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律師所著《2017年，起來中國》（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17年8月21日訊】「赤裸裸的反人類行徑」
吃喝拉撒睡是人最基本的權利，即便是對於坐了牢的囚犯而言，這些權利也是受法律保護的。但中共對於它所謂的政治犯，常常連這些最基本的人權也肆意予以踐踏甚至剝奪。高律師的遭遇便是個例子。
不准睡覺
2006年8月15日，高律師再次遭到秘密警察的綁架。當天晚上睡下不到5分鐘，牢房鐵門響起，「8.15（秘密警察給高律師起的代號）提審」，剛顛簸了9個多小時，全天未進一口水的高律師，被銬住雙手後架到審訊室。他被按在一個特製的鐵椅子上，這把鐵椅被固定在地上，它的設計體現了人性的極致陰暗及鄙劣，腳脖處和腰間有兩處鐵環固定。被固定在鐵椅上後，特別設在牆上的兩盞強光燈又對準了高律師，幾名警察開始輪番對他進行持續的精神折磨。每到晚上睡覺的時間，他們定會準時來提審，整夜整夜將他固定在鐵椅上「突審」；白天則強制他整天整天的「坐板」（盤腿坐在硬板上）「反思罪行」，就是不讓他睡覺。高律師第一次領教了什麼叫「生不如死」。
不准活動
2008年2月4日至4月28日，高律師在北京一處秘密地點被武警部隊野蠻囚禁了將近三個月。這段時間裏，他每天早晨五點半被準時叫醒起來坐定，一直要坐到夜裡十點五十方可上床睡覺，不但長達十八個小時左右，而且期間不准活動，那種苦楚真是綿綿不絕而痛苦不堪，實在無以言述。他每天就盼著夜裡十點五十有人來換班，對自己說「老高睡吧，趕緊睡吧」。可有極少數看管者根本不顧不管高律師一整天裡坐了整整十八個小時的那種巴望與絕望，換班進門後一屁股坐下就開始打遊戲機，高律師只得繼續坐著，儘管這時他已堅持至極限近乎崩潰。因為他們不下達睡覺的指令，高律師是不能動的，他們可以隨時違反規定而高律師卻絕對不可以。
不准洗澡
更有甚者，關押初期還不許高律師洗澡，幾經交涉也沒用。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到了第十八天，來了兩位頗有風度的服裝「全盤西化」的上級「領導同志」，其中年紀較輕的那位一臉肅然道：「老高，關於你要洗澡的事，上級領導非常重視，今天專門派我們倆來給你答覆，正在逐級上報協調，再繃上一段時間，再繃一繃，啊。」用高律師自己的話說：「不是親身經歷，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抬手擰開水龍頭就能實現的一件小事，十八天後，竟專門派了兩個人從北京市內趕來做了這樣一個極具娛樂性的回覆。」
不准用廁所
即便在大小便這種問題上中共也不放過對高律師進行刁難和羞辱，有時竟然有廁所也不讓他用，硬是強迫他在嚴密的包夾中解手。例如，在被武警部隊秘密囚禁期間，當局在囚禁高律師的房間的門口外面的樓道裡放了一隻小便用的廢棄塑膠桶和一隻大解用的馬桶。囚室門朝外鎖上，鑰匙由監控室值班人員控制，高律師若需解手，得向士兵喊報告，由他們按動安在室內的呼鈴按鈕，再由監控室值班員打開門。在高律師解手的整個過程中——不論是解大手還是解小手，都由三名哨兵將他圍成個三角，各距其七十五分而呈欲扑狀，做出隨時緊急處置的形、神準備。連一位看管高律師的士兵都為之不平：「日本人八、九十年前在東北關押中國人的監室裡就裝上了抽水馬桶，沒想到共產黨今天關押本國人竟有抽水馬桶不讓使用，非得這樣做？！」
不准換飯菜
在被武警部隊秘密囚禁期間，高律師吃的都是水煮白菜幫子，一日兩餐煮白菜雷打不動，一口氣竟吃了幾個月，多次抗議也沒用。那種青色白菜幫子有兩個超乎尋常：一是在菜市場上能撿到卻買不到，咬一口，一綹一綹的筋；另一個是煮工獨到，青幫菜的顏色煮過後竟不發生任何變化。為此高律師感嘆道：「不親身經歷，很難理解其中的苦楚，有時竟盼著哪怕能弄上一碗粥喝也足算得上是一次大改善。至少，我是覺得那一律不變的煮白菜的苦楚，絕不亞於囚禁本身所帶來的苦。我有時竟饞得‘坐臥不寧’」。
不准睡覺、不准活動、不准洗澡、不准上廁所和不准換飯菜，這一連串的不准誠如高律師所言，堪稱「赤裸裸的反人類行徑」，其殘暴野蠻怕是連希特勒法西斯也要甘拜下風了！
高智晟律師（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中共秘密警察的卑鄙陰毒
以親人、親情為要脅，是中共秘密警察逼迫異議人士就範常用的一招，也是非常卑鄙陰毒的一招。高律師在女兒上高中問題上的遭遇就是個例子。
2008年那會，中共打起了逼迫高律師與其合作，結成所謂「利益共同體」的算盤。北京秘密警察頭子於泓源曾多次向高律師提及，如果他完全依循他的設計，他的官會越做越大，到時他們會擁有很多資源，「我們合作吧」。
那段時間，攔在高律師面前最現實的問題即是女兒上高中的問題，周永康及其打手們將之視為終於可以迫他俯伏在地的軟肋。他們曾公開在高律師跟前調侃道：「老高有著他不同階段的‘七寸’，過去是老太太（指我母親），現在是倆孩子。」
「我們不可能永遠懸而不決。」於泓源有一次在和高律師談話中肅然以道。
「我這裡從來不存在懸而不決的問題，懸只在你們那裡。只要我一家還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間，孩子們也還能正常地去上學，我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我願意為他們苟活著。你若非要改變現狀，而朝著你期望的方向的改變是沒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麼。」高律師也介面肅然道。
然而，高律師的決絕並沒有使對方死心。為了最終達到讓高律師與自己合作的目地，當局拋出了三大「誘餌」：一是要把高律師大哥家的一個兒子安排在公安系統；二是給高家批一個煤礦（那時段高律師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動批受煤礦開發，引起了給批個煤礦之說）；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學校，將來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辦，可立即把全家戶口轉至北京（於泓源曾不止一次說過「這是咱系統能辦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高律師必須「填個表改變身份」。秘密警察孫荻在跟高律師提這個要求時往往會接著再加一句——「願做官的話，警銜遠在我和老於之上」。說完，他便死死的盯著高律師的眼睛。
誰知高律師依然不為所動。他提醒對方：「共產黨政權在過去六十多年裡，作為一個龐大而現實的存在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組成他龐大系統的無疑都是中國人。作為個體，我不認為人人都無恥，個個都不光彩，但那裡面絕不能有我，至少已經成了今天的我。」
在孩子上學的問題上，高律師多次跟當局強調：如果你們不從中作梗，我有條件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可秘密警察卻蠻橫的告訴他，「絕不」允許他自己解決，只能由政府來解決。說要將他的問題打包解決，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們會下檔專門解決，給倆孩子安排最好的學校。他們多次來講：「老高，政府的正式檔都準備好了，你們附近的最好中學是十七中學，只要你一句話，不光他們的上學，今後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說白了，還是逼高律師入夥，成為「利益共同體」。
由於高律師始終拒絕「入夥」要求，女兒在北京上學的問題因為秘密警察的阻擾一直得不到解決，即便他想盡了各種辦法，包括讓女兒去北京以外的地方上學，結果仍是一籌莫展。試想，有秘密警察從中作梗，這個問題怎麼可能解決呢。
到外地尋夢的期望破滅後，孫荻給高律師打來電話，說：「不要去外地折騰了，沒有用的，回來吧，還是我們幫你解決吧，而且是一定能夠解決的。」
就在這個萬分危急的時候，幸得法輪功學員的無私幫助，高律師夫人耿和與兩個孩子成功逃離中國抵達了美國。事情被秘密警察發現後，他們暴跳如雷，再次綁架了高律師。
接下來，兩個孩子再次成了當局要脅威脅高律師的砝碼。
一位秘密警察對他說，別以為逃出去就萬事大吉了，「你也太小瞧共產黨了。你不管逃到哪裡，我們照樣能找你事，說明瞭，沒有我們的拳頭構不到的地方。在國內，你們在我們手心上；在美國，她們同樣在我們的手心上。你那倆孩子在國內，我們的手段只是小打小鬧，說白了也就只是噁心噁心你們；你別以為到了美國就安全了，老高我明確地提醒你，你的兩個孩子在美國能不能安全的事，我們很快就會讓你知道我們的手段。我可以再給你明確一步，這倆孩子在國內，我們是不會要他們的命的，到了美國，我們不排除進一步的考慮。」這個秘密警察滔滔不絕說了半天，其中心內容無非就是他們要傷害高律師的兩個孩子，且實現起來易如翻手，而避免這禍事的唯一途徑就是高律師「成為我們或成為我們的朋友」。
在談話過程中，高律師至始至終不復一言。對方問：「怎麼不說話呀？連兒女都不在乎，就是你們這種人的德性。連兒女都不管的人就不配做人。」在他一再催促下，高律師只好回答他：「你們要施行傷害我倆孩子的壯舉，我的表態並不是必經程式，聽你的口氣是易如翻手，也就是說你們不大會需要技術支援。我的確本不打算跟你說什麼，不是因為我有多高大，實在是因為你太卑下。其實，你給我喋喋不休講了半天，如果我的倆孩子活在這世間，與你們政權的美好有礙，除掉他們就是了；而把除掉孩子的事非要事先說與他們的父親，不管有多高尚的裹飾，究竟還是脫離不了卑鄙一途。」
高律師的話可能使他很驚異，他竟一臉詫愕地盯著他，足有三分鐘。
秘密警察的邏輯真是匪夷所思，明明是他們毫無人性可言，在拿孩子要脅威脅高律師，卻說高律師不肯屈服就範是「連兒女都不管」，「不配做人」。要說不配做人，還有誰比卑鄙陰毒外加下流無賴如此的他們「不配做人」呢！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