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12月18日訊】發改委最新發的精神是，考慮到霧霾嚴重，汽車尾氣是污染源之一，決定維持高油價不變。說這個話的時候，與國際油價接軌聯動機制拋到了腦後，國情論再一次贏過政府承諾。網友紛紛徵詢發改委：要臉嗎？戲言只是戲言，基本上拿流氓沒辦法。
在如何看待與處理霧霾這個問題上，民間最有代表性的立場當屬柴靜們宣揚的：從我做起。這個立場千瘡百孔，卻有佔據相當大的民意份額。可是在政府這邊，是沒有這麼客氣的，直接將霧霾做成了贏家遊戲，不僅讓民眾為高油價、低油品買單，而且還要承受道德譴責。
汽車尾氣作為霧霾的來源之一，是因為「兩桶油」的油品低劣，加入了錳也就加大了顆粒物排放。加錳的好處是技術性地提高油品標號，從而以低廉成本獲取高額收益。治理汽車尾氣的直接辦法是提高油品，但考慮到發改委、「兩桶油」諸公的人品，只能空想。
壟斷了高速路加油站的中石化，你在加油時，員工都會裝腔作勢地拿白手套去尾氣管摸一樣，然後展示黑詬給車主看，作為燃油添加劑的營銷手段。你若是問為何不提高油品，保準沒有答案。從發改委的表態看，「兩桶油」終於成功將霧霾責任轉嫁給民眾。
這種對霧霾責任的轉嫁，不只是在邏輯上使然，更是越來越廣泛的事實。至少到目前為止，農民燒秸稈也是被轉嫁對象之一。不能燒秸稈，與不能燒汽油，國家用禁令將最沒話語權的農民與中產階層圈禁到一起。同呼吸、共命運，不只是霧霾下的隱喻。
發改委與「兩桶油」這麼說，也不是孤立的說法，實際上帶有普遍的反映，那就是諸多問題不在於體制如何，而在於國民如何。類似霧霾這樣的問題，不是政府要負多少責任的問題，而是國民要負多少責任。這種邏輯指導下的行政行為蔚然成風。
這麼說與這麼做，等於是否定了「問責型政府」的努力。而在早前幾年，政府部門都已這個作為目標，法治型政府、服務型政府，都是問責政府的具體說法。儘管陽奉陰違的多，但至少有過這麼個維持表面臉面的時期，而現在是全然不顧了，問責政府作為理念與實踐都被棄置。
講述「歷史終結」的美國人福山，近期在中國受到了良好待遇。但善待福山的條件是借他之口，講述1歷史沒有終點2強政府有正當性。儘管福山補上幾句問責之類的東西，但他作為「肉喇叭」，成功地向國內與國際傳達了問責型政府在本地的沒落，也是不要臉的。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向。不只是堵死問責政府的具體途徑，比如行政訴訟很可能被信訪維穩接管，權利爭取很可能受到法制壓制，媒體監督很可能遭到整體性剝除。而且在治理理念上是整體否定問責的必要，否定這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秩序與紀委。
隨著問責型政府的話語轉換，政府正在發展出另一套解釋國情的話語，那就是「問責型國民」。不是國民監督政府，而是政府督查國民。國民當然是分類，依照分類施行條線管理。紀委分一塊，公安分一塊，維穩管一塊，問責型國民就在這樣的錘煉中誕生了。
這種轉換話語與管理思路，將責任從政府身上卸下，強加給國民，也就是最近幾年的事情。為了在思想上完成這一轉換，伴隨著龐大的意識形態重建計畫。就好像有人會說：我沒車，所以高油價是對的，或對我沒影響。這種思維潛移默化到許多領域，成了群體的下意識。
問責型國民的特徵是原子化。原子化存在本是自由主義倡導的一種狀態，個人以權利劃定活動界限，自我治理。弔詭的是，在自由主義毫無根基的國度裡，原子化個人竟然也早早成為現實處境。只是這種原子化是孤立無援的原子化，是予取予奪的原子化。
在不久前的爭議中，有人將林森浩的死歸結為林家人「助攻」導致的，也反映了在精心布局下的原子化狀態下「人人相殘」的一面。從這個具體說法延伸開來，發展出一些具體的立場與觀點，比如「道德是弱者的武器」，「窮人該死」，「屌絲必定心懷不軌」等等。
幾年前，有人揶揄公知論調時會說，「錯的一定是體制」。彼時，體制很害怕這樣的指責與批評的邏輯，但現在可以高枕無憂，因為現在「錯的一定是國民」，不止是發改委用行政行為論證，還有幫閑者如此吆喝。對於當年嘲諷公知的人來說，這也是莫大的諷刺。
所以，現在我們討論時事，可能首先要辨認「問責型國民」這套話語邏輯是如何使用的。在公共討論當中，可能需要瞭解這種模型是如何被激活，又是如何運行的。「問責型國民」將問題引向自我責備，問責成了自我譴責，政府俯視著也巡視著，這就是一個「完美受害人」概念的重生。
不久前，孫正平在一次發言中，說到現在的轉型問題，認為是社會已經不能支撐起轉型的需要。但轉型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甚至不以政府的意志為轉移，所以問題帶著巨大的呼嘯聲到來並積累。一個催生及密佈「問責型的國民」的地方，當然是成不了什麼「社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