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在火車站廣場上專往人群裡放火箭爆竹。(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1月08日訊】2015年12月31日，德國科隆中央火車站發生了1000餘名阿拉伯裔男子分組包圍性侵並搶劫90餘名德國女性的惡性事件，斯圖加特、漢堡也發生了類似事件約10來起。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傳得沸沸揚揚，但德國那麼多媒體，卻因「政治正確」選擇了沉默，直到2016年1月4日，《法蘭克福匯報》以《科隆性侵，女市長召集危機緊急會議》（Sexuelle bergriffe in Kln Oberbürgermeisterin beruft Krisentreffen ein）為題報導，德國媒體才紛紛跟進，期間媒體失聲了三天整。
如此惡性事件的發生，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德國政府的失誤遲早會被批判。但我在本文中，只想談談德國媒體在政治正確的矇蔽之下，如何喪失了媒體作為社會風險瞭望者的功能。
難民強姦德國女性，並非始自新年前夕
德國這個民族，從二戰之後背上了沈重的道德包袱，非常害怕外界對其種族主義的指責，人人都擔心因觸碰這個話題而被貼上新納粹的標籤。這就是默克爾至今仍然主張接收難民無上限的社會背景。
隨著百萬難民的湧入，許多德國人認為難民數量已經超過了德國社會的承受能力，但卻沒有適當的管道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只好聚集在Facebook上表達擔憂與不滿。但默克爾政府的做法是：將質疑政府難民政策的統統打入「黑暗德國」，其言論一律被看作是「新納粹的種族歧視言論」，於是出現了德國版的網路監控。2015年9月14日，德國法務部長馬斯（Heiko Maas）召見了Facebook代表團，要求建立一個由Facebook、民間社會組織和NGO組成的工作小組，迅速刪除「仇恨帖子」，除了刪帖之外，還要加強用反證來對付仇外言論。9月下旬，在紐約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間隙，默克爾當面提醒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Facebook涉難民種族言論增多，扎克伯格承諾嚴控。
也因此，難民成了德國的法外寵兒。據說，難民在超市偷東西50歐元以下，由政府代償。店主就算是將警察叫來，也會無罪釋放。但德國人及其他國家的移民，只要偷一丁點東西就會遭受處分。零星的難民強姦案也發生多起，由於主流媒體拒不報導這些「不和諧」消息，只關注難民的痛苦，批評德國照顧得不太週到，這些「不和諧消息」就只能在德國人當中口耳相傳。
科隆12·31大規模難民性侵事件，推根溯源，都是歐洲左派政治長期以來堅持所謂「政治正確」惹的禍，具體來說，則是德國政府不當政策誘發出來的後果。德國媒體在這段時期內，對有關難民的負面新聞採取的無視、默殺報導方針，即使不是助紂為虐，也是推波助瀾。這一狀況，現在總算有媒體願意思考了，有篇報導題目為：《科隆性侵之後：媒體失靈怎樣威脅社會和諧》
薩拉辛：被德國政界與媒體射殺的「帶壞消息來的人」
我一直對歐洲社會嚴重左傾的「政治正確」心存看法，德國經濟學家蒂洛·薩拉辛（Thilo Sarrazin）的遭遇讓我有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德國的移民潮始於二戰之後，近20多年逐漸進入高峰，引起了一些有識之士的擔憂。2010年8月，經濟學家、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蒂洛·薩拉辛出版了《德國的自我毀滅》（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作者通過對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在書中表達了這樣一種擔憂：由於大量移民湧入，德國正在走向毀滅。大量來自中東的移民生育率較高，其人數將可能超過德國本土居民。作者指出以下事實：穆斯林移民對融入德國社會不感興趣，他們不願依法繳稅、不願為社會作出貢獻。生活在柏林的大量阿拉伯裔和土耳其裔移民，從事的行業主要是賣菜和賣水果。由於這個群體數量不斷增大，導致德國整體識字率和數學能力大幅下降，德國正逐漸變成一個「笨蛋國家」。薩拉辛特別提到在德國的穆斯林群體，他說：「穆斯林移民無法像歐洲的其他移民群體一樣融入當地社會，其原因顯然不是基於他們的種族，而是深刻根植於他們的伊斯蘭文化。」
薩拉辛的這些言論，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德國各界不在意他講的是不是事實，而在意他這本書的「政治不正確」。指責他的人馬當中，主力是德國政界和媒體，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是領軍人物。
這本書於2010年8月30日在柏林發行。但政界與媒體的圍剿卻已事先佈陣。8月29日，默克爾在接受德國媒體採訪時說，薩拉辛的言論「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言論無異於「蔑視整個社會」，其言論具有歧視性，阻礙了德國在移民問題上的討論，她希望聯邦銀行就此事進行討論；德國外長韋斯特韋勒表示，「助長種族主義甚至是反猶主義的言辭在我們的政治表述中沒有位置」。
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局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了薩拉辛的言論，指責其言論違背了該行規定，「損害了德意志聯邦銀行的聲譽」。8月31日，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會應社會要求，就取消薩拉辛的董事資格一事舉行聽證會，聽取薩拉辛對自己種種涉嫌種族歧視的言論進行解釋，並將討論如何處理薩拉辛。此後，董事會其他成員達成一致意見，請求總統伍爾夫解除薩拉辛的董事一職。這是這家銀行歷史上第一次向總統發出類似的請求。薩拉辛在巨大的壓力下辭職。他的辭職並未降低民眾的憤怒，不斷有民眾將其稱為「種族主義者」，要求其「閉嘴」。
薩拉辛不但成為本國政界與人民的「公敵」，還受到歐洲其他國家媒體的激烈批評。英國《金融時報》於9月10日發表托尼·巴伯的評論《歐洲政客不該拿移民做文章》，義正辭嚴地將薩拉辛批判了一番，還打兔子帶摟草，修理了荷蘭、義大利好幾位「種族主義者」。
只有極少數學者支持薩拉辛。德國土耳其裔社會學家內克拉·凱萊克就是薩拉辛的堅決支持者之一。凱萊克說：「薩拉辛是在呼籲我們穆斯林移民反思自己在德國發揮的作用，用種族主義來指責他是很荒謬的，因為伊斯蘭並非種族，而是一種文化和宗教。」
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保持活力的前提
美國當然也有「政治正確」這一習慣，但能將「言論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間的界限劃分清楚，認為言論自由只有一個目的，即保證每個人能夠說出他自己的聲音，保證這個世界永遠有不同的聲音。而絕不是保證人們只發出一種聲音，哪怕公認為這是「真理的聲音」。因此，今年在總統候選人競選時，才會出現川普(特朗普)這位以言論「政治不正確」為顯著特點的競選者。雖然白宮表示不歡迎川普成為總統候選人，但不能強行要求共和黨取消川普的競選資格。
美國新聞界的標桿人物約瑟夫·普利策曾有過一段名言：「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由於這一傳統，美國堅持一條，不射殺帶來壞消息的人，主張媒體人充當「扒糞者」。
薩拉辛事件表明，德國媒體缺乏擔任「不測風雲瞭望者」的意願。2015年，默克爾的不設置難民接收數量上限的政策與部分媒體及德國人的「歡迎文化」，為德國迎來了109萬難民，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比如700多起攻擊難民營事件、巨大的社會福利壓力、迅速下降的社會安全，以及12·31科隆、斯圖加特漢堡性侵事件。面對如此困局，不知德國人是否開始後悔，當年不應該用這種扼殺言論自由的方式對待政治不正確的言論？
我真誠地希望，德國媒體今後不要做「燈下黑」，在12·31事件之後痛定思痛，結束過去那種因堅持政治正確只報導光明面的報春鳥角色，對政治不正確的言論給予一點點寬容，不要射殺薩拉辛「這類帶壞消息來的人」。在政治正確蔚為風氣之時，讚美只是隨波逐流，批評則需要更大的勇氣與道德良知。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