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蔡楚（左）與賀孝慈（中）冷豫民（右）於成都（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看中國2016年10月17日訊】時光飛逝，轉瞬間賀婆婆已去世將近四十年，但她的音容相貌至今還縈迴於我的夢中，把我帶回那苦難的歲月。
賀婆婆，大名顏柏輝（1898年—1977年），自貢市人，曾擔任過抗日戰爭時期的自貢市慈幼院院長。1941年5月，該院並入「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戰時兒童保育會」（以下簡稱保育會）四川分會第六保育院，地址設在自貢市貢井。保育會於1938年3月10日，為了拯救在日寇鐵蹄下親人被害、無家可歸的受難兒童，為保護中華民族未來人才，在漢口創立。八年間，保育會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先後成立了二十多個分會，六十多個保育院，拯救、培養、教育了近三萬名難童，為抗戰建國做出巨大貢獻。抗戰勝利後，保育會完成其歷史使命，於1946年9月15日宣布結束。
我認識賀婆婆於1963年，當時，她與孫兒賀孝慈居住在成都轉輪街55號。她的兒子一家居住在自貢市。55號有個小閣樓，賀婆婆和賀孝慈住在矮小的木閣樓上，下面的鋪面賀婆婆用來煮火巴（pa）紅苕賣，賺點錢以維持生計。賀孝慈與我和冷豫民、黃達文、熊德熊、陳亞夫等當時同在成都一磚廠做臨時工，休息日，冷豫民同我常去臨近成都的鄉鎮趕場買紅苕，用架架車拉回成都，支援賀婆婆。
賀婆婆頭已花白，瘦削的身材，慈祥的面容，說話輕言細語。衣衫補疤卻很整潔，雖身處逆境，舉手投足間，仍保持了民國時期知識女性知書達理的風範。她以65歲的年齡處變不驚，用自己的脊樑撐起了成都這個眼看就要坍塌的家。
當時，她已患老年性白內障，不能書寫當地派出所責令「四類分子」每週必須上交的「思想匯報」或「坦白交代」，故而，有時她口述，我幫她代寫。這樣，我才知道了她在1952年3月25日在自貢市大逮捕中鋃鐺入獄的經歷。
賀婆婆易幟前一直在自貢市從事兒童保育和教育工作。她被逮捕的緣故，據她敘述是因為組織人員上街示威遊行，替一位名叫華樹之的教師鳴冤叫屈。她說，當年國共兩黨合作，保育會和自貢市慈幼院及自貢教育界都錄用了國共兩黨的人員。在國民黨當政時期，她多次為保護有共產黨黨籍的員工向當局陳情，或組織人員上街示威遊行要求釋放她的員工，一般都得到尊重，該員工會被教育釋放，而且，她還因此受到自貢市教育界的普遍讚賞。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開始了鎮反運動，一直持續到1953年才逐漸結束。易幟後，賀婆婆以為共產黨會更民主和自由，因此，習慣性地為被當局逮捕的、並被稱為國民黨特務的華樹之向當局陳情，但沒有效果。繼而，她又組織人員上街示威遊行，這次，卻雞蛋碰到了石頭——賀婆婆不僅被逮捕入獄，而且還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二十五年後悲慘離世。
1963年至1964年期間，我常去轉輪街55號，並與許多朋友來往，如賀樵山、徐奎光、李群富等同齡人。賀孝慈稱呼賀樵山為三叔，他常說：少年叔侄如兄弟。我們之間互相戲稱「歡郎」、「叫雞」、「發發」「涅不落唯嘎」等。當時，我還認識一些前輩，如住在轉輪街55號對門院子裡的熊玉璋旅長（外號熊歪嘴）（1893—1967）；住在青石橋、與賀婆婆同是「管制分子」、外號人稱「金蝴蝶」的劉老太太，及她的「管制分子」女兒、外號人稱「銀蝴蝶」的劉滯根。據劉老太太敘述，她女兒劉滯根，13歲嫁給王纘緒（1886—1960）當三姨太，易幟後改嫁給川醫口腔系的劉教授，改名劉智根。劉老太太當年很活躍，經常不服從派出所的管教，不請假就外出訪友。她常常掛在口中的一句話「我兒子在臺灣當軍長，馬上會打回來」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我同賀孝慈戲稱矮小的木閣樓為「雲雨樓」，取風雨飄搖之意。記得當年閣樓上掛滿字畫，一部分是熊玉璋旅長送來的，他說閣樓上通風，易於保存；另一部分是友人贈送的，如一位住在小天竺轄區的邱老先生，號純孝樓主；以及後來謝季筠送給賀孝慈的一幅行書等等。由於很契合我當時的心境，所以，至今我還記得一幅齊白石畫的《不倒翁》，畫面是一個泥塑的小丑模樣的官員，並在畫上題詩風雅地罵官：
烏紗白扇儼為官，
不倒原來泥半團。
將汝忽然來打破，
渾身何處有心肝。
1965年8月我參加石油會戰，一去就是五年。這期間由於在外地，我沒有見過賀婆婆。直到1970年8月我被開除並遣送回成都，才又見到賀婆婆。當時，由於生活所迫，賀婆婆把轉輪街55號下面的鋪面，轉給街道的一個生產組做紙花和絹花，生產組才允許她參加打工。由於是計件工資，賀婆婆已年逾古稀，體力不支，故每月收入僅有不到二十元，只能勉強應付生活，但當地派出所責令「四類分子」每週必須上交的「思想匯報」或「坦白交代」卻一直在書寫。文革中，賀婆婆還被迫每天清掃街道、打掃廁所、接受批鬥，受盡屈辱，成為所謂的「階級教育」的活靶子。
1976年9月毛澤東死去，文革結束，賀婆婆的處境沒有絲毫改善。她不僅沒有摘去帽子，還由於在生產組打工，生病也沒有官方的公費治療。1977年3月初，賀孝慈和賀樵山分別通知我，賀婆婆因為患急性腎炎被送進成都市第一門診部治療。當時，我在軸承廠做臨時工，下班後趕到醫院，見賀婆婆躺在門診部的長椅上，無人理睬。我問她為何不進病房，她聲音微弱地說：醫生不收我入院，說我是管制分子，沒有公費治療。我即去門診部問詢，他們說，一來門診部床位緊張，二來缺少抗生素針劑，三來因為她是管制分子，且已年高沒有搶救的必要。我申辯說：毛主席說過「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白求恩還為被俘的日本軍人治病，請你們發揚這一崇高精神。他們說，如家屬提供「慶大黴素」，他們就治療，並拿出一張行軍床放在走廊上，護士和我把賀婆婆扶到床上躺下。我即與賀孝慈和賀樵山等商議，分頭去找「慶大黴素」。
幾天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盒「慶大黴素」送去市一門診部，見到賀婆婆的病情稍有改善，親屬和友人們也找到一些「慶大黴素」，我們都以為賀婆婆會化險為夷。
誰知賀婆婆因年高，病情有反覆，當時市面的藥店裡買不到「慶大黴素」，而醫院又拒絕提供，久之，藥源斷絕。賀婆婆生命力再頑強，也拖不了多久，不幸於1977年4月9日慘死於成都市第一門診部的行軍床上。
今天，我紀念賀婆婆，首先想到1957年著名的「黨天下」提出者儲安平先生。雖然他早在1947年就預言過：「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但他明知如此，還是留在中國，並擔任過新華書店副總經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並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其結果，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可見，當年他和一大批知識份子（包括我的許多前輩）對共產黨多多少少都支持過，或存在過一些幻想，總以為共產黨不會對知識份子斬盡殺絕。而且，直到今天，儲安平先生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級「五大右派」之一。他的教訓並未被後來人吸取，當前，還有一批非黨知識份子，誰上臺就吹捧誰，為當局吹喇叭、抬轎子、貨予帝王家。
中共發動多次政治運動的特點包括製造恐怖化和血腥化，甚至其內部也自相殘殺。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鎮反期間中共曾經定下殺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實際上，最後的殺人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鎮反期間估計反革命分子有兩百多萬人，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份報告中說，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萬2000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教育釋放了38萬人。按照這個說法，‘鎮反’殺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標，大大超額完成任務了。」
但是，實際處決的人很可能還遠不止這個數字。北京大學教授、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楊奎松寫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時剎車並委婉批評一些地方太過強調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這個數字。」
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人之間，甚至更多。
善良的賀婆婆及一大批中國知識份子的遭遇已經證明，在中國，自古至今仍然沒有擺脫「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規律。五十年代以後，中國人的生老病死被建在基層的黨支部通通管控，民間社會已蕩然無存。而且，各類政治運動接連不斷，至今，人們仍能聽到被中國政府不斷踐踏的受害者發出的聲音。
歷史由參與者的個人經歷和社會背景構成。宮廷和官方歷史向來粉飾太平或用勝利者的姿態書寫，而民間歷史記錄可以尋回人生的獨特意義，以細微的情節見證歷史的真偽。中國少有為受難者或失敗者挺身而出的義士，更鮮見「蚍蜉撼樹」般的母親。書寫民間歷史不但能使被書寫的個人活在歷史記錄中，而且對還原歷史面目、建立公民社會都有切實的意義。
「從鮮紅的血泊中拾取，從不死的靈魂裡採來。」安息吧，賀婆婆。驅逐山寨大王，建立自由憲政中國，我們還有艱苦的路途需要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