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的批鬥場面（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10月27日訊】這一家人的故事我一定要把它說出來，因為在我看來，它有著太多的含義，因此寫出他們，這是我基本的初衷。
我非常感謝所有的閱讀者，能聽我極其枯燥的敘說這樣一段往事，而且，說實話，這些略帶久遠的往事，如今梳理回憶起來，在我的記憶裡確實有些支離破碎的味道。所以，會有一些場景的偏差，甚至人物年齡的錯誤，它確實距離我們今天太遙遠了。
但是，我要說的是，我所講述的這些往事中的基本情節沒有虛構，這不是小說。這條小巷依舊在，我兒時的家依舊在，那些院落依舊在，唯一物是人非的就是，在經歷了近四十年的時空之後，它更多的在我的心中形成了一個具象。而這種具象會經常折磨著我的回憶，有的時候我甚至都能嗅到兒時的味道，感覺到兒時的色彩，所以，人的一生注定離不開回憶。
文革後期的時候，我聽到過一種說法，就是「忘掉過去，一切向前看。」多麼自慰的語言，多麼「寬厚」的心胸，可是，你我他，所有的親歷者果真能忘掉這一切麼？
果真麼？！
按照列寧的說法「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真的不相信很多人選擇背叛。就在我的這個系列寫到第五篇的時候，我接到了我的一個好友的E－mail，他問我「你寫這些究竟要說什麼，或者要告訴我們什麼？」我沒有回覆他，那麼就在這裡算是給他一個答覆：「沒有任何目的，我就是要寫出來。」或許這樣的答覆不能讓一些人滿意，但，僅此而已。我有些驚訝的是，我的這個系列的東西，發在我的博客上的時候，我居然看到了一些很激烈的留言，有人直言不諱他懷念那個年代，甚至認為文革的一切都是對的，甚至還期待著再來一次這樣的「革命」。
樓上的另外一家，是一個時年大約四十歲上下的女人，她獨自帶著四個孩子，兩男兩女。她的大兒子有先天性心臟病，死於1987年。小女兒是小兒麻痺後遺症，走路困難。唯一兩個健全的，大女兒是一個先天性高度近視，二兒子是家裡唯一的身體沒有任何缺陷的人。
我管她叫「嬸」。聽母親說，嬸原本不是一個苦命的人，她是大戶人家的女兒。而她的先生一直在給當時的俄國專家當翻譯。但是，她先生卻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二年死於肺病。一個死了男人拉著四個孩子的人，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
但是，嬸卻是一個十分特別的人。事實上，我一直沒搞清楚，她到底是做什麼工作的。先生去世後，她很少管顧家裡，常常是扔下四個孩子，一走幾天。而四個孩子就靠著劉大叔和我們家照顧著。
在我的印象裡，我至今依然清晰的保留著他們家的印象。推開那扇門，就是一個大大的炕，是用木板搭成的，四個孩子就擁擠著睡在那裡。而一扇上了鎖的拉門的小屋，據說是嬸的房間，誰也不知道什麼樣子。
事實上在我母親和劉大嬸的嘴巴裡，我從來沒聽到過對這個女人太好的評價。主要是因為她很多次扔下家裡的孩子，讓我母親和劉大嬸感到憤怒。
三十五年後的一天，我和她的二兒子坐在一起，冬日窗外的雪花悄然灑落，我們面前的火鍋在翻騰，舉著杯子我們一度相對無言。他喊著我的乳名：「來，干」於是我們哥倆，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
嬸於2003年故去，享年七十四歲。
有關這個女人的多數印象，都是後來逐漸清晰起來的。文革期間，因為出身問題，她幾乎不敢白天出門，即便這樣「紅衛兵」也還是找上門來，但是，「紅衛兵」們推開她的家門，除了失望就是驚訝，「這是地主大戶女兒的家？」破敗而凋零，全家幾乎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於是「紅衛兵」們頓時失去了揭批的興趣，無比失望的看著這個「破落地主女兒的家」。看著四個驚魂未定的孩子，在我的母親和劉大嬸的勸說下，他們悻悻而去。而且，從此再也未出現在這裡。
我們的命運常常被莫名其妙的改變。文革的動盪，讓這座小樓的兩戶人家，我們家和劉大叔一家相繼離開，而嬸的一家卻沒有動，一直到今日。她的二兒子，依然居住在那裡。用他的話說，當年的日子衣不裹體，食不果腹，吃了上頓，不知道下頓在那裡。你能想像到，一碗稠稠的玉米粥上面撒一點鹽，或者是滴上幾滴醬油就是他們最好的吃法麼？而兄妹幾個常常為這樣的飯而大打出手。先天心臟病的大哥，嘴唇發紫的看著他的兄弟妹妹們搶奪，淚流無語。
很多年後，我看到了最小的妹妹，她已經作了矯正手術，走路基本幾乎與常人無異，非常漂亮。說起往事，她眼中擎淚，數度哽咽。不過，她很快就笑了：「哥，這一切都過去了，你看我都做媽媽了。」充滿了快樂，充滿了開心。我心裏有一種酸楚的感覺：小妹妹，我相信那一幕你不會忘，只不過你把它深埋了而已。
其實我最不能忘懷的是哪個心臟病而英年早逝的大哥。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在那個困頓的日子裡，他坐在窗台上吹笛子，成為一個非常特異的風景。他的笛子吹得非常好，據說完全可以進專業文藝團體。但是，先天性心臟病和當時認定的不光彩出身，讓他注定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物。文革後期，鑒於家庭生活的實在困難，高中畢業的大哥，分到了街道工廠，當了一名糊紙盒的工人，這工作一直干到他去世。我一直覺得，如果大哥小的時候能有一些營養，或者能跟上藥物治療，不會那麼早就離去。
大哥的笛聲在我的感覺裡，依舊在小巷的上空飄蕩，非常激越，非常明快，你根本聽不出來那是一個心臟病患者。大哥的畫也畫得惟妙惟肖，尤其是畫人，三兩筆下去就給你一種非常傳神的感覺。有的時候我會這樣想，蒼天其實一直試圖製造一種殘酷和不公平，比如對大哥，給他了才華，卻不給他生命。
嬸在文革後，曾經有一段時間精神出現了一些問題，後來經過醫治得以康復。
她的一生命運多舛，十分清苦，但是，對於她，她的兒女們也用了「看不懂」這幾個字。這是她的二兒子親口和我說的。或許是因為家庭的原因，老二成為這個家裡唯一的頂樑柱。他也差一點成為危害鄰舍的「禍害」。身材高大威猛的他，曾經一度成為這條小巷，令人色變的人物，用他的話說「打出來的。」他曾經因為過失傷人，而被勞動教養兩年。但是，令人嘆服的是，他兩年教養期滿後，走上了一條洗心革面的路，做過苦力，也開過出租車，當過倒爺，用他的話說，什麼賺錢就幹什麼。如今，他經營著一個土石方的運輸車隊，生活的也算十分愜意。買了一套很寬敞的新房子，卻依舊喜歡居住在老房子哪裡，用他的話說「他習慣於小巷裡的一切。」
嬸的大女兒和我是同班同學，高度近視的她現在已經為人母。她是一個性格十分和善的人，說話從來不會高聲。在那個貧瘠的年代，她沒有得到很好的眼睛矯治，現在依舊是高度近視，只不過已經戴上了一個很漂亮的眼鏡。這讓她看起來矜持和端莊。談起往事，她總是說不完的感謝，感謝我們一家人，感謝劉大叔一家人。她告訴我，她現在信奉天主教，用她的話說，學會感恩，一個人的心靈會恬靜而和美。這話很讓我感動，我相信它發之肺腑，來自心底。
在多數時候，大多數的人，面對善惡的時候，會毫無疑問的選擇善良，我相信這是一種本能的使然。但是，當一種引導，一種趨勢讓你選擇惡的時候，我相信，更多人是一種盲動和盲從。我記得我曾經看過這樣一段文字：「政治是永遠為服從於需要而生，因此，政治的骯髒在於，它一方面冠冕堂皇的讓你熱血沸騰，一方面骯髒的讓你嘔吐。當你信仰純真的為它賣命的時候，政客們正舉著盛滿鮮血的酒杯，彈冠相慶。」我承認，這是一段非常尖刻的文字，但是，我更承認，它十分生動形象。
這都是一些普通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但是，我們無論何如也擺脫不了那個時代的印記。小巷的滄桑風雲，其實就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縮影。它忠實的記錄了一段你無法揮散的歲月，也忠實的記錄了一段無法重來的人生。
我們從飢餓的時代走來，從動盪的時代走來。但是我們比自己的父母看起來更幸運一些，因為我們沒受到那種暗無天日的黑暗，沒遭受舊社會底層人民的苦難。2002年我出差去武漢，去過武漢的一個叫「吉慶街」的地方。那裡餐飲遍地，那裡食客如雲，那裡吵鬧的讓你無法有食慾。那裡赫然的被人們稱作「快樂的舊社會」。不斷地有各種「藝人」出現在你的桌邊，自報奮勇的要給你演奏，當然不會是白演。所以，你聽著那種幾乎與噪音無二的「音樂」無論如何是不會有快感的。一個吹笛子的「藝人」自報奮勇的要給我們演奏一曲，我們實在推托不掉，我說「這樣吧，你給我們演奏一曲《揚鞭催馬運糧忙》。」我突然看到他愕然的目光。我笑了，這有些難為他了。其實，這是文革期間非常有名的一支笛子曲目而已。
確切地說，我認為文革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甚至影響了數代人的命運。我一直不能苟同它是一場「文化革命」。如果我們把革命簡單的定義到這樣的層面上，人類有關「革命」的含義需要認真地修正了。我坦率地說，我一直認為它是一場災難，一場人為的災難。這場災難帶給中國人心靈的創傷，和肉體的創傷是顯而易見的，是難以平復的。
不是所有的災難都不可規避的，尤其是人為製造的。我們沒必要去抱怨，但是如果我們連起碼的反思和自省都沒有，在我看來這才是最可怕的。耶穌有一句名言：「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事實上我們確實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不知道自己的愚蠢和盲從，不知道自己成為一種勢力或者是一種運動的幫凶或者是看客。而我更驚訝的發現，所有的參與者，或者親歷者都會對這種往事有一種不以為然的態度，或者是「我無過，過在他人」的心態，而在我看來，這也是可怕的。今天我們身處的社會，有了足夠的繁華，有了足夠的物質，甚至有了足夠的奢華，人們已經習慣於用一種文化速食者的心態去迎合這一切，我們永遠跳不過自己的光影。所以，在更多的意義上，我們可能用一種漠然或者是淡忘，去對待身後的一切。
一九六八年，城市裡武鬥的槍聲刺耳而恐怖。那一個早晨，我轉業復員的大哥，帶回家一支半自動步槍，我甚至能清晰地記得那橙黃色的槍托，那烏藍的槍身。我父親第一次雷霆之怒，他怒斥了大哥，讓他必須把槍送回去，從那以後，我再也沒看過大哥參與任何派別。他成了一個逍遙派。
一九七八年，我在單位的武裝民兵射擊比賽的時候，五發子彈打出了46環，曾經代表單位參加了所在市地的比武。我曾經在一個午後，用半自動步槍，打出了數百發子彈。但是，我依然對尖利而清脆的槍聲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恐懼。
我有一個非常要好的牧師朋友，我經常以為他說出來的話都帶有一種教誨或者是箴言的味道，有一次他這樣告訴我，所有的嬰兒來到這個世界都無所謂善惡的，但是，隨著時光的前進，他們必然要接觸善惡，學會善惡。我相信這話和我們的《三字經》的開篇語「人之初，性本善」並無實質的差異。我一直認為，善惡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標準，而是一種行為的界限，或許有的時候我們很難界定這樣的界限吧。
林麗走了，付軍走了，樓上的大哥也走了，遲早我們都要走。但是，就像央視賑災義演上那個從災區來的，父母生死未卜的女孩，所說的那樣：「我們要好活。」
好活，多麼簡單而複雜的人生命題。
小巷口的夕陽，曾經是一道非常迷離的風景，如今，已經見不到了，因為它的周邊已經蓋起了高樓大廈，而且據說不久小巷這裡也將被搬遷改造。所以，遲早有一天，小巷會消失，但是，壘在心中塊壘的小巷，注定無法消失，那些人都鮮活的存在於我的記憶之中。
直到永遠。
（另：2016年，我乘車路過當年居住地，看到曾經家裡的小樓以及那條小巷多數的建築都被拆毀，那是一個真正的黃金地段，覬覦的開發商們不會放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