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2月28日訊】到了我這個年歲，有時夜深人靜，也會回顧往事。現在雖然還沒有考慮我到了閻王殿前查考一生的功罪，確定是下油鍋還是轉世做個騾馬的問題，但也會認真掂量自己曾經有過的罪過。我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生活過36年，約佔此生的40%，期間歷經各項運動，自己整過人，（例如土改，三反等），也挨過整，或互相整；但憑良心說，自己沒有有意做過害人的事，如無中生有，落井下石之類。就是我在主持土改的時候，也不准農民對地主動手，我無法改變政策，但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總盡量做得公平溫和些，自覺問心無愧；只是沒有想到我從記憶深處挖出來一件事情，竟然發覺我曾經害了一個人，而且是害了一個女人。
那是1951年，我21歲。我在四川江津參加第二期土改。我已經在農村摸爬滾打了一兩年，經歷了徵糧，剿匪，減阻退押，清匪反霸和第一期土改，算是有了一點工作經驗，我在那裡負責一個村，也就是二百多家人的土改工作。
通過前一時期的各項運動，村裡都已經建立了農會。我負責的這個村的農會主任是個雇農，我還記得他名叫閻大發，三十多歲，人很老實，也還精幹， 知道他當了一輩子的雇工。
我去了以後，經過一段短時間，覺得這個人雖然不錯，但是工作不是很積極。我向群眾打聽，據反映說他的問題主要是家裡有個好吃懶做的老婆，拖他的後腿，使得他無法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當然這裡所謂工作都是業餘自願的工作，他的農活還得自己幹。）那時候還沒有出「毛選」，但有單行本的毛澤東著作小冊子。我那時還在懵懂時期，毛頭小夥子一個，還想著要到毛著中去找靈感，不時會翻翻的，（倒不是像後來那樣頂禮膜拜，或者作為虎皮，寫個學習心得謀取陞官之類的。）我翻到一篇叫「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想到那我首先要關心我這員大將農會主任的生活，才能做好工作呀，而且我想到，他既有這個家庭矛盾，我如果幫他把這個好吃懶做的婆娘弄掉了，我搬到他家裡去，同吃同住，工作必然好展開，於是我找他好好談了一次， 他這一談我才弄清楚了來龍去脈。
原來他當雇工，一輩子打光棍，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老婆。到1949年底，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底層政權基本不存在了。有一天一個朋友告訴他，有個人販子願意介紹個老婆給他，只要兩擔穀子（那段時間因為幣值混亂，稍大宗交易以糧食或棉紗計價，）他覺得這個價錢他還出得起，趁這個機會娶個老婆也不錯，就約好趕場天在茶館裡把人帶來看看。到了那天他來到茶館，剛坐下泡好了茶，還沒喝上兩口，人販子就帶了女人來了。他一看見那女人就不想要，嘴巴裡結結巴巴地還沒有說清楚，那個人販子一下子站了起來，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瞪著大眼凶神惡煞地說：「格老子茶都吃了，人都見了面，你龜兒子敢說不要！」（喫茶是談生意的一項重要關節。）說著他背後就出來了兩個不三不四的漢子。閻大發那時是個老實巴交的鄉下人，哪裡見過這種陣仗，說不得只好讓人家牽著鼻子走，規規矩矩交割了穀子，把女人領回了家。
這女人不知道哪兒來的，無親無故的，只知道是個國民黨軍隊裡的一個什麼連排長弄的女人，當然都是最低的等次。那連長或者排長當然逃之夭夭了。現在想來她也是個社會底層的受苦人，也可能是暗娼，也可能是什麼其他社會渣滓，（不帶貶義），高爾基小說裡的描寫的多去了。要文化沒文化，要模樣沒模樣，十分邋遢的那種類型。然而人家也是一個人，一個無依無靠的女人。這閻大發不管他當時是否願意，既然已經帶回家兩年多了，已經是夫妻，也算是給了她一個歸宿是不是？
我那時一門心思的想開展我的土改工作，心想非解決他這個後顧之憂不可，我就告訴他說，我可以幫你把這個婆娘離了，他說那你董同志就替我做了件大好事了。就這樣我和他一道回到家去。我那時是土改工作組長，穿著軍服，腰裡別著短槍，在村裡就是說一不二的人物了。我心想要是她不干我可以以勢壓她。哪裡想到過她的人權，她的福利，她的未來。
我現在都回憶不起來那時候我用的什麼說詞了；那女人，也許還可能有點弱智吧，蓬著個頭，黑著個臉，沒有一點軟弱，也根本不懂什麼法律或者常識，憋著一股子氣就說，哼，要打脫離嗎？（離婚叫打脫離）打脫離就打脫離。說罷她就去收拾東西，就提了個小包袱，（真是個可憐的小包袱，她的全部財產吧，就幾件換洗衣裳，）我把他們帶到區政府，三言兩語就把手續辦了。我和農會主任打道回家，根本沒有考慮這個女人到哪裡去。從此以後這個女人就消失了。而且從此以後，我根本就沒有再想到過這個可憐的女人。
我現在真的懺悔了。我還指責共產黨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我當年的做法正是這樣的。我趕走了那個可憐女人，就搬到農會主任家去，和他同吃同住，風風火火的開展我的土改工作，至於她如何生活，是死是活， 我可曾想到過？唉，我的遲來的懺悔不會有什麼用，我只能帶著我的罪過去見上帝了。
附記：
關於閻大發，我還有幾句話要說。土改完了我離開農村，後來又回到大學。1956年我畢業留校，又兼系主任助理，分管圖書資料。那時我們很缺外國歷史資料，聽說成都平安橋天主堂有不少外文圖書，當時天主堂是被封閉了，我帶著介紹信，打算去教堂搞點圖書資料。火車要經過江津，我回顧當年在農村的歲月，就想順路去看看老朋友；同時那時候農業合作化已經進入了高級社階段，我也想看看農村的新氣象。
在江津下車，過江到德感垻，步行十多里就到了當年我工作的村子，很順利地找到了閻大發，他現在是農業高級合作社的主任。 見了面，我完全看不到當年土改完成時候他的那種好心情。沒有說幾句話他就說：「董同志，現在農村人吃苦啊。」說了一大堆；糧食不夠吃啊，油是由國家配給，一個月幾兩油，吃的都談不上，別說點燈了。晚上只有摸黑。（當時農村無電燈。）另外還有推廣那個北方農村適用的雙輪雙鏵犁，根本不能用，白花多少錢還要找倉庫堆放，等等等等。他可是所謂苦大仇深的老貧雇農啊！
我回到學校後和朋友談到過此行的見聞，到了反右運動中， 這些都成了我攻擊共產黨農業合作化政策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