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至70年代，在深圳河與香港島之間，中國出現了歷時最長、人數最多的偷渡潮，史稱「大逃港」。30年內約有250萬中國大陸居民冒死越境逃至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成功者，活至今天，揭開了這段血淚歷史；慘烈者，或葬身怒海，或客死途上，再也沒有機會講述自己的故事。
在7月的香港書展中，《大逃港》一書作者陳秉安先生在「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探索50至70年代的偷渡潮與逃港故事」文化專題講座中，與讀者見面簽書。書中再現了大陸民眾偷渡香港的歷史。陳秉安還請來三位當年的逃港者，親述生死經歷，引發了聽眾的共鳴。
大陸民眾逃港原因
陳秉安從1987年開始，用了22年時間，探訪、蒐集並以特殊途徑拿到史料，寫成新書，記載下50∼70年代中國深圳邊境的三次逃港高潮﹕1957、1962、1979。1949年剛所謂「建國」，1950年國人就開始逃港。三次高潮，都發生在中國政治和經濟出現重大問題的時期。1957年反右傾，1958年大躍進，1962年中印戰爭，1958∼1962的大飢荒，1962年僅新疆邊境就有六萬民眾叛逃蘇聯；1979年毛退出歷史舞臺，還有中越戰爭等。
《大逃港》中寫到：中共建政後，綿延三十年不斷的深圳河邊的大外逃——中國的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幹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飢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亡香港的「自由世界」！
作者認為，逃港「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也有著政治上的因素。當年大陸搞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
講述時，陳秉安眼眶潮濕，說很多人為到對岸吃一餐飽飯而冒死潛逃。因為即使九死一生逃到香港又被遣回，也可以吃到一餐飽飯。當時港英政府的政策是：無論如何會給逃難者吃飽飯。他難過地說，有人長期飢餓，竟因這餐飽飯而撐死。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馬思聰遭到批鬥。
中國作曲家、小提琴家與音樂教育家馬思聰先生。1949年12月被中共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任院長。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馬思聰遭到批鬥。1967年1月，馬思聰與夫人王慕理、次女馬瑞雪和兒子馬如龍出走香港，後由美國駐香港領事陪同飛抵美國。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維基百科）
1967年發生一件轟動的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港。他抵港第二天，全港報紙和電臺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又一輪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潮。逃港浪潮不僅涉及普通民眾，還包括知識份子、軍人，黨團員、甚至中共幹部。逃亡群眾來自廣東、湖南、福建、黑龍江等12省、62個市縣。
陳秉安因工作關係，能看到政府部門的史料。2007年廣東省又解凍2萬份機密文件，於是他掌握到一個真實的數字：50~80年代，香港人口增加了300萬，其中約250萬來自逃港潮。
大逃港造成的民眾外流，甚至使邊境村落成為「鬼村」。書中寫道：「我記得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匯報提綱》中明明白白寫著：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
大陸民眾逃港方式
逃港有東、中、西三條路和三種方式：走路、泅渡、坐船。東路是從大鵬灣游水過去。灣裡多鯊魚，很多人被鯊魚咬死。逃港者講述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慄。有人游水時甚至聽到身邊鯊魚吃人的聲音。沉強說：「來港後，長達10年的時間裏，夜晚都是在惡夢中度過的。」葉小明和媽媽一起游水，遇到渦流，母親將他舉到樹枝上，自己卻被卡在兩顆樹枝間淹死。幾十年過去了，小明的生意、生活非常好。但他永遠不能釋懷，他寧願用眼前的一切換回母親。
中路是從深圳河過去，這裡有武警和警犬把守，防守最嚴。沉強曾兩次偷渡，第一次未遂，被抓住關在狗籠裡。《大逃港》這樣寫道：「守衛在河邊上，荷槍實彈、刺刀出鞘的邊防軍人，面對的是成百成千黑雲一般湧過來的群眾。一位脫下了軍服的老軍人曾告訴我，那些年輕的端著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為著良心和軍令的衝突而顫抖！」
大批逃港者。
中了槍傷的逃港者。
西路由廣州陸路至深圳灣，然後游水到元朗，路長但成功率比較高，而游水時間卻最長，大約要9~10小時。探照燈不停地掃視海面，有時要沉進海水中，避過探照燈。
曾懷抱醫生和律師夢想，卻被毛政策送去當農民的黃東漢，1968年11月選擇了從山路到大鵬灣的潛逃之路。黃先生說，走山路已經消耗了許多體力，再跳進冰冷的海水，因體力不支和寒冷喪生的人很多。即使到了對岸，也凍得身體僵硬。許多人看到茫茫大海而腳軟退縮，真可謂九死一生。
與死神搏鬥過的黃東漢平靜地說：「當所有人都擁護那個政權的時候，我說出了和大家相反的‘不’，並用腳投票，選擇了‘奔’這條路。茫茫大海上，只有一個意志，朝著對岸的燈光去。成功了，就可以吃飽飯，有好日子過。不成功，就是死路一條。哪怕死，也要搏一搏。」
逃港死難者的墳。（以上皆為網路圖片）
港英政府態度
香港政府早期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偷渡者並不拒絕，所謂「抵壘政策」。
到1980年中英雙方簽訂協議後，就「即捕即遣」了。
「華山救親」是個轟動感人的事件。1962年5月，3萬多逃港者被滯留在香港境內的華山，平均每10個港人中就有1人擔心逃到那裡的親戚。於是十幾萬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去支援這些逃港者，連警察也不忍心抓捕他們。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關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媒體都停播娛樂節目，關注電臺現場直播的華山狀況。
第二天，數百輛遣返逃港者的汽車排成長龍駛來，突然，數百名香港市民跳到馬路中間，躺在地上，擋住汽車。人群中喊聲四起：「快跳車啊！」很多人揮淚送糧給車上被遣返的同胞，而攔車事件也確實使一些人逃過被遣返的厄運。
中共當局態度
當時中共政權採取的態度是：堵、疏、放。一開始，中共把逃港定為叛國投敵，派遣邊防軍和狼狗抓捕，即「堵」。後來又採取「思想教育」的辦法，即「疏」。
具體有「憶苦思甜，新舊社會對比」，動員群眾與香港親人斷絕關係，鼓動親屬揭發檢舉。再就是大唱紅歌，學毛著，演街頭劇、樣板戲，說資本主義不好，紙醉金迷，沒有人性等。
當時身為劇團演員，飾演洪常青的歐陽東說，街頭劇演得很逼真「感人」，說一個女孩子逃到香港後死在街頭，結果很多人被感動得表示不潛逃。後來人們才從各種途徑瞭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宣傳的那樣「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是生活品質比內地高出許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經濟高速發展，居民已經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的時候，內地許多百姓卻連飯都吃不上。
當人們明白中共的宣傳都是假的、是造謠時，謊言再也欺騙不了民眾，他們紛紛潛逃。歐陽先生說，連那些演劇的演員都逃了，他們劇團更一個不剩。
當發現大勢已去，再也無法欺騙明白真相的民眾，無法阻擋民眾逃港時，中共只得採取「放」的政策。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意味深長地說：「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的生活水準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由此，引發了中共的「改革開放」。
對於80年代前的逃港歷史，和中共出臺改革開發政策，陳秉安說：「如果沒有大逃港，歷史，可能還停留在深圳河邊的蘆葦叢中，不知要停滯多少年！從主觀的願望來看，他們只是為了生活，但是在客觀上，他們卻起到了推動歷史前行的作用。而這些，在當年，人家是冒膽用生命和鮮血作賭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