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哲妻子李净瑜（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看中国2017年5月25日讯】「很不幸的，西方有些人選擇相信它所維繫的假象，但我們實在不該認定中國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法律服務的對象不是人民，是共產黨
3 月 24 日，雪梨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義抵達廣州機場準備搭機返回澳洲，結束他為期 20 日的學術訪問。長期關注、研究中國人權問題，他在當月 4 日入境中國，為中國人權律師的情況收集相關資料。馮崇義表示，他在入境期間，一直受到中國國家安全部的「關心」，時不時會找他談話，並追蹤他的行蹤，但他不以為意。
為了學術研究，這已經不是馮崇義第一次與中國國安部交手，對於不定時的跟蹤與問話，他習以為常，認為這些都只是「例行公事」，然而當他於 3 月 20 日離開雲南昆明抵達廣州時，情況變得有些不同，不但國安警察找他問話的頻率增加，過程中間還「高規格」使用測謊機，這令他有些不安，所幸旅程已接近尾聲，他按照原定計畫到達機場，卻發現他已遭到限制出境。
面對邊檢人員的攔阻，馮崇義感到擔憂和憤怒，且無從得知具體原因。他猜測，也許是他對中國政府近年來在人權上採取的高壓政策所做出的批判，引發高層不滿（馮崇義從不避諱他對中國鎮壓維權人士的手段感到反感，也經常公開撰文批評；去年「709 抓捕事件」滿週年，他甚至高調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指他主政以來，非但沒有促進中國改革開放和憲政轉型，還大開歷史倒車）（註一），又或者他關注人權律師的學術研究惹惱了當局。
無論原因為何，無法離境成為既定事實。當中國政府欲限制一個人的人身自由，它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不能離開廣州，我哪裡都去不了，」馮崇義說。「我與他們爭辯，想釐清他們基於什麼法源限制我出境，他們回答，我涉及了危害國家安全，那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他強調，作為一名學者，他應該享有應得的學術自由。「他們不但違反國際規範，甚至也違背了中國自身的憲法精神；我並沒有犯法，是他們犯了法！」馮崇義義憤填膺的說，可是改變不了他的狀況。長期研究中國人權問題，此刻他第一手體會：這個國家的法律服務的最終對象不是人民，而是共產黨。
用自由換取安全──近代史的餘悸猶存
每當談及對岸領導人習近平，至今我還是會經常口誤，稱呼他為國家主席，然而在中國，大家習慣稱他為「總書記」。起初我不明白原因，畢竟對我來說「國家主席」理應是中國的最高領袖，不應該用矮一級的頭銜稱之，但後來我發現，中國共產黨才是對岸最高的權力機關。在黨大於政府的文化下，自 1982 年中國廢除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一職後，總書記成為國家的實質掌權者。
換言之，有別於一般民主國家的認知，黨在中國是至高無上的，就算到了中國緊緊擁抱資本主義的 21 世紀，這樣的結構依然不曾改變。然而一個政黨如何在自由人本主義橫行的世界裡合理化它的存在，讓國家，乃至於人民心甘情願被一個特殊階級統治？
也許理由應當追溯到清末民初的中國，面對土地被世界列強瓜分，再加上長年的對外抗戰與內戰，中國人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屈辱，導致全體國族嚴重的精神創傷，結果不只培養出世代傳承的先天性自卑，更設定了一種「臥薪嘗膽」的怪異情結──中國人必須忍受苦難，甚至以自殘的方式求進步，才有可能向世界討回公道。
我想，正是基於這樣的精神狀態，中國人選擇與共產黨妥協。
挪威學者斯坦‧林根在《完美的獨裁》中解釋，共產黨將自己詮釋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可以指導中國走向安定和力量（註二）。而這樣的想法並非只是共產黨的一廂情願。在與許多中國人的對談當中，我發現民間對共產黨的猜疑與否定是一種常態，但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幾乎有一個共通的信仰：唯有共產黨才能帶領中國走向富強。
為了穩定，人民縱容了專制的不完美，壓抑住反抗的情緒，用自由換取安全。於是，「列寧的遺教」在中國的土地上陰魂不散，以父母的形象繼續指揮著人民，利用的無非是中國人對近代史的餘悸猶存，並承諾只有在黨的領導之下，中國才不至於重蹈覆轍，走回分崩離析、不堪回首的過往。
「中國夢」複製「美國夢」，成政治最高指導原則
而有一段時間，共產黨也確實履行了他們的承諾。
1 月 27 日農曆年除夕，中國官方的中央電視台照例播放春節聯歡晚會節目，簡稱「春晚」，是中國人每年過年必看的電視節目。據官方估計，每年平均有 6 億名以上的觀眾收看。雖然春晚一直廣為各界詬病，內容充滿教條式表演和政治宣傳，收視率每況愈下，但每年的舞台設計卻仍越做越鋪張。
今年春晚首次以多舞台的形式呈現，除了北京的主舞台以外，還分別在上海、廣西桂林、黑龍江哈爾濱和四川涼山設置舞台，且佈置極盡奢華之能事，不但哈爾濱的舞台是一座溜冰場，四川舞台還乾脆把人工湖搬上台，令人咋舌。然而，這一切並非為奢侈而奢侈，春晚的奢華是一項宣言，它要向人民證明共產黨掌權的中國正邁向強盛。
1978 年，中國開始推動改革開放，由計劃經濟轉型為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從 90 年代開始經濟以倍數成長，每年 GDP 成長率高達 10% 以上。如今，中國已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開始打造屬於它的品牌。
2012 年 11 月 29 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展覽時首度提及「中國夢」的概念，並在隔年的就任宣言中重申其重要性。自此，中國夢不再是大國崛起的依附詞，通過習總書記的金口，它蛻變成一個具體、必須實踐的最高指導原則。
對內，它的標語開始淹沒各大城市看板，充斥在鄉村的土牆紅磚上；對外，《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橫向政策相應而生，企圖展示中國的強勢崛起，同時努力向世界兜售「中國」品牌。
美國夢的誕生為大國人必須做夢這件事開了先例，如今中國也依樣畫葫蘆。無論它是不是一個複製品，或者與西方列強分庭抗禮的象徵符號，但它確實描繪一幅富麗堂皇的願景，然而在那樣光鮮的外表之下，中國正緩緩走入險境。
「沒有紅蘿蔔，我們就用更多鞭子！」
近年來，中國經濟放緩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不但 GDP 成長率逐步下降（官方預測今年成長率約在 6.5% 左右），隨著勞資上升，中國已告別過去世界代工廠的身份，面臨不得不轉型的壓力。不過，經濟成長衰退還不至於嚴重打擊一個社會，倒是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已成為中國安定的不定時炸彈。
據了解，在世界上 25 個人口數最多的國家當中，中國有僅次於南非和巴西的貧富落差──人口當中最富有的 1% 就佔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而人口當中最貧窮的 25% 僅擁有全國 1% 的財富，儼然天壤之別（註三）。
經濟衰退和貧富差距一直是每個國家社會動盪的根源，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更是如此。當統治者不斷以成長取信人民，作為統治正當性的來源，民眾在經濟上的不滿終將化作對統治者的否定。馮崇義表示，中國正走入一個惡性循環，由於長年擁護「權貴資本主義」，導致社會的不平等，必然轉化作更強烈的反抗力道，而政府的應對方法是：沒有紅蘿蔔，我們就用更多鞭子！
2015 年，中國政府針對維權人士（註四）展開了全面性的逮捕行動，由於發生在 7 月上旬，又稱「709 抓捕事件」，至少有 248 名律師和相關活動人士遭到逮補（註五），其中有不少人在被羈押的過程中遭到不合理的對待，甚至連他們的家人都受到警方的監控、騷擾，甚至被限制行動自由。
根據中國人權報告指出，這樣的情況在 2016 年依舊明顯，當局對維權人士的敵意達到新高，從前放任活動的人員，現在一一被打入大牢（註六）。
國際特赦組織則表示，除了公然逮補之外，由於當局經常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做法，強制羈押嫌犯，時間可能長達半年之久，被羈押期間他們無法與外界聯絡，也不能會見律師，於是「被失蹤」的案例也越來越多，範圍擴及港澳，其中甚至包括外國籍人士（註七）。
「被失蹤」的李明哲
3 月 19 日，曾擔任民進黨黨工，現任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學程經理的李明哲上午搭乘飛機，由桃園機場飛往澳門，計畫從拱北口岸進入廣東珠海市訪友，然而到了預定抵達的時間，在海關出口等待的友人卻遲遲不見李明哲出關。熱心的友人立即用通訊軟體與在台灣的李明哲妻子李净瑜聯繫，但李净瑜也不清楚丈夫去了哪裡。
多次嘗試與丈夫聯絡未果後，李净瑜當日下午向海基會提出協助請求，但海基會以不能違反《個資法》越權替家屬報案為由，請李净瑜自行與對岸機關聯繫。在迂腐的規範下，李净瑜無可奈何，只能親自致電珠海國台辦辦公室詢問丈夫下落，然而得到的回覆卻是：「李明哲沒有被公安逮捕或投訴的紀錄。」李明哲自此下落不明。
深知丈夫長期關注對岸人權狀況，李净瑜立刻考慮到他被國安單位扣留的可能。3 月 24 日，李净瑜召開記者會，希望中國政府能盡快給她一個答覆，不過消息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中國方面卻靜得很，絲毫沒有回音，直到 3 月 29日，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才在例行記者會上首次證實李明哲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正接受相關部門調查。此次事件也是繼 2012 年「鍾鼎邦事件」（註八）之後，再度有台灣人在中國境內遭到關押。
為了進一步了解狀況，我嘗試與李净瑜聯繫，她在電話中表示因受限於行程，只有隔日下午的時間能夠接受訪問。我猜想她是否要再度嘗試進入中國，但又覺得可能性不大（就在李净瑜日前公開宣布要到中國救夫之後，中國政府已經註銷她的台胞證），於是我決定不深究，打定主意見到本人後自然會得到答案。
我們援助震災災民，為何對「政治災民」無動於衷？
週六下午，我們相約在位於汐止的施明德文化基金會見面，這也是李净瑜長期工作的地方。作為一名 NGO 工作者，李净瑜致力於台灣轉型正義，多年來關心《國家檔案法》修法，希望能有朝一日能揭露當年白色恐怖的全貌──這場仗他們打了超過 10 年。
她與丈夫李明哲堪稱社運情侶，兩人因參與社會運動相識，如今他們「男主外、女主內」，李净瑜長年為《檔案法》奔走，李明哲則因外省第二代的背景，會不時關心對岸的人權狀況。
究竟李明哲為何遭到中國國安單位的注意，李净瑜也是在事件發生後才有全盤性的了解。她指出，一方面由於中國資訊封閉，李明哲會定期透過通訊軟體向友人開課，傳授台灣的民主經驗，另一方面，李明哲會向友人寄送在中國境內遭到查禁的書籍，包括《當代政治思潮》、《政黨與選舉概論》、《比較選舉制度》等。
表面上，李明哲因舉辦民主國家普通的讀書會而遭到中國無理羈押，然而再深入了解後，他的行為確實可能觸碰中國的敏感神經。
李净瑜指出，李明哲除了希望能盡微薄之力來滿足中國公知「知」的權利，他同時還加入援助中國維權人士的行動，透過轉賣「禁書」的收益成立公益積金，針對維權人士的家屬，或是因維權行動而受傷、遭禁的人員進行人道救濟。
李净瑜相信，中國正是為了取得這個組織的名單才羈押了李明哲，但並不能因此就合理化他「被失蹤」。她表示，很多人可能會認為李明哲的下場是自找麻煩，甚至覺得「理所當然」，但四川發生大地震的時候，台灣人會慷慨解囊援助災民，何以面對中國的政治難民便無動於衷？
李净瑜認為，李明哲做的工作無非是啟蒙，同時在合法的情況下對遭受政治迫害的的人伸出援手，到底何罪之有？
「中國逮到了一對好傻好天真的人，我們就好傻好天真的走下去」
談到丈夫的仗義之舉，李净瑜直言她很驕傲，語氣中有認同，更有崇拜，也正因為彼此相知相惜，她知道李明哲不會接受因強權的壓迫而有所退讓。她表示，她今天大可以帶著李明哲的電腦到對岸去贖人，但那絕對不是李明哲想要的。「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李净瑜頓了頓說，「如果李明哲到那一邊，什麼料都爆了，我們不會走到這一步。」
事件發生後，李净瑜選擇用「正道」的方式正面迎擊，排除使用非正式的管道，也不打算交出中國政府想要的資料。然而她清楚知道不願妥協的後果，將可能為丈夫增添皮肉上的苦痛。
「我知道他在撐，」她說。「我沒有天真的認為李明哲被關進去會受到貴賓般的禮遇。」近日，前年被中國政府收押的知名維權律師李和平終於獲釋（註九），兩年的牢獄生活令他身材削瘦、白髮蒼蒼，像足足老了 20 歲，更讓李净瑜憂心李明哲的處境，但她不能因此棄守丈夫的尊嚴和信仰。
「我不能用任何違反他想法的方式營救他！」她說。對於外界的不解，甚至質疑她藏有政治意圖，李净瑜只淡淡的說，他們不是比較勇敢，只是對人權、自由和民主有更強烈的信仰，換句話說就是更傻、更天真。「（如果）我們（NGO工作者）都做不到的話，台灣怎麼辦？」她用一種半自嘲的口吻說，「中國逮到了一對好傻好天真的人，我們就好傻好天真的走下去。」
最後，我問她這麼做是希望得到丈夫的肯定嗎？李净瑜回答，「這不是一種取悅，他在做他相信的事情，我在做我相信的事情。他不需要肯定我。我懂他，他懂我。（如果）兩個不是傻子，不會在一起，早就斷了。我當然知道他在裡面每一刻都是煎熬，我也得加快我（尋找）國際援救的腳步。無論是哪一個地方，我都必須趕緊行動。」夾在救援和守護丈夫中間，李净瑜明顯選擇了一條最艱難的道路。
週日上午，我收到李净瑜的來電，除了不斷叮嚀我不能在文章中透露「公益積金」的細節（雖然她實際上沒有跟我說太多），強調無論如何都不能連累中國的維權人士之外，她告訴我她即將啟程前往美國，尋求美國國會的支持與幫助。
我試圖安慰、鼓勵她，但支吾其詞，一時在腦海中找不到任何合適的字眼，我感到無能為力，只能祝福她一切好運。再過 3 天，李明哲就「被失蹤」滿 60 天了。
馮崇義回家了，但有更多人在等待，被看見
4 月 2 日，雪梨國際機場的入境大門，有不少媒體翹首等候，他們巴望著走道盡頭，等待主角出現。不知過了多久，終於有一名髮線略高的華人推著行李車走入他們的目光。歷經一週的軟禁，馮崇義終於安全返抵澳洲國門。他興奮的朝媒體揮手，與朋友們擁抱，享受重獲自由的滋味。
也許是受惠於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才結束訪問澳洲的行程，或是當真受到國際輿論壓力的影響，馮崇義很幸運的在短時間內就獲得釋放。當然，具體的原因沒有人知道──強權可以毫無理由的羈押，自然也可以毫無理由的釋放。透過電話，我問馮崇義被國安人員問了哪些問題，他不願透露，表示他已與中國政府簽署了保密協議，僅強調中國的維權活動面臨新一波的困境，此次遭到軟禁更印證了他原來的看法──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開倒車。
「不過，有沒有可能只是當地的國安人員為了搶功而魯莽行動呢？」我問。
馮崇義表示，此次事件確實有可能是低階國安人員為了立功而為，但這樣的結果是由上而下的，尤其中國政府近年來強化了管制政策（包括去年通過的《網路安全法》，《電影產業促進法》和年初剛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都在在顯示政府欲打擊維權活動的態度，而國安人員的高壓手段正是來自於這些法律基礎。
而面對越來越壓縮的環境，我問馮崇義是否感到害怕。對此，馮崇義表示，他確實會擔心，但沒有任何事情改變，他依然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依然堅持學術自由，他也計畫在不久的將來重返中國繼續他的學術訪問。
「我不會感到害怕，因為相較於我訪問過的中國人權律師，我的經驗根本是小巫見大巫。」
具有澳洲永久居民的身份，馮崇義比其他人更幸運，能獲得更多的國際注目，取得與中國政府更大的談判空間，然而在中國境內，許多人沒有這麼多資源，只能與當局硬碰硬。他們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在中國的假面之下，耐心的等待，被看見。
註一：馮崇義（2016）。震動世界的「709大抓捕」一周年感言。
註二：斯坦‧林根（2017）。完美的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新北市：左岸文化，p.137。
註三：Gabriel Wildau, Tom Mitchell (2016, January).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world’s worst. Financial Times.
註四：維權，特指中國2000年代威權體制改革開放下形成的，為公眾利益及個人權利進行訴訟的文化，範圍可能包括人身損害、土地糾紛、醫療事故等民事糾紛（見註六），所進行的行政及司法訴訟。維權也包括對政治異見者的基本司法訴訟權利辯護及行使。
註五：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7).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016/17. p.15.
註六： Human Rights Watch (2017). World Report 2017:China.
註七：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Peter Dahlin)因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去年遭中國國安人員秘密拘捕達三周，最後釋放並驅逐出境。
註八：台商鍾鼎邦因協助中國境內法輪功學員，於2012年遭到中國關押長達兩個月，最後獲釋。
註九：李和平，中國知名人權律師，曾在 2007 年為法輪功案件辯護，於 2015 年 7 月 10 日遭中國公安部逮捕，已於今年 5 月 9 日獲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