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擔任「梁效」（諧音：兩校，實為中共御用寫作組）副組長的湯一介（圖片來源 公有領域）
【看中國2017年6月14日訊】梁效是誰？或許今天許多年輕人並不知道梁效為何人，但在瘋狂的文革時期，梁效是紅得發紫又禍害無窮的一個名字。實際上，如今活躍在媒體上的一批網路新貴實際上就是梁效的變種，無論他們以何種面目出現，其扮演的角色都是文革中的梁效，只不過今天的網路新貴更無知更無恥更無德也更無才罷了！
文革之後，善良的人們才知道梁效是北大、清華奉旨組建的秘密寫作組，成員均是當時的學界精英，包括哲學史家馮友蘭、歷史學家週一良、文學史家林庚、語言學家魏建功以及範達人、何芳川、湯一介、葉朗、胡經之、馮天瑜等等文史哲高人。
這些人拼湊在一起，用謊言來欺騙國人來效力於專制極權勢力，梁效共撰寫了219篇文章，公開發表了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為當時從上到下的學習文件。署名梁效的文章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須優先轉載。那些文章常常出現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北京大學學報》、《歷史研究》等重要喉舌的顯赫位置，因而當時流行一種「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說法。
在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時代背景下，梁效所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險惡的，對於文革浩劫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文革之後，由於官方並未認真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梁效的陰魂常常遊蕩在神州大地。這是中國當代史也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上一個奇特悲劇性的人文事件。梁效「忠誠」祖國和民族，狂熱地捲入了宮廷內鬥之中，認定黨內國內還有很多壞人惡人，而只有他們才是真理的化身！
梁效在那場浩劫到來之時，他們不加思考，當然現實也不允許他們思考，便義無反顧地投身到為歪理邪說辯護喝采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無不彰顯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先天性缺陷，即從來沒有形成獨立的思想和人格，更沒有基本的良知。
在權貴和真理面前，他們更容易倒向權貴而遠離甚至咒罵真理。當一兩個骨頭硬的知識份子想要獨立思考時，不是死亡就是被管制，於是那個非常時期知識份子除了沉默也跟著作惡。
當年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提出知識份子必須人人洗澡、人人過關，其結果是人人告密、人人遭殃！
有文章曾描寫這樣的情景：「在清華大學，馮先生（馮友蘭）已作了幾次檢查，群眾反映很好，但領導還認為他‘問題嚴重’、‘不老實交待’。金岳霖跑去安慰馮先生，好心勸他說：‘芝生，你問題嚴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檢查，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馮先生接著說：‘是、是、是，我問題嚴重，問題嚴重……’。這時金先生向前幾步，抱住馮先生。兩個白髮蒼蒼老人的頭緊緊地依偎在一起，眼淚和鼻涕齊下。」
他們的哭，內涵應該是很豐富的，或懺悔、或迷惘、或重生。還是同一個馮友蘭，經過脫胎換骨的改造，在文革中他建議說：「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面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個歷史經驗很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借鑒，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這就是明確表明「焚書坑儒」好得很，今天還要搞。馮友蘭究竟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我們是應該責備他還是應該鏟除製造這種語言的環境？
勿庸諱言，令人窒息的政治環境，知識份子很難扛得過去。但能不能不主動去配合那些惡人去害人？能不能緘默不語？是的，張志新、遇羅克、顧准畢竟是少數，但主動依附政治陷害無辜的罪惡值得後人徹底反思。
遺憾的是，中國並沒有反思這段歷史，對於梁效的問題，北大黨委曾給出結論：這些同志是組織上派去的，他們個人是沒有責任的；他們在梁效期間寫過一些錯誤文章，應該以歷史條件加以解釋；希望他們放下包袱，為教學科研作出貢獻。
正是因為從上到下都默認迴避這段不堪的歷史，才有今天一些人對文革的懷念，也才有梁效之流在這片土地上常常復活。
那些懷念文革的人，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文革時代沒多少腐敗」，實際上，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官員和平民都付出巨大代價，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輸的災難。今天仍有許多人認為文革是「有利於自己」的運動，那些文革後出生的群體，因為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傷痛，大腦被謊言教育成功「格式化」，更相信文革是一次反官僚反資產階級維護社會公平的「民主運動」。當然也有人對現實不滿和渴望改變，導致「文革幽靈」在朝野擁有相當廣泛的民意基礎。
「文革」期間，且不說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在數不清的「武鬥」和鎮暴中慘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如果真把風調雨順中長大的年輕人放回「文革」時代，那樣的日子恐怕他們連一天都過不下去！懷念讓這個國家幾乎毀滅的「文革」，只是他們不知道「文革」究竟發生了什麼。
作家秦牧曾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懷念文革的人，懷念的並不是文革本身，而是懷念文革所代表的時代以及被埋葬在記憶深處的青春歲月，比如知青們懷念下鄉時代，不能說下鄉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原因不是下鄉，而是那個時代代表著的自己的青春以及跟青春有關的許多回憶。更多的人懷念文革是因為對文革有幻想，一些人沉湎於扭曲的歷史觀，對並不遙遠的沉痛教訓一無所知，進而在無力改變腐敗、不公面前，一廂情願地幻想通過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規手段來治理社會。
今天，當遠離文革的西方文明國家因為害怕犯同樣的錯誤，而紛紛開設文革紀念館時；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國人卻還想重新回到文革，這是多麼可怕的現實！我們已經錯失了很多歷史機遇，今天運載我們的是「現代文明最後一敞末班車」，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後面是萬丈深淵。下一個巨坑就在我們腳下，一旦跌下去就會萬劫不復，或者按習的說法是顛覆性的錯誤。
經濟學家、教育家、《資本論》譯者王亞南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慘遭迫害，死前對朋友說：我並不怕死，只是想在死前看看這齣戲的結局，看看那些丑角的下場，否則，我死不瞑目。他說：「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巴，一種是騙子，我看今天的中國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巴。」其實不完全這樣，應該是四種人：騙子、傻子、啞巴還有說出真相的人。多數情況是少數騙子騙昏了一群傻子。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傻子把說出真相的人都說成是漢奸、資本家的走狗、賣國賊以及煽顛分子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