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1989年的電影《悲情城市》，講述的正是二二八事件。
嘉義「二二八紀念公園」紀念碑下的四隻低頭喝水的梅花鹿，象徵四大族群共生共榮，意為新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景象。（攝影：乙欣）
您是否還記得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呢？沒關係，讓小編說給您聽。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又稱：二二八事變、二二八大屠殺、二二八慘案、二二八民變等。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是發生於1947年2月27日～5月16日之間。事件起因是1947年2月27日晚間七點半左右發生的「緝菸血案」：「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劉超群、鍾延洲、趙子健等六人，以及四名警察大隊警察，在台北的南京西路天馬茶房前，查獲年約四十的寡婦林江邁在販售私菸。
林婦苦苦央求，希望他們不要沒收自己所販賣的私菸與金錢，由於林婦抱扯著查緝員不放，查緝員葉得根一氣之下就用槍托擊打林寡婦的頭部。林婦頓時滿臉是血地昏厥過去，圍觀群眾見狀，憤怒難抑，紛紛追打查緝員。一陣混亂中，逃到永樂町的查緝員傅學通胡亂開槍射擊，卻誤殺了一名二十歲的市民陳文溪（胸口中彈，次日亡）。六、七百位激憤的群眾因此包圍警察總局，要求警方懲兇。但在聽聞警察局人員說六位查緝員被送到臺北憲兵隊看管後，群眾又於晚間九點多包圍了憲兵隊，要求交出兇手，但交涉始終沒有成功。
28日上午九點，群眾開始嚷著要罷工、罷市，眾多商店即刻響應。群聚的市民憤慨萬分，群情激昂。上午十時左右，憤怒的民眾衝入肇事查緝員任職的專賣局台北分局，兩位職員當場被打死、四人被打傷，多種辦公器物遭到搗毀。下午一點左右，群眾陸續聚集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抗議，但公署衛兵竟然朝市民開槍掃射。民眾激昂的情緒爆發了，對官方不善的處理方式的憤怒，還結合了對於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的失政狀況的憤懣。隨後，高雄、台中、嘉義等地區的民眾加入對抗國民政府，官方與民間的衝突蔓延開來。國民政府還自中國調派軍隊鎮壓，造成民眾大規模的傷亡。只是，根據官方與民間的說法，死亡人數的統計皆不同。
嘉義「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中，展示的二二八受難者圖像。（攝影：乙欣）
嘉義「陳澄波･二二八文化館」中，展示的」嘉義地區二二八事件大事記」。（攝影：乙欣）
二二八事件的資料
二二八事件是相當慘烈的，即使是短短數行，即使是好幾手資料，即使是事隔多年的回顧，也能看出當時如地獄般的景況。其實，事隔多年，我們可以透過眾多史料知曉，此事不僅僅是與台灣有關，二二八事件還牽涉了共產黨對台灣民眾的煽動，其嚴重的後果卻往往被歸數為國民黨政府一手造成的。倘若仔細爬梳種種史料，即可知曉：「許多紅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冤獄，都是由於為了肅清的台灣共產黨的黨羽而發生的。」（參見看中國〈東窗陽謀！共產黨發動利用臺灣二二八事件〉一文）。當我們在觀看史料時，亦不可忘：二二八事件對受害者家屬造成的打擊，多年來的種種悲愴是無法言盡訴透的……
許多死者被割去耳鼻、生殖器，許多手腳被切斷或用鐵線貫穿，許多被從高樓推下再補以刺刀，許多被活活打死或推入海中溺斃，許多被活埋…載滿屍體的卡車穿梭在流血的街上，倒入染紅的河流和海中…（〈二二八：台灣大屠殺〉《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2008新版》，頁87）
三月二十五日，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柯麟、盧鈵欽、陳澄波等四人也同時被槍決。（張炎憲〈徘徊於抗爭與和平解決之間的悲劇〉《二二八事件官方檔案VS民間資料整理輯錄（嘉義地區）》，頁263-264）
嘉義驛前的屠殺，未經過司法審判，軍警擅自定罪，五花大綁，背插木牌，寫上名字，遊街示眾，就地正法，槍殺於熱鬧場所的嘉義火車站前，且曝屍示眾，不准家人立即收屍。
……
驛前的公開槍決，有的人看到父親被關在囚車上，邊跑邊流淚。有的人得知消息後，跑到車站前，看最後一面。家人擁屍痛哭，草草下葬。從此親戚朋友不敢來往，世態炎涼，家道中落，生活頓成問題。妻子兒女所遭受的苦難，四十八年後的今日，娓娓道來，心頭仍痛。死固然悲哀，生又怎能堪耐四十八年的孤寂與無助？（張炎憲〈徘徊於抗爭與和平解決之間的悲劇〉《二二八事件官方檔案VS民間資料整理輯錄（嘉義地區）》，頁273）
嘉義二二八紀念公園的「諸羅哭牆」，是用溪石堆砌成的，代表不再悲嘆過去；圓柱造型設計，即為「諸羅年輪」。（攝影：乙欣）
記憶二二八為何重要？
「二二八紀念日」對台灣來說，是相當重要的社會儀式。對於那些背負著二二八傷痕的家屬來說，二二八是無法遺忘的；對不曾遭受二二八衝擊的民眾來說，二二八是不該被遺忘。有人會說，那都是以前發生過的事情了，我們得要向前看，不要老是追溯過去。話是這樣說沒錯，可是，當事件真相尚未釐清，冤屈尚未洗清，豈能昂首大談正義良知？況且，對歷史事件的瞭解都是奠定個體認知的基礎，也是反映出個人與社會權力結構的連接關係。
根據學者邱貴芬於〈塗抹當代女性二二八撰述圖像〉一文所示，儀式不僅意在傳承歷史，還應具有兩大重要功能－－塑造集體記憶、凝聚集體認同。
這是必然，您瞧，民間每年都舉辦不少民俗慶典或宗教儀式，這些活動都與二二八紀念日當天所舉辦的紀念音樂或二二八紀念展覽一樣，在承傳歷史記憶的同時，也提醒、召喚、凝聚眾人的記憶與情感。一旦記憶了某事件，就會產生認同與否，即使這個悲慘的事件已經過去多年，它依舊存在於能夠記憶起、談論起此歷史事件的民眾的心中，那麼，它就沒有全然消亡。況且，四處相繼豎立起的紀念碑也在原地靜靜訴說著過往，怎容人們無睹？
您也別以為就只是一塊石碑佇立在某公園裡面而已，那可是能負載、連結又支撐起不同世代對歷史痕跡的記憶。所以，不同的政權才會以新建或抹去的方式，來捍衛己身的政治立場。這是因為「歷史遺蹟最大的功能之一便是透過建構集體記憶，讓不同社群的人產生某種聯繫共識，進而形成某種集體認同」，孰能說自己孑然一身，不曾擁護過任何一類的集體記憶？
您可別以為，這種歷史記憶不算甚麼，只是一群人提出來討論討論而已。錯了！要知道「歷史記憶在國家的形成過程裡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席之地。」
正因為，我們都處在一個逐漸讓自己變得無知、無感、無力的社會中，所以很多能揭露事件背後的歷史深意的化史符碼相形之下，重要到讓人無法估量與想像。擁有了這些歷史記憶，不至於讓我們成為無根之人，更能讓我們從中學習經驗，獲取新知。倘若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歷史記憶中沉澱、反思、進步，或許，未來就不會再發生如此慘烈的悲劇了。
參考資料
人權之路編輯小組撰文《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2008新版》（台北：陳文成基金會，2008）
江榮森整理編輯《二二八事件官方檔案VS民間資料整理輯錄（嘉義地區）》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
二二八事件（維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