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4月16日訊】近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美國華盛頓出席了經合組織（OECD）時表示要大力發展股權融資，推進債轉股細節研究。就在周小川發表講話的前幾天，浙江省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發布公告稱其旗下的兩家公司，溫州海運和臺州海運發生到期未支付船舶融資租賃款總金額為3662萬元，公告還稱這兩家公司若無法與債權人達成一致或經營繼續惡化，則存在被重整、被清算等風險。
從2015年以來，中國信用風險深入債市腹地，爆發路徑已從民企蔓延至央企。有違約經歷的公司遠遠不止浙江交投一家。2016年4月11日中鐵物資其168億債務融資工具暫停交易，4月8日，中煤華昱6億短期債券已構成實質性違約，4月5日，東北特鋼10億超短融債券發生實質性違約……中信證券首席債券分析師明明更是直言：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經營狀況顯著差於民企。所以當前央企頻頻成為債券違約事件的主角。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企業負責總額佔GDP的比重已高達166%，而世界標準這個數值一般不超過80%-90%。正因如此周小川在講話中提到了擴寬企業多元化融資渠道，提高企業直接融資比例，推出供應鏈票據和定向可轉換票據等適合各類企業使用的融資工具。說白了，當局就是要通過發行股票來降低企業的負債，通過債轉股來解決中國企業尤其是國企債務過高和銀行不良貸款率持續攀升的問題，但債轉股最後買單的都是中國的普通投資者。
中共實行債轉股就是給還不起錢的國有企業找了個繼續賴賬的合法方式，實質就是一個緩兵之計。這些效率低下、技術落後的企業按市場經濟的規律本是應該被市場淘汰的，但中共通過行政手段讓他們繼續活下去，這必將佔用新的社會資源，阻礙了市場規律對瀕臨破產企業的清理進程，這種扭曲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復甦，甚至會讓中國銀行陷入更重的負擔，最後影響的是整個社會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在1998年中國實行過一次大規模的債轉股，其背景是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陷入通縮，眾多國企經營困難瀕臨倒閉，工人下崗潮出現，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長期處於20%左右的高位。實行債轉股是為了維護中國社會穩定，減緩國企職工下崗的速度，在債轉股的過程中中共成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從銀行手中接走了1.4萬億不良貸款。
當時債轉股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是中國進行了房改，把中國房地產作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和火車頭，這個以房地產為核心的城鎮化進程一直帶動中國經濟發展了17年；第二是當時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小，貨幣政策上有很大的空間。而目前將要實行的債轉股上述兩個重要成功因素似乎都看不到。
在房地產經濟之後，中國經濟再也無法找到火車頭，當中國房地產開發陷入停滯之後，整個中國經濟都處於明顯的下行空間，雖然此時中共加大了對高鐵、水利、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但始終不能達到房地產經濟高峰時的盛況。再有中國的貨幣發行已接近極限，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消化濫發的貨幣，而不是繼續增大貨幣供應量。如果國內不能有效消化貨幣供應量，那麼中國就必須對外大幅貶值，讓資本流出去，近幾年越來越多的海外並購就印證了這一點，這也是索羅斯等國際炒家敢賣空人民幣匯率的原因所在。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是化解中國過剩產能和讓超發貨幣走出國門的有效之舉，同時也是挽救中國眾多具有落後產能的國企瀕臨破產的良策。如果「一帶一路」的構想能順利實施並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引擎，那麼債轉股無疑將會取得成功，會成為中共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但現實和構想是有差距的，如果「一帶一路」構想不能順利實現並取代中國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新的火車頭，那麼債轉股將難以成功，它會成為壓死中共的最後一根稻草。但無論債轉股的結果怎樣，它對廣大普通投資者都是又一次傷害，因為最後接盤的又是廣大無辜的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