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借抗洪樹個人權威。（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2月11日訊】（看中國記者張正聞綜合報導）原中共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董萬瑞因病於2017年2月9日晚在南京去世。他曾是1998年原南京軍區九江」抗洪「的前線總指揮。1998年長江暴發洪水洪災，被指更主要的是人禍。長江抗洪成為政治道具，江澤民借抗洪調動軍隊以檢驗個人權威。
1998年官兵抗洪 洪災被指是人禍
2月10日，多家陸媒報導，原中共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董萬瑞因病於2017年2月9日晚在南京去世，享年76歲。1998年，董萬瑞時任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是原南京軍區九江抗洪一線的前線總指揮。那年，當肆虐的洪水退去，送別抗洪戰士的站台上，面容黝黑董萬瑞凝望車窗，看著身上泥巴還沒有洗淨的士兵們，情不自禁，淚光閃爍。
那年，中共軍隊有110多位將軍在一線指揮抗洪，僅原南京軍區就先後有60多名將軍來到抗洪第一線指揮戰鬥，原南京軍區還有1500多名師團領導幹部靠前指揮。
1998年夏季的長江洪水洪災雖是天災，但更主要的是人禍。
2003年，中國旅德學者、德國多特蒙德大學工程博士王維洛在《當代中國研究》第三期上發表了題為：《關於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決策的分析》。文章揭示了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的部分真相。
文章稱，1998年長江洪峰期間，中共的新聞媒體按照宣傳部門的「統一口徑」把這次洪水說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但實際上許多水利專家卻認為，這場洪水其實並不算大，與歷史記錄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卻意外地出現了「高水位、重災情」。
衡量一場洪水大小的重要標準是最大洪峰流量。1998年長江洪水期內最大洪峰流量介乎於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間，科技人員正是據此認為1998年的長江洪水屬於「小洪水」。在這樣一個並不算大的洪水流量下，1998年長江中下游的河道卻出現了罕見的高水位，特別是荊江、沙市地段出現了45.22米的高水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還高出0.55米。正是這「高水位」造成了1998年的重大災情。
為什麼會產生「小洪水、高水位」這種反常的現象？原中共水利部部長、現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楊振懷認為，未按規劃使用分、蓄洪區，是導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
1954年長江洪水時，曾利用荊江分洪區分洪，使最高洪水位減低了0.96米。如果1998年利用荊江等分蓄洪區分洪，應能取得同樣的效果，將沙市的最高洪水位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則長江水位就不會在荊江河段造成如此緊張的洪水險情。所以，原政協委員、中國著名水利專家陸欽侃認為，這次洪災雖是天災，但更主要的是人禍。
長江防洪方案中有現成的分洪辦法，分洪區內也做好了分洪的準備，如果只是要防止洪水災害，立即下令分洪是最經濟有效的決策。為什麼寧可冒著長江堤防決堤的巨大風險，也不願意採取長江防洪方案早就明確設定的分洪保長江大堤的現成辦法呢？單純在水利決策層面似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考慮水利決策之外的原因也許更能解疑。
長江「前線」朝鮮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軍隊調動
1998年夏秋之際抗洪搶險的用兵總人數竟然超過了內戰時期淮海、遼瀋、平津三大戰事中共軍隊人數的總和，也超過了鄧小平在1979年組織的「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最高級別的指揮者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於是，1998年8月7日中共的軍隊經歷了朝鮮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調動。
長江抗洪成為政治道具江澤民借抗洪調動軍隊以檢驗個人權威。8月13日上午，江澤民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一起乘飛機到湖北沙市，查看長江堤防重點險段的位置和參加抗洪搶險部隊的兵力部署。他們到達荊江大堤後，在眾多記者的攝像機和照相機鏡頭前，張萬年打開軍事地圖，向江澤民匯報了參加抗洪部隊的調動和部署情況。身穿軍服頭戴軍帽的江澤民像司令官那樣地問張萬年：「濟南部隊現在哪裡？」張萬年指著地圖答道：「在武漢。」江澤民又問：「空降兵部隊呢？」張萬年答道：「在洪湖。」接著張萬年又向江澤民匯報，其實這些情況張萬年在飛機上已經向江澤民匯報過，這裡無非是在記者的鏡頭前再表演一次。聽完匯報後江澤民發表演說。
此後多天內，江澤民反反覆覆向參加抗洪的中共軍隊發布各種「軍民團結、死守決戰、奪取全勝」的命令。同時要求地方各級黨政幹部率領群眾，嚴防死守，確保長江干堤安全。全世界都通過電視看到一個令江澤民非常滿意的信息：中共軍隊非常服從江總書記兼軍委主席的命令。
8月25日，長江第7次洪峰通過宜昌，洪峰流量只有56,200立方米／秒，僅相當於常年洪水的流量。這天中午1時，江澤民又打電話給張萬年，詢問長江抗洪部隊的兵力部署情況，並向抗洪部隊發布與以前歷次指示內容雷同的「最新指示」。當天下午，長江一線抗洪部隊緊急行動起來，紛紛宣誓，服從江澤民的命令，人在堤在。17萬官兵於當晚8時前全部上堤防守。對此結果江澤民表示滿意。
9月4日江澤民在江西省對當地官員說：「我還同中央軍委緊急調動部隊，投入抗洪搶險鬥爭。」著重強調了「我」緊急調動部隊的作用。新聞媒介中也反覆出現「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在抗洪搶險期間，江澤民多次親自調動部隊，指揮部隊的搶險鬥爭」的解說詞。
據媒體此前分析，這次軍事行動有一些自身的特點，與防洪需要沒有直接關係。首先，參加這次抗洪救險的部隊來自瀋陽軍區、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空軍、第二炮兵等。許多部隊是遠道長途運輸來的，軍隊行軍的路線並未充分考慮到抗洪的需要。例如，某摩托化師先空投至武漢，然後再車運到石首、監利；如果僅僅是為了抗洪救險，直接空投石首、監利自然可以快得多。其次，正在抗洪前線的部隊經常接到轉移「作戰陣地」的命令，火速趕到更「危急」的陣地去搶險，而原陣地上的抗洪任務則由其它部隊來接管。這種陣地的交接與部隊的轉移，以及軍隊瞭解新地形和抗洪形勢，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且極大地消耗士兵的體力。例如，北京軍區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搶險，然後接到命令西進湖北沙市，最後又揮師東下至湖南嶽陽。又如，某部接令到沙市救援，剛接近沙市卻突然接到命令要渡江南下去公安。部隊的這種調動不僅花費大，且易造成以疲師對險情的局面，從抗洪的角度來看自非明智之舉。再次，抗洪部隊還實行「交換指揮」，比如將廣州軍區的部隊交給南京軍區司令員指揮，而將南京軍區的官兵交給廣州軍區司令員指揮，這種交換指揮的做法絕不是抗洪搶險的需要，而是軍事演習中組成作戰區、協調三軍兵力的訓練內容。
分析認為，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調動數十萬軍隊，又安排部隊從事一系列與抗洪不相干的活動，似乎表明，1998年的長江「抗洪」實際上成了一次借題發揮。當對險情的關心成了展示江個人對軍隊控制力的道具時，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說明瞭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1998年的長江洪災，成了和平時期江澤民檢驗自己對軍隊權威的政治契機。在張萬年等軍隊領導者的支持下，軍隊一致服從「江核心」的指揮。至此，江澤民對軍隊的有效控制既在軍隊內部得到了檢驗，也在國際國內充分展現。
分析說江澤民在處理與軍隊的關係時，一直努力效法毛、鄧兩代領導人。在一個沒有戰爭的時代，他抓住了抗洪這個機會，展現了對軍隊的指揮控制，獲得了軍隊向其效忠的公開表示。抗洪為政治服務，1998年的現實證實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