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8年2月13日訊】一，公有制與計畫體制的錯誤是剝奪人權
何謂經濟發展？每一個社會個體用勞動，用技術，並藉助資本和資源，去討生活求富裕，就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討生活謀富裕是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權利。讓每一個人都有自已去討生活謀富裕的自由，是任何社會都會給予人民的權利，即便是那些吸民血汗的殘暴統治者，也會允許鼓勵人去創造財富，以便他們更好掠奪。而中國的社會主義過程，卻剝奪了個人的這一權利。
中共建政後不久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這一剝奪過程。它首先是生產資料甚至某些生活資料的國有化和集體化，曾經分給農民的土地又被收歸集體所有，私人工業資本被和平贖買為國有資本，增量的生產資本只能國家和集體投資，不允許個人投資。所有的個人都失去或無法形成和擁有個人生產資料。其次是計畫覆蓋了所有的經濟領城，包括生產，流通和分配，個人不但失去經濟活動自由，而且分配也取決於計畫，大多並不與個人實際勞動或勞動成果掛鉤。最為重要的是，伴隨著公有化和計畫化，是生產組織化（非集約和規模生產的自然形成，而是由行政權力的強制推動），和生產組織的行政化，使全國變成一個龐大的組織，它既是生產組織，又是行政組織，甚至還是一個軍事組織。每一個人都依附於組織之中，做一個鑼絲釘，生產由行政指揮，工作由組織安排，收入由政策確定。個人自由的去討生活謀富裕已不可能，甚至稍有越軌還要受到打擊。比如有的農民家多養一頭豬想改善生活，也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需要割掉。個人變成了組織的奴隸，在這種情況下，何來個人經濟發展權利？
私有制與公有制最大的區別不是生產資料佔有方式的區別，而是有人權與無人權的區別。公有制剝奪人權。人有自已去討生活求富裕的權利，這是天然的，你可以說在政府領導下可以更快富裕（能不能更快富裕另論），但你能用不允許做這個做那個，強制人民接受政府領導，來剝奪個人自主發展的權利嗎？機器本質上是一種生產工具，可帶來高效率，個人用自已合法的收入購買機器，以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更多財富，使自已更富裕，也是人的經濟發展權利，所以允許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而不被剝奪，正是這一權利得以實現的保證。你能用這會帶來剝削（是否剝削以及怎樣消除這種剝削另論）的藉口，去侵害人追求更加富裕的權利嗎？經濟發展在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之間，常會產生差異，人的流動和資本流動，可以使人包括資本所有者能夠趨利避害，減少利益損失或追求更大利益，你可以用計畫或審批或戶籍或編製來阻礙這種流動，侵害人的遷徙權擇業權投資權等經濟行為自由權利嗎？自由思想與行為有利於創新的出現，但我們給予人民自由只是為了創新，而不是實現人的尊嚴和權利，是人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嗎？等等。
由於公有制剝奪了個人的經濟權利，以及由這種剝奪帶來的其他自由權利的丟失，人民成為了國家的奴隸。所以公有制等於奴隸制。與私有制相比，是一個退步。公有制確實沒有生產效率，但公有制的根本錯誤不是低效率，而是低人權。
二，人權進步還是經濟進步？
改革是把被政府剝奪了的個人經濟發展權利，還給人民，還是在尋找某種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方法？顯然，我們當時直到現在的觀點，都是後一種。所以有「尋找振興經濟之路」的口號，有「只要有利於經濟發展，就要堅持」的思維，有基於經濟發展速度的「中國模式」的爭執，有政府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等。國家主義在「加快經濟發展」等貌似正確的口號下得以盛行。
我國開始的改革是逼出來的。公有制與計畫體制的低效，逼迫政府把一部分經濟發展權利還給人民。比如農村承包制，是在集體經濟實在搞不下去，農民為了吃飽肚子而悄悄搞起來的，如果再行壓制，農民還要餓肚，更遑論走向富裕了。再比如，允許個私經濟存在，是當時有大批知青返城，國家無力給他們安排工作，如果不允許個私經濟存在，這些人怎麼生計？承包制使農民從集體即組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有了種什麼怎麼種的生產自主權，有了個人勞動成果直接歸個人所有的收益權，有了可以選擇打工還是務農的經濟行為自由。一定程度上把經濟發展的權利還給了農民。允許個私經濟存在，首先是使體制即組織外的人，個人天生的經濟發展權利不受政府限制而得以實現，同時這種限制的取消，也給了體制即組織內的人以選擇的自由。放鬆管制，擴大自由，增加個人權利，帶來了中國經濟的較快發展。
但放鬆管制，給予人民權利與自由，只是為了經濟較快發展嗎？增加人民權利與自由，難道不是人類發展的目的，社會進步的要求嗎？其實，它給我們提出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即個人權利與經濟發展孰輕孰重，何為目的何為手段？當然，經濟發展是為了人們更富裕，但富裕只是人的一種追求，是人諸多權利中的一種。如果讓你吃好穿好卻要以失去權利和自由為代價，那這種富裕還值得追求嗎？難道自由不就是人幸福本身的體現嗎？縱觀近現代世界歷史，特別是那些發達國家的歷史，都是人們爭取權利，爭取平等，爭取自由，並增進權利，增進平等，增進自由的歷史，它帶來了經濟的較快發展，但那些國家的人民爭人權，爭平等，爭自由卻不是為了經濟發展。因為增進人的權利，人的平等，人的自由，本身就是人類發展的目的，是社會進步的過程。
遺憾的是，我們1978年開始改革的主導思想並不是還權於民，並用法制來保障人權，而是加快經濟發展。當時雖有「放權讓利」的實際行為，卻只是為了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比如我們並不把實行農村承包制看作是還權於農民，是把農民從集體經濟中解放出來，由集體經濟制度下的奴隸轉變為相對自由的公民，是農民生產自主權，經濟行為自由權，自已的勞動成果直接歸自已所有的收益權等經濟權利的實現。而是把這當作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一種手段。所以，當農村承包制帶來農業生產取得發展時，農村改革止步，還權於農民並不徹底，土地產權並未給農民，戶藉制度仍限制農民遷徙權等。還權不徹底，為以後的社會經濟發展留下隱患。
人權、自由、平等的進步，確實可以帶來經濟的較快發展，它使生產力中最關鍵的要素人的主動性創造性不被壓制，因為經濟發展本質上是由人推動的。所以擴大和保證個人經濟發展權利與加快經濟發展具有重合之處。但顯然，只是為了經濟發展給予人民權利，這種權利是脆弱的。當經濟發展與個人權利在某種情況下不重合時，人民的權利隨時可能丟失。比如，個人收益權和財產權，如果不被保障，會挫傷人的生產積極性，影響經濟發展，但如果只是為了經濟發展去確立這種權利，個人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實。中國之所以出現強制拆遷，在發展的口號下去侵害個人財產權利。就是因為沒有把個人財產權的保障當作是個人權利實現的需要，而只是為了不損害人的生產積極性，即不影響經濟發展的某種權宜之計。當政府認為經濟發展需要侵害個人財產權時，個人財產權不受侵害即便寫進了憲法，也會變成空話。
改革是為了人權進步還是為了經濟發展，是中國改革觀念上的分水嶺。
三，脫離人權進步的發展是畸形和危險的發展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不需要經濟發展、科技發展、文化發展。經濟發展、科技發展、文化發展也是社會發展的表徵。但與人權相比較，人權進步是社會進步更本質的體現。華盛頓建立民主制度，並沒有使美國的GDP增長，但美國社會獲得一個跳躍式甚至可以說是歷史性的進步。林肯解放奴隸，也不是給奴隸多少財富，而是給了奴隸自由，林肯的功績彪柄千古。資本主義的工業革命確實給人類帶來翻天復地的變化，但沒有歐洲文藝復興以來人權觀念的出現和人權理念的進步，這個世界仍充滿殘暴、壓迫和黑暗。
中國經濟崛起，與中國的低勞力成本密切相關。而低勞力成本由兩種原因導致。一是中國低經濟發展水平帶來的低收入。二是中國的低人權。低經濟發展水平是一種客觀因素，低人權則與政府忽視人權進步有關。二戰後，日本、臺灣、南朝鮮等，都是由低經濟發展水平帶來的低收入起步，並取得高速發展，被學界稱為「東亞模式」。但它們卻是高人權國家或地區，由此帶來人民收入提高與經濟發展同步。所以雖是以低收入的低成本起步，卻只用二三十年時間，人均收入便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中國改革開放後，同樣採用「東亞模式」，利用低經濟發展水平帶來的低收入取得高速發展，但中國是一個低人權國家，人民收入遠遠低於經濟發展速度，所以中國雖然也經過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人民收入卻仍然很低，並沒有進入先進發達國家行列。為什麼？因為中國低人權。如血汗工廠，如強征強拆，如環境污染。
中國現在經濟總量大幅增加，卻是畸形的發展。它伴隨著世界上最大的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官員腐敗，最凶狠的壓榨人民，最短視的資源掠奪和破壞，是帶血的發展。它不僅在發展過程中大量侵害人權，而且經濟發展成果並不為人民所有，大部分進入了權貴的腰包。中國社會尖銳的官民矛盾，便由此而生。這種經濟發展越快，對人民的傷害越大。經濟發展便失去合理性。我們還能要這樣的發展嗎？
更為重要的是，沒有人權進步的經濟發展科技發展，很可能使國家走上危險的軍國主義道路。這是因為，人權進步，不僅可以使經濟科技發展成果惠及人民，不會用於增加國家暴力和軍事力量。而且人權進步本身就會帶來和平理念，約束國家機器，消彌暴力意識。一個民主和憲政的國家，即人權伸張的國家，必是反戰、反暴政、反侵略的國家。希特勒正是由於當時德國的經濟發展很快，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卻又沒有人權理念卻充滿法西斯的宣傳和狂熱，而發動世界大戰的。如果沒有德國當時經濟的快速發展，即便有法西斯的思維，也難於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二戰或可避免。現在的北朝鮮，如果經濟力量很強大，以其政權對人民的殘暴，不僅南朝鮮的人民，而且臨近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等，都不得不對其進行高度防備。
為了中華民族的真正進步，政府再也不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應以「人權進步為中心」。因為人權進步不僅可以帶來真正有效率可持續的發展，而且可以使經濟發展走在正確的路上，即走在為了增進大多數人幸福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