部革命造反派的一些人，將傅抓到西山，此後音信皆無。
我們到韶山十天後，六月下旬，湖南天氣很熱。滴水洞因在山谷中間，每天悶熱潮濕，沒有冷氣設備，只靠幾台電風扇，解決不了問題。毛於是決定遷移到武漢。
到武漢後，和外界的連絡頻繁多了。機要通訊員每天由北京來一次，帶來大量文件、報紙、雜誌和信件，我收到嫻的一封信，我們已經有一年沒有見面了。毛在武漢隔岸旁觀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發展，十分高興。他的敵人正逐漸落入他的圈套，他趁此養精蓄銳，準備擊潰他們。從我與他的談話和他給江青的信中，我都暗暗感覺到這點。
起初毛對文革並沒有計畫。但由這封給江青的信可以看出毛對當時局勢的看法，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展，對今後中國可能發生的變化，都做了分析，特別充分肯定了他自己在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毛向江青，而不是別人，講出了心裏話，更加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表明毛對江青的信賴。我認為這封信，極為重要，可以看成是毛在政治鬥爭中的宣言，也是他在政治鬥爭中發出的遺囑之一。
毛在武漢的遁隱生活中寫道——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你還是照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裡（即上海）住一會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六月十五離開武林（即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裡住了十幾天（即在滴水洞）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即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講政變的問題。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問題是，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信中的幾句話：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符。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對於朋友（指林彪）的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講的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為了打鬼（指毛在黨內的敵人），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事物總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減，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知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接近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而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楣了。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軍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改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這信先交給周恩來及康生。江青獲信後，欣喜若狂。雖然信中也有涉及對她的批評，她仍將信在少數核心領導人中印發流傳，以求進一步鞏固她目前的政治地位。毛知道後，命江青收回，禁止流布。我在將信還給辦公廳前就抄了一份下來，保存至今日。
以後二十五年中，我常常回想這封信的內容。今天，親身經歷過那些政治動盪，仍覺得此信足以證明毛在政治上有他自己的真知灼見。毛從未完全信任林彪。毛只是暫時利用林來借刀殺人。林沒多久後，背叛了毛。毛死後，所謂的右派終於奪回權力。
每次政治運動時，我都盡量躲避，免得惹禍上身。這次我本來想，同毛在外地，可以不攪到運動裡去了。現在看來，要躲是躲不過的。
七月初，毛已經離開北京有數月之久。北京一片混亂，他正準備要回去。他對我說：「北京現在熱鬧起來。我在這裡再住下幾天，你先回北京去看看，只看文件和材料不行，要親眼看看，才能分清好人和壞人。你準備一下，明天回去。」毛要我對北京的文革活動進行調查，然後向他報告。他一月不讓人回石溪時，口中所說的「事」，就是這件任務。
我說：「從送來的材料上看，政治局和書記處已經控制不住局面了。現在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也弄不清楚。我回北京去以後，找什麼人才好呢？」這時中共的領導們都在手忙腳亂。在這個政治的大漩渦中，到北京後找誰呢？
毛沉吟了一下，說：「陶鑄調到北京。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你去找他，就說是我叫你去的。讓他給你安排去看看群眾的革命造反活動，和張貼的大字報。等我回來以後，你講講你的看法。」
我仍然不怎麼放心。在毛的保護下，我可高枕無憂，一旦單獨行動，去調查一個根本不瞭解的運動，心情真是如履薄冰。毛幾週前和我說過：「我看，這次要死個千把的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
我不願見到天下大亂，文革使我提心弔膽。第二天，我在離開北京一年多後，坐飛機回到了北京。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我正在北京。那天，毛在長江游水，轟動全球。我跟毛游過好幾次水，因此幾乎沒有注意到這條新聞。我當時並不知道許多抱著懷疑態度的外國人，對一個七十三歲的老人能創下超越奧林匹克冠軍記錄的驚天動地之舉，覺得不可思議。我並不以為然。長江武漢那段水流湍急，毛仰游在水面上，浮起的大肚子可一路順流而下，一下就漂過好幾十里。
對我來說，毛的長江游水意味著他自我放逐的結束。這也表示毛不滿中央領導，正發出戰鬥的訊號。兩天以後，也就是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整裝親臨政治鬥爭的前線，又一次重大的災難正式揭幕了。他開始親自指揮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