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與《康熙政要》在浩如煙海的史書中絢麗奪目、遙相呼應，如同瑰麗的寶玉，更像兩顆耀眼的明珠在浩瀚的青史中閃耀，它們書寫了中國歷史上兩個燦爛輝煌的盛世——「貞觀之治」和「康熙盛世」，記錄了締造這兩個盛世的英明睿智的帝王唐太宗和康熙大帝的言行語錄以及他們和大臣們的互動。通常談到史學雙璧，泛指《史記》和《資治通鑒》，但筆者認為《貞觀政要》與《康熙政要》可以稱得上是另一對史學雙璧，它們無愧於「史學雙璧」的美稱，它們的史學價值不可估量，垂範後世，對後人有非凡的現實意義和實際效用以及警示啟迪作用。筆者意在通過本文簡要的向讀者介紹《貞觀政要》與《康熙政要》，限於篇幅和筆者的層次，請讀者們參閱原著來直接體悟和獲益。
《貞觀政要》對唐太宗的仁心仁政，以德治國，以民為本，善始慎終，戒奢縱貪婪，任人唯賢等諸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論述。(網路圖片)
（一）彪炳千秋的《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家吳兢編著的一部政論性史書。它以記言為主，全書十卷四十篇，分類編輯了貞觀年間，唐太宗與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關於施政問題的對話，以及一些大臣們的諫議、勸諫、奏疏等，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它和《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有關貞觀政事的記載相比，較為詳細，為後世提供了重要歷史資料。
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生於唐高宗總章三年，病逝於唐玄宗天寶八年。史稱吳兢「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吳兢作為史官，不但能秉筆直書，還能不顧個人安危直陳政事，堅守作為史官忠於歷史的高貴品格。吳兢初入史館即憤憤然於武三思等的「苟飾虛詞，殊非直筆」之行徑，認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他私撰本朝國史，就是為保留歷史真相。他對玄宗說明自撰國史的特點也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吳兢突出強調的史學特質就是「直筆」二字。吳兢擔任史官期間，利用業餘時間寫了《貞觀政要》，想為後人留下信史，他秉筆直書的高尚風範成為後世史家的楷模。
吳兢在《序》和《上表》都對寫此書的背景有說明。在序中介紹說：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是大唐立國以來的良相，「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對貞觀之治極為景仰，深感「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於是授意他編撰本書，為的是繼承祖宗的優良傳統和致治方略。
貞觀初，唐太宗欲瞭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編撰《群書治要》。編撰者從歷代經史子集等文獻中抉摘資料，總結的是從上古至晉代的歷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親自撰寫這類著作。他完成《帝範》12篇，於貞觀二十二年（648）正式賜予皇太子李治，再三叮囑，作為遺訓：「飭躬闡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諱，更無所言。」唐太宗此舉自然會啟發後來者。《帝範》和《貞觀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兩書對照（《帝範》在前，《貞觀政要》在後）如下：
《君體》——《君道》、《政體》；《建親》——《封建》；《求賢》——《任賢》；《審官》——《擇官》；《納諫》——《納諫》；《去讒》——《杜讒邪》；《戒盈》——《謙讓》；《崇儉》——《儉約》；《賞罰》——《刑法》；《務農》——《務農》；《閱武》——《征伐》、《安邊》；《崇文》——《崇儒學》、《文史》。可見，《帝範》12篇均為吳兢所參照吸取。
《貞觀政要》共10卷，分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該篇的基本內容，內容相近的若干篇合為一卷，每卷大體反映一類問題。由於此書內容是分門別類編排，因而非常便於查閱和應用。
此書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對話（類於記言之書）；有詔書和奏表的原文或節錄（類於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經過（類於紀事本末體）；有人物的傳記（類於紀傳體）；在同一篇中所記內容基本依發生時間的先後排列順序（類於編年體）。儘管所記內容豐富、事項繁雜，所運用的體裁也相當靈活，但不變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宣傳唐太宗的德政與治術，總結能夠使國家長治久安的經驗和教訓。
《貞觀政要》對於唐朝來說是一本很及時的書，被當作皇家子弟的學習教材。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為的君主，他很注重研習《貞觀政要》，從中汲取施政經驗。唐宣宗曾「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書，並請當代儒臣講解書中內容。明朗規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請侍臣教授《政要》。明憲宗朱見深特別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親自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內容，並且十分仰慕「貞觀之治」。乾隆皇帝說：「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嘆曰：‘貞觀之治盛矣！’」
《貞觀政要》在國外也很有影響。約在九世紀前後，這部書就傳到了日本。鐮倉時代，1205年博士菅原為長專任講官，為幕府講解《政要》，對當時日本政局影響很大。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頒布的《禁中並公家法度》十七條中，第一條就規定天子必讀《貞觀政要》，以「明古道」。此後，《政要》一書在日本得到了廣泛流傳。
唐太宗締造了巍巍大唐的輝煌盛世，《貞觀政要》對唐太宗的仁心仁政，以德治國，以民為本，善始慎終，戒奢縱貪婪，任人唯賢等諸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論述，格言名句俯拾皆是，對於千年之後的讀者仍具有現實的意義，使人深受啟迪與警醒。這裡僅摘選以下三段與讀者共享。
卷六．論謙讓：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人們說，是天子就可以自認為尊貴崇高，無所畏懼了，我認為恰恰相反，天子更應該謙遜恭謹，經常心懷畏懼。從前，舜告誡禹說：‘你只要不驕傲，天下就沒有人和你爭能，你只要不自誇，天下就沒有人和你爭功。’《易經》上說：‘君子的準則是厭惡自滿而以謙遜為貴。’做了天子，如果只認為自己尊貴崇高，不保持謙遜恭謹的態度，倘若自己有過失，誰還會冒犯尊顏向他提意見呢？我常常在想，帝王每講一句話，每做一件事，必定要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雖高，卻能聽到地上的議論，怎能不畏懼天呢？公卿百官，都在下面注視著我，這怎能不讓人畏懼呢？因此，帝王即使常懷謙遜恐懼之心，恐怕還是不能稱上天之心和百姓之意啊。」[注]
卷五．論仁義：貞觀元年，太宗說：「我看古代的帝王，凡以仁義治理國家的，都國運久遠。用嚴刑酷法統領人民的，雖然能挽救一時的弊端，但國家很快就會滅亡。既然我們看到了前代帝王成事的方法，就可以把它們用作統治國家的典範。現在，我們要以誠信、仁義作為治理國家的方針，希望這有助於鏟除近代的虛偽之風。」[注]
卷六．論慎言語：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我每天坐朝理政，每講一句話，都要想想這句話是否對百姓有好處，所以我不敢多說話。」......貞觀八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言語是表現君子德行的關鍵，因此，講話怎能草率隨便呢？庶民百姓，一句話講得不好，就會被別人記住，遭到恥笑損害，更何況是作為萬乘之主的君主呢？君主決不能講出不妥當的話來。這樣做的損害是極大的，君主豈能和普通人相比？我常以此為戒。[注]
康熙大帝對《貞觀政要》和唐太宗的貞觀盛世給予了高度評價，「寥寥三古後，載籍亦炳煥。俯仰千年餘，盛世數貞觀。修德偃干戈，措刑空狴犴。海外奉車書，臣民登燕衎。事往跡尚存，流風照觚翰。洋洋四十篇，可以一辭貫。仁義有明效，非由事擊斷。」其大意是：即使經過了漫長的歷史，貞觀盛世在史籍中依然是光輝閃耀。俯仰千餘年的歷史，貞觀之治是當之無愧的盛世。唐太宗修德天下，四海統一，戰亂停息，天下安寧平和，監牢為之一空而無刑囚。貞觀年間天下一統，四海升平，到處是一片祥和的景象，臣民百姓和樂歡歌。貞觀的事跡尚存，在史冊中代代相傳，照耀古今。《貞觀政要》洋洋灑灑四十篇，可以一辭貫。從史書可以看到，行仁義治理天下，天下大治有明效，如果不由仁義而行，事情則會往往中斷而行不通。(未完待續)
[注]此處為白話譯文，原文古文請參閱原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