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的兩極分化已愈演愈烈（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4月23日訊】「芒刺」是草木莖葉、果殼上的小刺，萬千世界司空見慣本不起眼，如我們平時洗果蔬時用手將其表皮芒刺抹去就行了，不算咋回事。但在心臟表面如扎上無數小「芒刺」，就如同萬箭穿心疼痛難忍，弄不好會要人命的。
貧富差別在哪個國家都有，就如萬千世界的「芒刺」一樣，在現存世界任何體制下都存在。正常的貧富差別，是激勵人們「窮則思變」、發奮圖強地去改變自身命運的動力。這裡所說的「正常」是指因人與人之間的能力差異，造成創造社會財富的差距而所獲取報酬的多寡產生的收入差別。如果是因體制和機制上弊端產生的巨大收入差別，就屬不正常過「度」了。於是，就會產生貧富兩極分化。當今我國屬於後者，日益擴大的貧富兩極分化的源頭來自特權，來自不合理的財富分配方式，來自極少數權貴階層失去人性的貪婪與慾望。這些來自各方的兩級分化猶如聚攏的根根「芒刺」，正向國家的「心臟」部位挺進，致使這個凝聚了13億人的大家庭已感到陣陣的壓心疼痛，若不採取有力措施及時排除，將會發展到「萬箭穿心」般的劇痛，致使眾多國人因「五腹六髒」「失血」而衰亡，最終導致社會解體。
造成我國「兩極分化」現象，從時間上可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起於改革開放初新舊體制轉軌期，因存在價格雙軌制、稀缺物質須批文等要素，就給一些「官二代」、「官三代」進行「官倒」提供了掘「第一桶金」的起家機會，從此拉開了貧富兩極分化的序幕；
第二階段是國企改制期間，一些不法國企負責人利用改制契機與主導改制的政府職能部門相勾結，一開始打著安置全體改制職工的「幌子」，待把企業資產騙到手後，便實施他們所謂的「第二次改制」：即不擇手段地把改制職工全部清掃出門，然後將改制企業的資產全攬入這個「官商利益結合體」胯下。一邊是一、兩萬元就「買斷」工齡的無奈出局，另一頭則是成千萬數億的企業資產流入到自己的囊中，同時把改制職工逼入了難以生存的絕境。使原來企業領導和員工間不存在的貧富差別，一下將其拉大至天文數字級別的「兩級分化」，其中還含有不少鮮為人知的「血雨腥風」之恐怖；
第三階段時間一直延續至今，即是權貴官員和國企負責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從社會財富大「蛋糕」中不講理的強勢切除大部分歸己。以前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楊棉麟曾曝料：中國目前很小一部分人掌握著80%以上的社會財富，這些人有相當高比例的是高幹子女，他們中有90%多人已移居海外。另外，中國縣級領導幹部（廉潔者除外）年收入（含灰色收入）是當地普通居民的幾百倍，是城市低保居民和貧困農民的幾千上萬倍。一位省級領導幹部（廉潔者除外）年收入（含灰色收入）是當地普通市民的上千倍，是農民多少倍大家算算就心知肚明瞭。這段時期，進一步擴大了「兩極分化」差距。從而，使我國基尼指數處在世界上非常高的位置；
另據2016年01月17日經濟觀察報報導：近期有兩個「1%」的數據可以作為觀察中國的貧富的新樣本，從這兩個「1%」裡大致可以讀懂中國財富的頂、末兩端「分布圖」。
其一，北京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目前的收入和財產不平等狀況正在日趨嚴重。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是一個循環的1%。
其二，中國全面放開二孩之後，1300萬黑戶（佔總人口1%左右）有望轉正，但這轉正如今陷入僵局，有關家長普遍表示：「我很想給孩子上戶口，但擔心上了戶口，計生部門就掌握了超生的證據，即會馬上找我徵收社會撫養費。」
這兩個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國社會的兩個極端人群，很顯然，兩個人群之間一般不會有什麼交集，掌握三分之一財富的1%，處在中國社會的上層，假如他們也超生了要麼不難交足罰款得到戶口，要麼就會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得到戶口；作為黑戶的1%處在中國社會的下層，其中有些人或許經濟上已經中產，但要麼不願交罰款，想再等等新政策，要麼根本就是交不起，但有一點他們是一樣的，那就是權利的缺失，黑戶是沒有身份的人，不要說上學和就業，連火車票都買不了，更別說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其「人權」了。
沒想到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人群，因為「1%」的「焦點」聚在了一起，構成了夢時代的新寓言。有人不無幽默地說，前一個1%不一定想要中國籍，後一個1%想要中國籍而難以得到。幽默的背後有現實。兩個1%的人群雖然各異，但它們之間可以流動，比如那黑戶的1%如果權利長期得不到保障，恐怕就要進入25%的底端家庭，和他們分享那可憐的1%的財富。這些1%的影響面都很大，將遠遠超過1300萬人。一個人的背後是一個家庭，一個群體的背後是一個階層，如此看來，公民權利用什麼來得以保證呢？
以上「兩級分化」的成因是由體制機制的缺陷造成的已是不爭的事實，而當今社會五大不公加快了貧富「兩極分化」蔓延的速度，究其原因如下：
一是土地財政引發的住房不公拉出了「兩極分化」的巨大反差的「K線圖」。土地財政是政府和房地產商直接連通的一根超級利益鏈條。房地產是一個與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緊密結合的行業。無論從地方財稅、GDP增長還是就業來看，房地產在多數地方都是支柱產業，沒有房地產提供的財稅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連生存都成問題。正因為此，開發商也就有挾持政府的力量。在國家的多次房地產調控中，房地產商都聯手上書，改變國家調控的方向和內容。因而，房地產也是尋租和腐敗發生最多的領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員都倒在房地產上。另外，房地產也成了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產生了國內最多的富豪。因政府利益驅動，無形使其成為高房價的幕後推手，將老百姓直接推入了高溫炙熱的高房價爐火上「烘烤」，烤乾了「水分」，榨盡了「油脂」，使眾多民眾傾其了一代或多代人的全部家當為「房奴」埋單。還有相當一部分人連「房奴」都當不上，成了「頭無片瓦、腳無寸土」的居無定所的真正「無產者」。此時，官員和富人卻在清涼優閑的「避暑山莊」度假，有的還用「灰色收入」到國外大量購房。又由於官員們曾經享受著福利分房和購經適房的特權，這就成了他們阻隔高溫房價「烘烤」的天然屏障。而富人們卻在一輪輪住房投機與投資中，靜待著從「房奴」身上搜刮的民旨民膏源源不斷地流入囊中。二者反差真是「天上人間」。
二是因曾經的社保「雙軌制」不公帶來的官民終身收入差距難以在短時間消除。因官員們主宰國民財富「蛋糕」的分配大權，一些忘了自己「僕人」身份的官員，總把自己當成「上等人」，把真正「主人」人民看成「二等公民」，抓住一切機會為己斂財。不但在位時把權用到極致，還要用在位時的權力安排好自己「下崗」後餘生的利益。所以，才會有扭曲了的「中國特色」社保「雙軌制」出臺。經官員們精心設計，使得官、民之間初始養老金的最大落差有50倍之高。原始標準官員最高養老金可達10000元∕月，平民最低只有200元∕月，這樣的落差早已沒了「公平」二字。儘管政府連續12年以10%比率遞增了企業養老金，但因二者基數相差太大，差距還是難以拉近。別說若干年後高通脹使人生活難以維繫，就是今天的物價也難免還會有少數窮人去拾「菜葉」，方能艱難渡日。
三是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兩極分化」。今天的收入不公已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不公了，當屬人世間「奇特」全方位的收入不公。北京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發布的《2012中國省級地方政府效率研究報告》稱，中國基尼係數已達0.5以上，接近社會動盪線。報告把中國的收入層次形象的描述為金字塔型，收入金字塔的頂端高居著佔總人口10%的高收入者，擁有幾乎佔全國份額一半的私人財富；處於該金字塔底座的絕大多數人收入甚少，還有不少在逐年累進積累著債務。上市國企高管收入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28倍。企業老闆與僱員的收入高差為251.87倍。2007年，平安保險公司總經理年薪為6616萬元，是當年全國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2751倍，相當於農民工平均工資的4553倍。中國前400位富豪的財富佔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經達到10.45%。而美國前400位富豪佔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過10%。這表明中國財富集中度已經超過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2016年北大的報告則顯示：處於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就說明貧富差距以幾何級數「進步」的速率比想像中還快。作為在一個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尚未脫貧的國度裡，這種情況實屬極不正常。
四是因過去政府配置資源不公造成的國、民企職工收入上的差距。改革開放已30多年，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由市場來配置資源。由於改革不到位，我們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常常替代市場無形的手，參雜了大量與市場利益瓜葛的因素，造成了今天國企與民企如同新舊社會兩重天的情形。首先是生產資源佔有的不公：政府以「國計民生」大網罩住了一些壟斷行業國企，將國家的優質公共生產資源（有的是國家戰略資源）劃歸其名下，「兩桶油」就是其典型代表。曾經用行業准入許可規定阻止其他企業入內，特別是限制了承載大多數就業人口的民營企業進入，致使國有壟斷企業長期獲取資源壟斷利益。從融資環境看，國企與民企也存很大區別，不論直接還是間接融資國企都快捷便利。而民營企業間接融資困難重重，直接融資門檻又太高，一些民企上市之路難於上青天。而其間接融資的條件和成本又遠遠高於國企，不公的融資環境人為地加重了民企的經營成本。其二是由行政資源壟斷市場造成的不公：如金融、電信、電力、自來水（等公共事業企業）等行業，是行政壟斷的代表企業。基本上不允許外人與外資入內，他們是政府賦予了行政特許權的。因而，行業收費、市場定價都是自己說了算，借用政府行政手段獲得了壟斷利潤。其三是國、民企業間承載的就業人口比例懸殊引發的不公：具不完全統計，「十八大」前國有企業佔有全國60%以上的公共生產資源，卻只承載了百分之十幾的就業人口（餘下的全由民企承擔），同時還享受政府的各種補貼和優費政策等，如此不對等的企業環境，肯定派生出巨大的企業間國、民待遇的不公，這也是造成社會財富「蛋糕」切得極不公平的很重要原因。
五是因利慾熏心。一些國企已背離了原改制初衷在走回頭路，與民爭利。致使很多民企因失去生存空間而倒閉，帶來的是一大批民企員工失業，加快了「兩極分化」的速度。例如：朱鎔基主導國有企業改革時，其核心是國有企業在非戰略性領域退出，特別是在競爭性產業領域退出。然而，後來一段時間的情況則相反，很多本已經退出的領域，國有企業又重新進入。很多本來對民營企業開放的領域，重新關閉。致使在有的領域民企接近全軍覆沒。很多原來國企不該進入的領域，卻瘋狂進入。如地產業，眾多央企都成了各地地王的標主。國有企業空間的急劇擴張，導致很多民企失去生路，存活空間越來越小。曾經一度的中國民企的倒閉潮，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因為生存空間不夠，加上很多產業又不能碰，需要的資金也沒來源，創業環境惡化等原因所致，造成了大量民企員工丟失了工作崗位。如早兩年的溫州之亂，就是典型表現。結果是佔就業人口很少部分的國企圈內職工，進一步拉大了（原已很大的差距）與圈外大多數就業人群的收入差距，為一再推高的基尼係數再次作出了貢獻。
從上述情況看，造成我國「兩極分化」的根源是來自特權與不合理的體制缺陷。因此，從財富的集中分布度上也能驗證財富聚集量不是與GDP成正比的關係，而是與官僚權貴集中度成正比。例如，北京論經濟總量與廣東和江浙，山東等地相差甚遠，可財富聚集度卻遠遠高於它們。財富集中於北京，亦是中國社會階層貧富分化的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