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火車站麵館殺人事件，過程這裡不再贅述，我對各種網路上的分析文章和視角進行了大量瀏覽，好像沒有一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樣，直接問一個問題：姚、胡為什麼會為一元人民的幣而起爭執？我多麼希望，人們憑自己的良心去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大家不想回答，或沒有勇氣回答，都是因為想迴避自己的罪責，也就是全社會的罪責，這個答案非常的明顯：赤貧！
所以，姚、胡都是被社會吞嚼的，這個責任難以推卸，謀生過於艱難。社會沒有最基本的生存救濟通道，沒有地方領取食品卷，慈善事業被壟斷，甚至成為斂財貪腐的渠道。應該施粥的地方，變成了準備披著袈裟道袍上市的「公司」，或者通過門票斂財的「景點」。這不是罪惡嗎？
以慈善名義發行了那麼多彩票，為什麼就不能多在城市裡設立些領取食品救濟券的地方，到處都搞了實名制，就沒有能力為社會底層失業的難民們做點事情嗎？就無法判定什麼人可以領取食品救濟券嗎？那些掙紮在社會底層的人，確實過於悲苦了，應該根據身份信息，立刻知道其是否就業，是否有存款，是否達到了領取救助的底線。不是天天嚷著「精準扶貧」，如何「精準」？怎樣「扶貧」，沒有國民授權的公權力，怎麼會去精準扶貧？這是最基礎性的政治倫理。一個國家，國民採取二元身份結構，剝奪了農村人改善生存處境的通道，年輕人到城市裡來謀生，不就是因為邊遠農村的生存條件過於艱難嗎？不正是在爭取幸福的權利嗎？如果他們為吃一碗麵的1元人民幣起爭執，不是社會的制度之惡，還會是什麼？為麵包而激奮、偷盜、搶劫、殺人，就是不折不扣的社會罪惡，同時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罪惡。
後來知道胡姓小夥子是精神病，2級，不曉得這個級別是否需要住院治療，如果需要，治療的費用誰承擔？如果不需要住院治療，是否需要監護？監護人是否有精力和能力去履行責任？一個農村家庭如何付擔起監護責任，是否如之前報導的，用鐵鏈似拴狗一樣鎖他20多年？。好在中國的幾路專家發話了：聲稱2級的精神病人不是逃避刑責的理由，那意思是說胡姓青年應該被視作正常人而承擔責任，這樣也就同時回答了上述問題，他無需住院治病，更無需監護。
根據這一專家們的邏輯，仰仗不能獨立的司法，必然會讓為了主張1元人民幣權利被卡脖子之後而殺人的個體，承擔責任，於是那些高調精準扶貧的人，壟斷公益救濟的人，發行公益彩票的人，都喜笑顏開而逃責了，在現行制度下，專家們的責任就是為了讓特定的人群無需承擔責任，從汶川地震建築質量那一刻開始，就已經標定了中國專家學者們存在的意義，從而鼓噪維持現存的一切，可以看到，絕對沒有任何公權力會反省或自責，因為他們一貫的偉光正，只能生產英明和成就兩種產品，所以，有大量的寫手指出，我們這些極端分子，將問題都推給體制，是不負責任，但是，我從自己的良心來回答，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應該怎樣承擔他們所強調的責任，我作為個體，僅僅感覺生活在這樣的時代而深感羞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