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和蔣經國合影。（網路圖片）
1930年12月初，共諜宋慶齡以所謂「國母」的身份出面，要蔣中正釋放被捕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牛蘭，以換取被蘇共扣押為人質的蔣經國回國，被蔣拒絕。蔣中正認為「我不能違反法令、背叛國家」。蔣中正後來又提出，救愛子蔣經國回國的一個條件是「須認我妻美齡為母」。
宋慶齡出面救共諜 蔣介石拒絕
宋慶齡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就已經成為蘇聯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員，從此為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服務，並從事情報間諜工作。中共上海地下黨特務首腦潘漢年評價宋慶齡說：「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1949年10月1日，宋慶齡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共毛澤東的「開國大典」。蔣中正於當天在日記中寫道：「總理在天之靈必為之不安，國賊家逆其罪甚於共匪，痛心極矣！」
同在30年代，中共上海地下黨由於電台被破獲，無法和陝北的毛澤東取得聯繫。宋慶齡利用其特殊身份，幫助找來了張學良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並提供路費，地下黨派號稱「紅色牧師」的董健吾前往陝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黨和陝北毛澤東的聯繫。
宋慶齡還經常安排中共地下黨在美國人馬海德醫生的診所開會，還曾讓馬海德協助她買大量的醫藥器材送給在蘇區的中共，並護送中共要員出國。
「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
《蔣經國傳》（［美］陶涵著，林添貴譯）的摘錄內容中，蔣中正拒絕了宋慶齡轉達的莫斯科以蔣經國交換蘇聯共產國際間諜牛蘭的要求，開始思念起被當人質的愛子蔣經國。
1931年，蔣中正在日記裡寫道：「我年輕時，沒有努力學好約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愛子女。今既思之，實在遺憾。」
「我非常想念經國，我沒有好好照顧他，實在不對。我對此殊覺抱歉。」
「天啊，我既未能忠於黨國，又未能孝敬母親、照顧子女，真是慚愧……孫夫人要求我釋放牛蘭，換取經國回國，可是我寧願讓經國遠謫蘇聯，甚至命喪異域，也不能放走一個罪人換他回來。人是否有後，國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豈能逆天？我不能違反法令、背叛國家、傷害父母令譽或虛擲生命。為了我兒，犧牲國家利益，並不值得。」
1931年12月15日，蔣中正再次下野，辭去本兼各職，帶著宋美齡離開南京，回到溪口。蔣中正躲在妙高台和雪竇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記中寫下：
「一個人得到後世記住，是因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業成就，不是因為他有子嗣。中國歷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沒有子嗣，可是他們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為自己擔心經國遇害而斷了子嗣，大為慚愧。如果經國未被俄國敵人殺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別人世之後還是會回來。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國，我真心希望早早謝世，以告慰雙親之靈。」
蔣中正耿耿於懷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我情緒極亂……忠孝不能兩全，可謂生不如死。」
1933年2月13日，蔣中正在日記裡歎息家庭破裂，「兒子遠在他鄉」。宋美齡顯然也又和他討論到蔣經國。他在日記中寫下：「任何人認我為父，就必須承認我妻美齡為母。」
直到1937年初，蔣中正依然不能確定是否能再見到親生骨肉。他在日記中寫下：「我深盼兒子能回來……但是若要我犧牲國家利益，我寧可無後。」
面對蘇共斯大林的壓力，蔣中正沒有屈服，不肯承諾停止在國內剿滅中共。
為蘇聯的切身利益 斯大林釋放蔣經國
1937年2月，7･7盧溝橋事變前，一直遭受嚴密監視的蔣經國被突然召見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談話主題無疑就是斯大林迫切需要跟蔣中正成立抗日統一戰線。
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蔣中正被張學良扣押後，中共曾決議「審蔣」、「除蔣」，但斯大林知道只有蔣中正才能夠領導全中國抗日。為了蘇聯的切身利益，解除日本關東軍北上進攻蘇聯的巨大威脅，斯大林嚴令中共毛澤東不許殺蔣，脅迫蔣中正停止剿共，並要求中共毛澤東在蔣中正國民政府領導下抗日。
1937年4月19日，蔣經國在離開中國多年後，乘坐蘇聯貨輪緩緩駛進上海黃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