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先知者——胡適先生。（網路圖片）
我在《百年潮》雜誌（二零零零年五期五十六頁）上看到龔育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毛澤東說：可叫胡適當個圖書館長》。文章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澤東在陝北一次中央會議上（也就是討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那次會議上）曾說過：「可叫胡適當個圖書館館長。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還捉他幹什麼？」據龔先生講，這個材料是他根據陳毅的一個記錄和傳達而來的。他後來還就此事問過當時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的汪子嵩、王漢斌，他們都說確有其事。
這件事，對於研究胡適的人來說，是不陌生的，但只是傳說而已。現在龔育之先生證實了這個傳言，對於今後的胡適研究是有意義的。但龔先生在公布這個材料時，也有不合學術規範的地方。因為他雖然說這是根據陳毅的一次記錄和傳達，但以嚴格的學術規範來說，要公布這樣的材料，必須要把原件複印或影印出來，這樣才是可信的。當然我不是懷疑龔先生有別的想法，而是說，這是我們學術界常常忽視的一個問題，以後要注意的。這篇文章給我們這樣一個影響，好像胡適就是留下來也沒有什麼。毛澤東對他還是網開一面的。
我想到寫這樣一篇文章出來，其實並不是想說明這件事的真偽，而是想說，假如胡適真的留下來，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其實，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因為胡適是不可能留下來的，如果他留下來，那就不是胡適了。但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和胡適思想相近的一些當年胡適的朋友卻不但有留下來的，而且還有先走了後又回來的。
如果我們相信毛澤東當年的話是有誠意的，只說出這個史實意義並不大，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找出一個類似於胡適那樣經歷的人，最後選擇了與胡適不同的道路，而他的命運又是怎樣的。這樣的人，我以為以翁文灝就是一個代表。翁文灝本來是一個學者，他是一個地質學家，但他也是一個學者從政的典型。他在四十年代末曾做過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也是當時新華社公布的戰犯之一，位列第十二位。翁文灝先到了臺灣，但後來他又去了法國，一九五一年一月又由法國轉英國回到了中國。
翁文灝回國的時候，已經是六十二歲了，確有葉落歸根的心理。那時他的父親和大兒子也在國內。翁文灝的小兒子曾在空軍服役，抗戰時在桂林犧牲，他對自己的長子翁心源最是喜歡。公平地說，在翁文灝回國的問題上，當時中共的態度還算不錯，但對翁文灝來說，他的這個選擇在他一生的眾多的選擇中，可以說是最有悲劇色彩的。他的兒子中國著名的石油工程師翁心源，在1970年被連續批鬥三天後，不幸落水而死，時年僅五十八歲。
我們現在再來看翁文灝回國前後的心情。翁文灝他們那一代知識份子對於國家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許多美德。在做人這一點上，翁文灝可以說是中國讀書人的一個楷模。此點，當年凡和翁文灝共事的人都有共識。另外一點，就是他們那一代知識份子，在為人處事方面，有他們自己的標準。對於當時和新政權共處的一個條件，中共的態度是「必須劃清界線，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
而這一點對於像翁文灝他們那樣的人來說，是最難以接受的。龔育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說，汪子嵩曾和他說過，賀麟留下時特別表明：「他不能公開責罵蔣介石」。翁文灝也是這樣。他在決定回國時，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轉達過周恩來對他的指示。當時讓翁文灝最為難的就是中共一定要讓他來罵蔣介石，但翁文灝回信要求自己在聲明中只做自責，不罵他人。（參閱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第二八四頁，蘭州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我們從翁文灝後來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在初回中國時實在是無所適從，當時他的許多老朋友如邵力子、孫越琦、盧郁文、吳景超、黃炎培等人，多次做他的工作，為了讓他所寫的坦白書能過了關，他們把自己剛剛在新時代學會的那一套東西都告訴了翁文灝，吳景超就對他說過，「吳因盼多加事實，如官僚資本、特務押人、美帝行動等，期能有教育意義」。他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中，在經歷了近五個月的痛苦之後，才回到了他的家中。
翁文灝在日記中說：「三月二十日在北京飯店一零七號見徐冰（即邢西萍），徐言列名戰犯，也許罪狀較輕，究竟有罪，必須認識。總理允許返國，意在立功贖罪，盼告美蔣勾結情形。」（《從翁文灝日記看撰寫坦白書的痛苦過程》，臺灣《傳記文學》三十六卷四期三十六頁）翁文灝是一個非常正派的人，他曾在國民政府為國家工作，一身清白，在那樣腐敗的時代裡，像翁文灝這樣的人實在不多見。對於翁文灝來說，自責無論多過，都是可以的，但他們有他們的道德底線，就是不能隨意責罵別人，不能說沒有根據的話，不能說昧良心的話。但那個時代要的就是這一套，他們不但要人們在思想上統一，還要讓人在道德上墮落。這個時代對人們道德和良知的破壞，怎樣估計都不為過。他在五月十七的日記中說：「晚王崑崙來談，彼閱余文以為尚有不足，必須切實向人民低頭，直言認過，十分坦白，人民自能瞭解，行動便能自由，不必多講理論，此後當為人民服務。」
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說：「孫越崎來長談，鄧科長約他談余文，須用人民觀點，放下知識份子自尊思想，批評以往政治錯誤，丟掉包袱，方得新的覺悟，充實真正瞭解，方得正確道路。」我們從翁文灝的日記中，除了看到新政權在逼著一個好人說假話外，再沒有什麼其它了。翁文灝有這樣的感慨：「余告以此文用意是在解決余回國事，但余未參與勾美反共機密，敘述並無新鮮事實，難符所望。不料作文認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實感悲苦。」
對於回來的翁文灝，新政權從來就沒有信任過。一九五三年年底到一九五四年初，北京選人民代表時，翁文灝又被取消了資格，收回了他的選民證。翁文灝還天真地去找一些機關說理，但當時北京選舉委員會的主任劉仁給他的解釋是：「翁文灝1948年曾被列為戰犯之一，後來從歐洲回國，與傅作義、程潛等人起義有所不同，如何處理不在選舉委員會職權範圍，但該會在目前情況下，不能給予翁文灝選舉權。」（見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第三百頁）
錢昌照晚年回憶：「此事總理知道以後，讓統戰部第三局局長沙裡來同我說，並讓我向翁轉達總理的話，取消他的選舉資格，不是中央的意思；人民的行動，不好直接打擊，將來有機會時給一名義，就可以改變人民的看法。」（《錢昌照回憶錄》一五四頁，中國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翁文灝後來雖然做過幾屆政協委員，但它基本上只能譯書和做一點學術研究，因了周恩來的保護，翁文灝在文革當中雖然也受到了一些衝擊，但相對不算嚴重。一九七一年他在北京去世。終年八十二歲。翁文灝的命運是這樣，我們還可以想胡適留下來的結局嗎？胡適那個沒有走的兒子胡思杜是跳樓自殺了，其它我們還說什麼呢？看來還是胡適這個人對歷史有眼光，有判斷力。他不是不愛這個國家，而是他看到了這個國家絕對不會放過像他這樣的人。翁文灝和胡適是很好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年，胡適給《東方雜誌》寫他的新年夢想時，其中的一個夢想就是：「話說中華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雙十節，是這位八十歲大總統翁文灝先生就職二十年的紀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資格參預那盛大的祝典，聽翁大總統的演說，題目是《二十年的回顧》。他老人家指出中華民國的改造史，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統一時期’，其中最大的事件是：（一）全國軍人聯合通電奉還政權（三十七年）（二）元老院的成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五七六頁）
胡適雖然和翁文灝是老朋友，但在他人生的最後關頭，他們還是走了不同的路。也許是翁文灝涉足政壇較深，對那個政權的腐敗也瞭解較多的原因，所以他最後對那個政權絕望了。胡適的高明之處就是他看到了那個政權的腐敗，但他沒有絕望。因為說到了翁文灝，我們就不能不說一點當年資源委員會的情況。對於資源委員會，現在已有了許多專業的研究。它的功過歷史自有評說。但我有一個思路，就是我們研究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也必須對當年資源委員成員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給予注意。資源委員會那些成員後來多數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雜誌的參與者。
因為這些人不同於一般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們多數人是經濟學家和工程師，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的重要性，不體現在政治思想上，而體現在經濟思想上。資源委員的主要成員是以留英的學生為主的，他們多數出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給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以重大影響的拉斯基的學生。他們經濟思想的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對於計畫經濟都有好感。在當年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當中，做為一個團體集中留下來的，就是資源委員會。他的主要成員的政治選擇，也許與他們對計畫經濟和對蘇聯經濟的好感有關，這可能就是他們致命的弱點。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要說到胡適，他的過人之處，就是他對於世界大勢總是能夠有清醒的判斷，他不是沒有錯，但他是一個知道錯了就能改的人。
一九五四年三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的一次茶會上曾有一個長篇發言，是專談自由主義的，他對當時《自由中國》介紹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贊同。同時，胡適對自己早年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進行了懺悔。他特別提到了他的一個身為公務員的朋友給他的一封長信。胡適是認同他這個朋友的觀點的。胡適引述他這個朋友的話說；「中國士代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它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二三七四頁）
胡適在這裡是借用了朋友的話，批評了他當年的老朋友翁文灝。我們在多少年以後，想到翁文灝最後的選擇，不能不對他早年的計畫經濟思想有所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