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我的父親在我三歲的時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
據媽媽說，反右運動時幼兒園裡很多小朋友整天對著我喊，「旭旭的爸爸是右派，旭旭的爸爸是右派。」於是，我就揮舞著小拳頭大聲對著喊：「我爸爸不是右派，我爸爸不是右派。」
到了上小學時，我的夢中時常會出現一片蔚藍色的天空，天空如大海，清澈透明，映出自由飛翔的銀色海鷗，和引吭高歌的金色黃鸝，一首悠揚的曲兒唱出滿天的星斗，柔美如鮮花怒放，鏗鏘似鐘鼓齊鳴。一次寫作文時我不經意流露出我想長大後駕著飛機翱翔在祖國的藍天，然而，由於父親是右派份子，學校少先隊輔導員一本正經地對我說：「你知道什麼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嗎？一個人要有自知之明，再不要異想天開了，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你如何真正的脫胎換骨，怎樣與你父親徹底劃清界限。」此話像一瓢冰涼刺骨的冷水劈頭蓋臉潑灑在了我的頭上，讓我稚嫩的身體在寒風中打了個激靈。那年「六一」兒童節上，我果然就成了班上少數幾個沒有戴上紅領巾的小學生之一。這件事情對我打擊很大，它給我幼小的心靈早早地蒙上了一層灰色的陰影，讓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人生的坎坷，使我早早地體驗到了封建王朝株連九族政策的嚴酷。那時候，很多同學故意在我跟前冒著怪聲唱：「右派，右派，是個老妖怪……」，此時的我已沒有了辯解，也沒了抗爭，可我的心在顫抖，「右派」兩個字像一把尖刀深深紮在我的心裏，讓我流淚，使心滴血。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灰濛濛的天空像扯裂了底的破篩子淅淅瀝瀝地連續下了幾天小雨。一天中午，姐姐踉踉蹌蹌披散著被雨打濕的頭髮從學校跑了回來，一進門她衝進裡屋扑在被子上放聲大哭了起來，媽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站在被姐姐反扣的門外哭喊著，可姐姐過了好大一會兒才止了哭聲，哽嚥著將門打了開來。原來，這天姐姐到學校去後，班上的紅五類同學把他們這些黑五類狗崽子趕到教室的牆角，狗崽子們低著頭，紅五類們則一邊跺著腳，一邊大聲唱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一邊唱，一邊將墨水朝狗崽子們身上潑去。唱完歌，紅五類們讓滿身滿臉流著黑紅墨水的黑五類同學表態與家庭一刀兩斷，可姐姐生性倔強，瞪著眼始終不說要與父親劃清界限。這下可不得了，激怒了的紅五類像一群發了瘋的獅子撲上來揪著她的頭髮又打又罵，發泄了一陣怒氣後將她連踢帶搡轟出教室門外。媽媽一邊默默地聽著姐姐的訴說，一邊將姐姐的濕衣服扒下來，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套在姐姐的身上，媽媽的兩條胳膊緊緊地將渾身哆嗦的姐姐摟在懷裡，她的臉貼在姐姐發青的面頰上，淚水如泉湧般狂瀉在姐姐的臉上。
快初中畢業時，我隨父親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了農村。到了這裡我才知道，農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們一樣不許入團、入黨、參軍、招工之外，處境竟和他們的地主富農的祖輩完全一樣。「磨子不轉打驢子，生產不上斗分子。」很多農村由於沒有了地富分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鬥爭對象。有一個地主的兒子建政時才是個15歲的中學生，因為他父母建政後早早去世，村裡少了鬥爭對象，抓革命促生產時，他的頭上頂著高帽子、脖子上掛著地主分子的牌子，彎著腰讓那些貧下中農唾沫飛濺地進行謾罵批判，而當時為了促進農業學大寨對他進行鬥爭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竟然是他中學時的一個同桌同學，而這個同學在舊社會能上學又是得到了那個死了的老地主慷慨資助。這個地主兒子一直打著光棍，40歲剛過的人那時腰已駝了，眼神呆滯無光，每天低著頭在隊裡干最髒最累的活，臉上的皺紋看上去足有60多歲。
我在這樣的環境裡自然是一個下等的人了。招工的來後一問我父親是右派份子，沒有一個單位敢接受我。公社每年徵兵，我更是望而生畏不敢有絲毫奢求，只能和農民一起默默地勞動，憑自己的毅力在煤油燈下發憤學習。林彪事件後，國內形勢暫時緩和，好不容易公社推薦我報考了大學，雖然成績是全自治州第二名，可張鐵生的一封信我又被刷了下來。記得公社推薦我去考大學的時候，我感覺天空格外遼闊湛藍，我像一隻從籠子裡逃出的小鳥，呼吸著山野清新的花香，聆聽著小溪潺潺的流水，一口氣翻過兩架大山跑到州上去考試的。現在想起來我當時還是幸運的，因為農村裡有那麼多五類分子子女連參加考試的機會都是沒有的。有個富農的兒子，口齒伶俐，面目清秀，學習是公社中學高中班的尖子，又寫著一筆好字，他就根本沒有考試的資格，可這個富農兒子被一個貧下中農出身的女同學愛上了。當時的人們感到這個姑娘真傻，不可思議。學校的老師就輪番給那個女同學做工作，女同學後來嫁給了一個復轉軍人，富農兒子於是就與一個弱智女人成了家，老老實實去生產隊勞動。有一次我在路上見了他，他穿著一件破爛的黑棉襖，腰上紮著條草繩，見了我好像氣短了半截，愣在那裡，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我想，這個社會真能磨人，短短几年時間生活已將他完全改造成了一塊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然而有些貧下中農們還是比較厚道的，他們在下面悄悄對我說，什麼地主富農，你們這些尕娃知道啥呢，那時的東家雇我們種地，給我們吃飽了，好的還要往家裡帶很多吃的，我的媳婦還是東家給幫著娶的，有些窮人連喪事都是東家給最後辦的，哪像今日裡我們沒白天沒黑夜的勞動到頭了沒了吃的誰都靠不住。我當時聽了這個話很吃驚，我只知道地主階級的為富不仁，我不知道還有富人和窮人的相互依存，所以我當時感覺這些貧下中農怎麼沒有一點階級立場，他們怎麼能幫地主富農胡說八道呢？不怪大隊書記罵他們是「宋襄公的脬子仁義的團團」。但我還是很同情那些和我一樣的地富子女的，他們這些大多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娃娃有什麼錯？他們為什麼要為過去的家庭富裕揹負那麼沈重的歷史包袱？那個時候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惟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可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誰家只要與五類分子有粘連，黑五類的陰影將會籠罩在你的頭頂，表現好了還有一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伴隨著你，就像那些摘了帽子的右派，還有那些「摘帽右派」永遠緊箍著你，影響著你的一生，讓你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是個另類，祖祖輩輩受到說不盡的不公正待遇。那時所謂的階級路線就是將人分成兩個勢不兩立的陣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完全是人為劃分的，今日的紅五類，明天可能就成了黑五類，於是「敵人」的隊伍越滾越大，整人的花樣也越翻越新，而這條階級路線卻促使一些人的人性泯滅獸性逐漸佔了上風。當時北京郊區大興縣和全國發生的誘殺、屠戮黑五類分子和子女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長期階級路線的必然結果。現在的年輕人根本想不到，那時候的政策就是要從肉體和精神上整個兒去摧毀所謂的階級敵人，在各個方面逼使子女去與父母親劃清界限。每次填表時都要違心地寫上與剝削階級家庭或剝削階級父母劃清界限等等話語，唆使子女去揭發批判父母的所謂罪行，讓戴了各類帽子的人被他們的親人掐斷最後一點生的希望。
記得文化大革命時，有個「走資派」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造反派們卻製造假象說其畏罪自殺，並在其停屍處舉辦現場批鬥會，貼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死有餘辜」的大幅標語。當時這個「走資派」的家人是不敢哭的，可那天一件怪事突然發生了。就在人們批判口號不絕於耳時，這個「走資派」的兒子突然走過去狠狠踢了幾腳僵硬的屍體，用實際行動表示了與其父親徹底劃清界限的決心。我後來得知，這個走資派當年也被階級鬥爭的蠱惑曾經扑向所謂的右派反動派撕咬過，他的手裡有多個冤屈的右派家破人亡，他萬萬沒有想到今日裡又被同樣黨化教育的兒子踢了自己的屍體。「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那個時候在這種違反人倫道德的教育下，不知有多少人由於親人的背離而徹底絕望死於非命。
蘭州有個女士，1958年她兩歲時其父被押送到甘肅酒泉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凍餓加上強體力勞動使其父被折磨死在了戈壁荒漠。她母親在她父親勞教後與其父離了婚改了嫁。她多次給我打電話問我採訪夾邊溝倖存者時知不知道她生父的情況，好給父親燒個紙點個香。尤其清明節家家戶戶祭掃先人墓地時她的這種思念更為強烈。我在電話裡聽到這聲淚俱下的聲音，心裏撕裂般疼痛，只能陪她悄悄地掉幾滴眼淚，因為當年的毛澤東時代讓幾百萬所謂的階級敵人淪為奴隸，讓上千萬人成了奴隸狗崽子。這種駭人聽聞的事情在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翻開了最慘痛最可悲的一頁，而它造成的後遺症至今任然困擾著無數家庭，而且還將蔓延繼續。她說她的繼父是個工人，可由於血緣的關係，在那個年代她脫不了與生父的干係。到了中年的她多麼想知道她生父的情況，可那個年代甘肅河西走廊幾十個農場折磨而死的右派太多太多了。死了的人當局又嚴加保密，無處查起，我沒有辦法滿足她的要求告訴她的父親到底埋在哪裡，死在何方，我只能仰望蒼天，面對戈壁，祈禱當年的遊魂野鬼給他們的家人托個夢，不要讓他們夢牽魂繞日日思念。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遺忘的，就像我們不能忘記納粹的血腥、日軍的鐵蹄、斯大林的暗殺、反右的「陽謀」、文革的浩劫、六四的坦克、波爾布特的屠城等等，尤其今日又有人重提要舉起懸在當年人們頭上的達摩斯利劍——階級鬥爭。這不能不讓我再一次想起當年的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我的眼前不時晃動著彎腰勾背戴著大牌子的牛鬼蛇神。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年的一個下午，只見同學們紛紛往學校門外跑去，我好奇地跟著同學們也出了校門來到大街上，我想知道這些牛鬼蛇神到底長著怎樣的牛頭馬面。我從人群外鑽到裡面，只見戴著高帽子、敲著鑼鼓、自報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過來，我往前湊了湊，忽然看見一個戴著黃邊眼鏡的牛鬼抬起頭朝我看了一眼，這一看不要緊，我驚得差點叫出聲來，這不是我敬愛的爸爸嗎！三十多年了，這雙眼睛還是那麼堅毅，那麼倔強，那麼善良，那麼寬容，它透著知識份子的良心，它閃耀著對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永遠的渴望，它讓我看清了專制集權給知識份子帶來的屈辱和憤懣，讓我看到了法西斯蒂給愛好和平民主的人民造成的血淚和苦難。過去的那些日子裡，生殺予奪、草菅人命、冤假錯案、是非顛倒的事情擢髮難數，真可謂「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文化大革命也已過去了三十多年，可我卻聽不到當年整人者的懺悔，也看不到他們給當年的冤屈者一個公正的交代。過去的一切好似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根本沒有發生過，血寫的事實也早被謊言扭曲變形。我問蒼天，蒼天無語；我問大海，大海裝聾；這世界公理何在？天理何存？凜冽的寒風不時吹來時，瑟縮的我只有抓住孩子們的手，但願這些祖國的花朵再不要看見那暴戾的一幕。我想，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能不能有一天也像非洲的黑人和戴著伊斯蘭蓋頭的婦女一樣排著長隊用手中的選票管住那些權勢者貪婪掠奪的手，讓憲法、法律賦予人民的權利把那些大大小小吃人的官僚關進籠子裡再不要讓他們胡作非為，而是老老實地為人民服務。我知道天空本是蔚藍色的，既得利益者的巴掌只能摀住自己的眼睛而遮不住天上的太陽，謙卑、平和、博大、反省將會輝映出更加燦爛的明天。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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