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男主人翁：豁出性命說實話
1969年，我被釋放出關了2年10個月的禁閉室，原武林機器廠被撤消，剩下的勞改犯200餘人調到蔣堂農場。1971年10月，以「武林案件」命名的反革命集團案審查結果確定為假案，我終於按照刑滿釋放的規格，脫去戴了一年多的腳鐐，分配到缸窯場員隊，戴反革命帽子留場繼續改造。
浙江省蔣堂勞改農場，相當於團級編製，我所在的下汪大隊下轄的3個勞改中隊，集中居住在下汪的監舍內；此外還轄梨園、缸窯、裡塢3個場員隊，全部從事農業勞動。場員不同於勞改犯之處，是可以抽煙、留長發，進出沒有武警看管，假日可請假外出，而且還有工資，我的月工資從開始的17元漲到23元。
不久，我結識了缸窯農場的水管員朱明倫。
朱明倫的案情頗具傳奇色彩，他給自己編了兩句順口溜：「豁出性命說實話，為說實話進牢監」。我來缸窯時他的案件已經平反，恢復幹部身份，但不在編，水管員只是業務分工的稱謂。
朱明倫比我小6歲，上海人，長得一表人才，說一口帶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話。他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分配到上海郊區的一個公社農機站當了一名農業技術員。1958年夏天，縣裡佈置農業大躍進任務，當時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縣屬各公社水稻每畝產量至少不能低於5千斤。各個公社多數人都知道，這是一張永遠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但迫於情勢，只得照辦。有報5千的，有報1萬的，唯獨朱明倫所在的公社只報500斤。公社書記找朱明倫談話，要他順應時代潮流，不要因固執而誤了自己的前程。朱明倫把公社書記領到晒谷場，他對書記說：「5000斤干稻穀攤在這塊晒谷場上，它的高度就會超過30公分，所以，畝產5000斤是胡說，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黨。」其實，公社書記何嘗不知，他向朱明倫攤牌：「如果不這樣做，誰也別想再坐在這把椅子上！」偏偏朱明倫是個認死理的人，昧著良心做事他不幹。
然而，真正令他目瞪口呆的事發生了，1958年9月11日，廣西的《柳州日報》套紅刊發了題為《環江放出畝產13萬多斤的巨型中稻「衛星」》的新聞，接著，《廣西日報》、《人民日報》又相繼轉載。這年國慶節，《天津日報》報導了該市的東郊區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12萬斤的特大新聞。為了打破一些人的保守思想，上海市決定立即組織部分農業技術人員前往參觀，朱明倫是參觀人員之一。到了田間，看到在一塊田中，稻子一棵挨著一棵，不見空隙，如同一個大稻子垛。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在田頭，他看不見一個農民，在場的全都是市縣與公社的幹部。他問在場的幹部：這些稻子是如何種植的？怎樣管理的？他要求直接與種植這塊田的農民對話，但遭到拒絕。來此參觀的上海農業技術人員私下議論，水稻是絕對不可能如此密植的，最大的可能是從其它田中把稻禾連根拔起移植到一塊田中，這種事已經是屢見不鮮了。即使如此，這塊田的產量也絕不可能超過1萬斤。在當晚由天津市農業局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朱明倫的發言把所有的人都嚇個半死，他明確指出，這完全是弄虛作假，踐踏科學，其結果只能是禍國殃民，他要求中央派人調查這件事，並將真相向全國人民公布。
朱明倫畢竟是個乳臭未乾的渾小子，他這一來，捅下的漏子就大了。第二天早上他剛醒來，就被警車押回上海。接著，縣裡召開了專門的批判會，他被拔了「白旗」（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旗幟」），投入勞動教養。
假如事情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朱明倫卻說什麼也嚥不下這口氣，在勞教期間，他多次上書黨中央與周恩來，措詞嚴厲地指出天津新立村搞的樣板是一場騙局，是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已經在全國各地造成惡劣影響，他要求中共中央派出調查組，對新立村事件進行徹底調查，對搞這種國際騙局的人給予嚴厲處分。殊不知新立村是毛澤東親自視察充分肯定而樹立的樣板，豈是朱明倫能扳得動的？此舉的直接後果是朱明倫的矛盾性質徹底改變，由原來的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朱明倫因「到處散佈流言，惡毒攻擊三面紅旗，已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
朱明倫在勞改期間，從來沒有認罪服法，每逢填表，在案由一欄中都填「說實話」。他多次明確表態，說「農業大躍進是騙人的謊言」，甚至揚言「我就是死不改悔！」為此，他吃盡苦頭，每次開批判會總少不了他。他雖然如此頑固地抗拒改造，但卻沒有加刑，刑滿釋放後戴反革命帽子留場。
浙江中部特別是金華一帶，由西到東是一片狹長的黃土丘陵，那裡的泥土被當地老百姓形容成「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團糟」，這樣的土壤種植水稻產量極低。浙江省公安廳卻看中這塊寶地，在此建立蔣堂農場，在黨中央「以糧為綱」方針指引下，一隊又一隊的勞改大軍浩浩蕩蕩到此開山造田，並把從下汪到梨園的一大片梨樹砍去種植水稻。
缸窯場員隊在西邊山腳處造了一個水庫，還造了一條兩米寬的明渠晝夜不停流經隊部，200多人的生活用水都依靠這條明渠。缸窯村的農民見此處有水可用，也造了一條明渠，雙夏期間，水源嚴重不足，雙方為了爭奪水源而糾紛不斷，缸窯中隊的一位生產隊長出面與農民交涉，卻被打成重傷住院。
朱明倫經過分析後認為，水庫水源充足，問題出在兩條明渠的水浪費太大，他建議在隊部附近打一口井以杜絕明渠的無端浪費。缸窯中隊領導採納了他的建議，在場員隊伙房東側打了一眼井，卻真的沒想到，井深不足3米，水質卻清冽甘甜。缸窯村地處黃土坡，長期缺水，農民見缸窯場員隊打出如此清冽的水井，便禮聘朱明倫幫忙，朱明倫經過勘查，選定了打井的位置，打出來的這口井，居然比缸窯中隊水井的水質更好。
由於朱明倫對缸窯場員隊的貢獻，他被蔣堂農場正式任命為缸窯中隊水管員，並在下灣水庫旁邊造了一幢15平方米的平房，作為朱明倫的棲身之所。從此以後，兩條明渠不再使用，兩家也不再為水而產生糾紛。
終於有機會訪問朱明倫那幢神秘的小屋。
屋裡擺設很簡陋，一張木板床、一張自製的小桌子和一個小小的煤球爐。靠牆角放著些鍋盤碗杓之類，牆面刷得很白，卻沒有按照當前最流行的格局，在正中位置貼一張毛主席像，而是貼了一張座右銘式的墨寫大字：「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這種千篇一律的座右銘十分平常，也不大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及至我瞭解了他的案情之後，不由得從心底泛起一股肅然起敬的意念。他的這種近乎冥頑的執著與堅韌，對傳統道德底線的堅守，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這決不是每一個掙紮在困境中的人都能夠堅持得下去的。
次日，我到場部汽車修配廠檢了一塊黃銅，特地請一位老鉗工加工了一顆銅豌豆，經過拋光後金光閃閃，煞是好看，正面刻上「響噹噹」三個字，還在中間裝上了耳朵，穿上絲線，當作一件吉祥物鄭重其事地送給他，他有點不知所措，一下子沒能反應過來。過了兩天，我在缸窯的小店裡碰到他，他拉著我的手對我說：「謝謝你對我的理解，可惜我沒有關漢卿的才華。[1]」我報以一個心照不宣的微笑，他終於讀懂我了。
我是個喜歡舞文弄墨的人，50年代發表過一些詩歌與小說，但現在卻是個戴反革命帽子的異類，沒有資格在報刊發表文章，即使稿件質量上乘，一旦進行政審，還是會被被刷下去。然而積習卻蠢蠢欲動，居然胡謅出一篇小說。大意是說，一位來自大城市的女知青到農村插隊落戶，虛心向農民學習，從改良品種入手，終於種出大苞米……稿子寫好了，但在署名問題上卻舉棋不定，最後找朱明倫商量，署上他的大名，小說就順利在省報上刊出了。
女主人翁：奇特的出場方式
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個郵包，打開一看，裡面是兩個足足一尺來長金黃燦燦的大苞米，再看寄件人的署名是「趙慧娟」。這事在我腦子裡整整盤旋了一整天，夜晚輾轉反側難以成眠，趙慧娟是誰？為什麼要給我寄苞米？一連串的問號就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天快亮時，忽地在朦朧中驚醒，「趙慧娟」不是我那篇小說中女主人翁的名字嗎？這本來就是憑空杜撰的故事，怎麼可能會有小說中人物給作者寄郵件的事？這豈不是荒唐透頂！我在省報上發表小說的事只有朱明倫知道，更何況用的還是他的名字，解鈴還須繫鈴人，只要找到朱明倫，就能夠解開這個謎。
朱明倫解開謎底，由此牽出了一個纏綿淒惋的愛情故事。
如果我愛你，與你何干
文化大革命期間，工農業生產全面停頓，只有人的生產突飛猛進，城市人口激增，生活資源匱乏，大中院校的畢業生與城市青年無業可就，於是中央決策，把大批青年驅趕到農村插隊落戶。那時候，有一段語錄歌十分流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就是我胡謅的那篇小說的時代背景。
缸窯村是公社所在地，有三個來自上海的女青年被分配到這個公社，起先，她們被編入由公社組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挨村挨戶宣傳文化大革命。宣傳隊解散後，她們被安置到一個小隊裡從事農業生產，但仍集中住在公社的宿舍裡。她們打聽到場員隊的朱明倫是農業大學畢業的，當過農業技術員，就向他請教改良品種的方法。其中一個叫方若伶的只有19歲，顯得特別熱情，隔三差五往水庫邊的那幢小屋跑。因為是同鄉，朱明倫也特別關注這位小妹妹，把自己在屋邊試種的改良苞米種子送給了她，還教她苞米定向栽培技術，使苞米在生長期內的通風光照更好，還可以在空檔處套種大豆。為了鼓勵她做出成績，朱明倫特意把我寫的小說送給了她，他不想沾我的光，就把這篇小說作者的姓名透露給了她，於是，小說中的「趙慧娟」便成了方若伶心目中的偶像，她在朱明倫指導下種的苞米果然不同尋常，收割以後，她揀了兩個最大的寄給了我。
我小說中的女主人翁，和我在50年代中所寫的詩歌或小說一樣，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為了配合當前的政治任務，大抵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讓人物作出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行為，歸根結蒂要歸功於黨的教育，詮釋一種這個時代中國文學所獨有的主題理念，即所謂的「歌頌」，所以小說中的人物無非是一種政治標籤，決不可能有一點性格與靈氣。
從朱明倫對方若伶的描述中，我的腦海中已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形象，她穿一件白地藍格子襯衫，胸前別著一個毛澤東去安源的像章，頭戴一頂上海紅衛兵特有的向日葵遮陽帽，一頭青絲在腦後綰了一個大髻，向日葵遮陽帽的後邊就被捲了起來，只剩下前面的一半，就像田間盛開的半邊蓮，她也因此獲得了「半邊蓮」的雅號。
可是，當我見到這位上海姑娘時，卻令我感到赧顏，我小說中的趙慧娟沒有一點形象上的正面描寫，就像一個影子般飄來飄去，顯得那麼蒼白。而眼前的方若伶卻是齒白唇紅，身材高挑，她的舉手投足，處處散發出青春女性的芳馨。此後，水庫邊、柳樹灣一帶常會出現他們的身影，場員隊裡關於朱明倫交了桃花運的傳言，已經到處沸沸揚揚了，我揣摩著這事有可能是真的，雖說二人年齡懸殊過大，但只要情投意合，倒也未嘗不可。我用一種調侃的口吻把我的想法告訴朱明倫時，他卻是一臉的嚴肅，斷然拒絕，連連說「不行，不行！這簡直是犯罪！」然而，我卻看見朱明倫桌上的玻璃板下面多出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如果我愛你，與你何干？」這是《歌德自傳》中的一句話，脫胎於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原話是：「愛神的人，不要企望神也愛他。」這是一種無私的、無望的愛情理念，一種不謀求任何佔有與回報的徹底的奉獻，也是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許多哲人們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事情並未順著我的意願發展，就在他們交往的這段美妙的小夜曲中，卻出現許多刺耳的雜音。
當知識青年響應毛號召，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特別是女青年，遭遇到的卻是太多的不幸與無奈。由於她們來自大城市，正值青春妙齡，長得如花似玉，一些農村青年便因之垂涎三尺。多數情況下，她們又無法主宰自身的命運，最常見的辦法就是先下手為強，等到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飯，然後再軟泡硬磨，不由得你不乖乖就範。一旦她們下嫁農村，便從此斷了歸路，她們的戶口就會一輩子在此落戶，再也無法遷回原籍。
缸窯公社的團辦主任耿某原是這個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長，妻子是小學教師，還有一個10歲的女兒。但耿某生性喜歡拈花惹草，經常緋聞不斷，他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任隊長時，就有好幾個女青年慘遭毒手，但她們只能隱忍，敢怒而不敢言。耿某對方若伶特別青眼相看，對她處處照顧，有時還會動手動腳。不知怎的，被加油添醋的傳聞傳到了耿某妻子的耳朵裡，她火冒三丈，怒氣沖衝來到公社，指著方若伶的鼻子大罵她是「狐狸精」，方若伶從未經歷過這樣的凌辱，氣得她嚎啕大哭，整整三天粒米未進。
不到一年時間，與她同時從上海來缸窯插隊的兩個女青年都已先後嫁了人，搬出了宿舍，16平方米的房間裡只剩下她一個人，致使風險越來越大，她不得不處處提防，還特意買了一把剪刀放在床頭以備不測。一天夜裡，她主動把朱明倫約到柳樹灣，二人坐在一棵大柳樹下竊竊私語。方若伶倚在朱明倫的胸前低聲說：「倫哥，我還是處女，我給你吧！」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使朱明倫有點不知所措，他定了定神，這才吞吞吐吐地說：「不，你是天使，我不能玷污你，我的理智要我守住你的最後一道防線……」方若伶悻悻地離開，臨行時丟下一句話：「倫哥，你真傻！」儘管她時時戒備，但不幸還是降臨到她的頭上，這次，她無法迴避了。
寫日記是朱明倫長期養成的習慣，除了記錄思緒，評說時政，也摘錄一些中西方的名人警句。一天，他們正在小屋裡討論高爾基，恰好朱明倫的本子裡抄錄了高爾基早期的幾首詩，便拿出來給她看。這時有人來找朱明倫，要他馬上去一趟隊部，朱出門後，方若伶獨自一人翻看著小本子，越看越喜歡。此時已是日薄西山，天色漸暗，還不見朱明倫回來，她便在桌上留了一張字條，懷揣著小本子離開了小屋。
誰知禍起蕭牆，黑暗中總是有一雙眼睛在窺視著她。
方若伶住在公社辦公室旁邊的一間廂房內，吃過晚飯，她一人捧著小本子正看得津津有味，不料公社武裝部長的妻子來喊方若伶，說她兒子有一道算術題不會做，請她代為解一下。方若伶把那小本子鄭重其事地捲在被子裡，然後鎖上門出去。等她回到宿舍，卻見房間裡亮著燈，耿某正在燈下翻看她那心愛的小本子。
「你怎麼可以闖到我的房間裡來？」方若伶怒氣沖沖地問。
耿某一臉狡黠的笑容：「我早就懷疑這姓朱的對黨對社會主義懷著刻骨仇恨，現在你看，」他舉起小本子：「鐵證如山！」朱明倫確實記述了「文革」期間他所見到的一些反常現象，也有一些牢騷與不滿，如果耿某真要舉報的話，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朱明倫很可能會再次入獄被判處徒刑。方若伶想到這一點，不禁柳眉倒豎，脫口而出：「你真卑鄙！」「是嗎？」耿某皮笑肉不笑，「你喊呀，喊得響一點，等大家都來了，我就把它公開！」他再次舉起小本子。
這一招還真的把方若伶鎮住了。她終於放低了聲音：「你想怎麼樣？」「這還用問嗎？」他走近方若伶壓低了嗓門：「我只要你——一樁最廉價的交易。」方若伶在心底盤算著，在對方絕對佔上風的情況下，硬拚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她想得更多的是朱明倫的安全，為了她心愛的人，她願意犧牲自己。
最後，他們達成協議，方若伶在拿回小本子並確認它安全的情況下，她願意獻出貞操。
天空下起了小雨，老天也為方若伶的失身而哭泣。
將近午夜，朱明倫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他急忙開門，進來的是渾身濕透的方若伶。她撲倒在朱明倫的身上失聲痛哭。此情此景，朱明倫已猜著幾分，他抱起方若伶，一陣陣地吻她，他對她說：「好妹妹，千萬別這樣，我會永遠愛你的。」朱明倫突然發現，他的語言竟是那樣的無力，他在此時竟會顯得如此笨拙。
「明倫哥，我對不起你……」她的全身在顫抖。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都是我的，我們明天就去登記。」朱明倫終於清醒過來，說出了方若伶期待已久的一句話。但此時方若伶只是從牙縫裡迸出了兩個字：「晚了！」她從懷中取出用一個女人的貞操換來的小本子，雙手呈送到朱明倫面前，睜開被淚水與雨水沾濕的雙眼，深情地望著朱明倫，「晚了，一切都晚了！」方若伶的目光從朱明倫身上慢慢移開，掃視了一下整個房間，當她看到玻璃板下面那張寫著「如果我愛你，與你何干」的紙條時，她尖叫了一聲，掙脫朱明倫的手奪門而出，朱明倫趕緊起身追了出去。
一聲轟然巨響，水花四激，那一夜，場員隊幾乎所有的人都聽見朱明倫那撕心裂腑的呼喊。
第二天一早，缸窯隊所有的場員都停止出工，100多人自發來到水庫下水尋找，兩個小時之後，方若伶的屍體被打撈上岸，朱明倫抱著她哭得死去活來。
朱明倫在水庫邊為方若伶建造了一座小墳，墓碑上寫著「愛妻方若伶」，並把自己的小本子在墓前焚化。他當著墓碑立下誓言，他將終身不娶，作為對方若伶的報答。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先前的平靜。朱明倫知道，耿某是個有權有勢的人物，在當前法制被踐踏的狀況下，莫說沒有任何證據，即使有足夠的證據，又怎能奈何得了他？
孽海餘波
昔人有言：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一個月後的一個星期天傍晚，耿某騎著自行車從蘭溪縣城回家的路上，整個鼻子被人割去。儘管公安部門千方百計捉拿行凶者，卻始終未能破案。
這件事流傳著好幾個版本，據耿某自己的陳述，他是在自行車上被人從背後上套上麻袋，從下而上將他的整個鼻子割去，動作極其利索。等到他忍著劇痛掀去麻袋時，只看到旁邊有一個被嚇得說不出話的老太婆，根本就沒有看到凶手的影子。另一種版本說是朱明倫干的，但大多數人不相信，雖然他有復仇的動機，但卻沒有能力做這樣的事，像他這麼個文弱書生，又怎能是身高一米八的耿某的對手？最後一種版本，也是絕大多數人肯定的版本，是那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俠客所為，無論如何，這都是耿某強姦方若伶所遭到的報應，缸窯場員隊包括缸窯村的農民，十之八九為此事拍手稱快。
耿某傷癒後不但沒有升遷，反而被查出有貪污情節，被清洗回家當了農民，從此他多了一個外號：耿塌。
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春天，我接到朱明倫的電話，約我一起去看方若伶。
我們在金華車站見面，如今也已經是滿頭白髮。他從一個農科所退休，有高級職稱，每月可以拿3千多元的退休工資。但他仍然恪守當年在方若伶墳前立下的的誓言，從1978年回上海後至今沒有結婚。
老友重逢，舊地重遊，20多年前的酸甜苦辣一夜間注到心頭，說不盡的喜怒哀樂，拂不去是瑩瑩往事，當某一個細節變得朦朧淡化的時候，相互間的補充便立即使這個情節變得鮮活。
來到場員隊舊址，眼前的變化真有點令人眼花繚亂，昔日那麼熟悉的地方，如今卻變得異常陌生，要尋訪過去遺落的腳印，真不知有多麼艱難。小水庫連同方若伶的墓葬早已不復存在，原先的黃土路，如今都變成了水泥路，許多小轎車在這條路上往來穿梭。
來到缸窯村，已經沒有人能夠認出我們。我向一位老者打聽「耿塌」，此人已經在10年前死於一場車禍。被撞得身首分離，極為慘酷。
當晚燈下寫成一闋【木蘭花慢】：
記當年此地，曾攜手，話纏綿。對風雨江堤，撕心裂腑，難復沉冤。澆我千杯悶酒，怕胸中塊壘只依然。往昔窮途末路，如今桑海新遷。
劉郎不死又重還，愁壓九重天，把萬種悲情，兩行熱淚，來灑君前。料得今宵歸去，對孤燈耿耿夜無眠。四十年間舊事，一千萬里江山。
1978年8月初稿2008年8月修改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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