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的成因和死亡人數，終有大白於天下的那一天（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1月7日訊】2013年5月13日，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於在《紅旗文稿》拋出一篇重磅文章，《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由於文章罔顧事實，一味替「偉大領袖」歌功頌德，頓時引來不少正直之士的批評之聲。
稍微有點現代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大躍進中曾經餓死幾千萬人，而堂堂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竟然矢口否認：「而所謂的斯大林在肅反中殺了三千萬，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這‘兩個三千萬’地球人都知道。但這‘兩個三千萬’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應該說，李副院長還是有「良心」的，他沒說大躍進沒有餓死人，只是說「餓死三千萬」這個數字太多了，而且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在這兒，理直氣壯的李副院長應該及時地把他掌握的真實數字拿出來，也好以正視聽，順便教訓一下那些「刻意編造虛假數據」的「有人」。可是，這麼好的機會李副院長偏偏不想抓住，真是太可惜了。（編者注，對於「大躍進」造成的「餓死三千萬」，請參見附錄中楊小凱所作《人民公社，大躍進和三年大飢荒》一文中相關部分「三年大飢荒的數字之謎」）
對於大躍進中為什麼會餓死人，李副院長在文章中也說道了，「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霸權主義利用我國的自然災害和工作中的失誤，逼迫我國還債，企圖壓迫我國屈服。當時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折合人民幣52億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借支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協議，這些外債於1965年全部還清。當時新中國成立僅10年有餘，工業尚在起步階段，所以只能用豬肉、雞蛋、蘋果等農副產品來償還。……這就更加重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儘管說得吞吞吐吐，李副院長還是把大躍進死人的「原因」說了出來，是「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而所謂的「人禍」是入不了李副院長法眼的。
李副院長的這種說法實際上並不新鮮，不過是官方說法的翻版。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和鄧小平「還是要講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毛澤東同志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建國後17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但基本方面還是對的」要求下，對於大躍進的後果僅僅寥寥一句話：「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這種說法長期以來頗有市場，佔據著獨家壟斷地位，連肩負著教育下一代的歷史教科書也是這麼說的。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分析發生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時說:「那時候，自然災害嚴重，蘇聯政府又背信棄義地撕毀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議。這一切造成國民經濟自1959年至1961年的嚴重困難。」然而，造成中國大陸1959—1961三年經濟困難、非正常死亡三千多萬人的原因真的是「嚴重自然災害」、「蘇聯逼債」嗎？
先說「嚴重自然災害」，人們一般把三年經濟困難叫成三年自然災害，似乎自然災害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其實，我國地域廣大，自古至今幾乎年年某些地方都會有自然災害，只要應對得當就很少出現大的飢荒。迄今為止還沒有證據說明，大躍進的幾年我國的自然災害特別嚴重，相反，國內一權威專家經過縝密客觀地分析這三年的國內水文氣候情況，卻認為「不論與其它任何災年或常年比較，1959-1961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至是歷史上的最好時期，正常程度甚至令人吃驚」(《方法》1998年10期)。再說了，哪兒有那麼巧的事情，「偉大領袖」剛發動了大躍進，自然災害就如期而至，大躍進熱潮一退，自然災害嚇得拔腿就跑。這豈不是見鬼了？難道自然災害僅僅和大躍進過不去？這其實和朝鮮把飢荒歸咎於自然災害一樣可笑。難道自然災害在地域上南不越三八線，北不過鴨綠江，專門禍害朝鮮這塊風水寶地？
再說「蘇聯逼債」，蘇聯撕毀合同確有其事，但造成的影響侷限在國防尖端和一些重工業領域，和農業生產並無什麼關係；這種說法《決議》隻字未提，不僅《決議》不提，一切正式的政府文件、對外交涉，包括專用於和蘇聯論戰的《九評》，也隻字不提。不僅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沒有隻言片語提及，就連上世紀70年代《人民日報》譴責蘇聯如何向發展中國家「無情逼債」之際，也不見提到其曾對中國逼債。因為這本來就是沒有的事，公開提出來只能讓外人笑話。歷史學者、中蘇關係史專家瀋志華教授說：「傳聞中所說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這僅僅是個僅止於口耳相傳的謠言，而官方對它的傳播聽之任之不加闢謠，顯然是因為它有利於為領導人脫責，並把因飢荒帶來的仇恨轉移到洋人身上罷了。
無風不起浪，那麼，「逼債」的傳言又是怎麼出現的呢？1960年，中國向蘇聯口頭提出所欠的「20億盧布，可能要在5年內還清」時，遭到蘇外貿部部長帕托利切夫的批評，認為中國未與蘇聯協商，把還債時間確定為「五年」，同時宣布短期內不向中國提供汽油。這一事實受到媒體的過度渲染，最後演變成了「蘇聯逼債說」，在中國民間氾濫傳播著。
三年困難時期，雖然中國在向蘇聯還債，倘若因此就說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困難，則根本不是事實。因為中國每年對蘇還債數額，遠不及每年主動援外費用數額。1959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還債數額僅為10億元人民幣，大飢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而1962年，中國對外援助就達到了69億多元人民幣。（《羊城晚報》2013年4月15日）
很明顯，導致三年經濟困難的原因根本不是什麼「自然災害」，更不是無稽之談的蘇聯逼債，而是實實在在的「人禍」。這一點，無論是通過決議的中共高官，還是親歷過大躍進的普通老百姓，實際上都清楚「大躍進」才是「大飢荒」的唯一原因。浮誇冒進，瘋狂放糧食高產「衛星」，然後寅吃卯糧，過度徵收，導致人們沒有了糧食可吃，只能活活等待餓死的命運。
但這個真正的原因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官方是不能明說的。如果明說了，所謂「建國後17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但基本方面還是對的」的論斷就站不住腳了；更重要的是，這直接威脅到了當年通過《決議》的高官們的切身利益，在「文革」中他們是受難者，他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否定「文革」；而在大躍進中他們都是掌權派，大躍進的罪錯毛澤東固然不可推卸，而他們也是有份的。一旦明說了導致三年經濟困難的真正原因，他們就將面臨追究責任的問題。在共產黨內部，左手給右手動手術，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附錄：三年大飢荒的數字之謎
三年大飢荒，中國到底餓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
因為極左路線的干擾，困難時期，我們沒有做過全國範圍的人口普查，正如新華社高級記者、原《農業日報》總編輯張廣友先生所說，當時連「俄死人」這樣的說法都不讓提，怎麼可能去統計死亡數字呢……於是，後來的學者專家們，均是根據1953，1964，1982年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資料.加上其他參考數據進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顯示，1960年比1959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人口減少1000多萬」。
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與李南先生共同發表兩篇文章。他們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報告數據，及1981年人口壽命表，得出中國歷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據此，再估算出歷年的死亡人數，再減去正常死亡人數，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數。他們經研究、推算認為：三年大飢荒，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約為1700萬。
但黨史專著（（（曲折發展的歲月》，叢進著）有載，」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在四千萬人左右」，書中說：「按照當時出生與死亡相抵後2%的人口淨增長率推算，正常情況下，1961年總人口應比1959年增加2700萬人，兩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
198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所著的《生存與發展》一書認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
1993年，上海大學金輝先生採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指出：1960和1961年，中國人口淨減少1348萬；又按照中國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計為2568萬。然後拿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兩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約為1395萬。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一正常死亡人口+總人口減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麼三年之間，中國大陸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於2791萬。金輝認為，總人口減少值，也不可靠，因為鄉村人口銳減的同時，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長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長數，中國農村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就比統計意義上的全國非正常的總數還要多出680萬。將總人口減少值修正以後，三年災難中，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達到3471萬。
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煌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飢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
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發表的《「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計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萬人。
最近，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主任曹樹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國大飢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採用了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以縣級政區為基礎，以虛擬的「府」級行政區為單位，重建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曹先生的計算結果表明，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