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者
【看中國2015年12月01日訊】（接上文）
殊死爭奪的陣地、社會主義教育堡壘、反偷渡的「紅旗村」，結果逃掉了一大半
為什麼要逃港?這個問題，陳秉安曾經問過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飢荒。
1957年，農村集體化進一步升級。寶安縣委通過《關於限制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幾項規定》，限制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收入，副業收入不能超過全家全年總收入的30%;社外農民不准開荒，不准棄農經商，「以徹底堵塞資本主義漏洞」;「男全勞動力」一年要完成260個工作日;農民家中如果有金銀首飾，都要報告政府，然後收為國有。
到了1959年，廣東出現了嚴重的飢荒。一份資料顯示，當年全省的糧食總產量只有177.58億斤，比1958年減產15.71%。1960年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農民實際比常年少收了61.25億斤糧食，這相當於他們8個月的口糧。
一個逃港者告訴陳秉安，那個時候，伙食裡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連青菜都很罕見。為了緩解飢餓，他曾經吃過蕉渣、禾稈、木瓜皮、蕃薯籐，甚至一度還吃過觀音土。
當時，寶安一個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約在7角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收入，平均為70港幣，兩者間懸殊近100倍。當地流傳的民謠唱道：「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對面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樂家馬思聰是最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開始後，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飽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機會，鋌而走險，乘船逃往香港。他抵達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報紙與電臺都報導了這一消息，從而掀起了一場以知識份子和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
陳秉安曾經採訪過一個民兵隊長，他逃港的原因，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
這個民兵隊長在山裡發現了一個從臺灣飄來的氣球，氣球下方的籃子裡，有許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那個年代，廣東一帶經常發現這樣的氣球。這個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實在捨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來。
幾天後，他穿著白背心參加了一場籃球賽。圍觀的人們發現，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濕之後，背上出現了「反攻大陸」的字樣。結果，這個原本「根正苗紅」的農民，被打成了「美蔣特務」，受到嚴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為了應付日益嚴峻的逃港浪潮，當地政府還曾想過這樣一個辦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個叫做西坑的村子，寶安縣決心在這裡「展開一場殊死的爭奪」，把西坑村建設成「反偷渡的紅旗村」。
村裡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牆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裡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筑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份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
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邊防鐵絲網
真正的香港奇蹟，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淚創造出來的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逃港者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這也形成了一個後來香港報刊常用的名詞：「天臺木屋」。
逃港者們從事較多的工作，是最為初級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業——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因為他們工作賣力，要求又低，正好為經濟開始騰飛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這樣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在陳秉安蒐集到的許多香港報紙裡，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為華山的小山上。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當時的300萬人口中，平均每10個人裡就有一個人要為華山山頭的情況擔心。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臺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
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裡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裡，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在這些人中，陳秉安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個叫葉小明的企業家的故事。
葉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當時他還只有11歲。5月的一個深夜，母親背著他，隨著逃港的人群，扒開鐵絲網，由沙頭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當晚深圳突降暴雨，數千名逃港者身處的山間，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經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僅有200餘人僥倖脫險，其餘盡為洪水吞噬。
葉的母親便是遇難者中的一個。在被洪水包圍的時候，這對母子發現了一棵大樹，母親先把兒子推到了樹上，然後再往樹上爬。由於樹上的人太多，有人擔心樹幹斷掉，便在這個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腳，她摔進了洪流中。
兩天之後，水退了。僥倖逃生的兒子又回到這裡，尋找自己的母親。在離那棵大樹一里多遠的地方，他找到了母親的遺體。她被卡在兩棵小樹之間，手指緊緊地摳住一截樹幹，樹幹上都被摳出了一個小洞。
兒子含淚掩埋了母親，然後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葉爭氣，「發誓在香港幹出一番事業來，一定要對得起死去的母親」。他從底層做起，奮鬥了數十年，如今已經是大型物業公司的老總，行業內數一數二的人物。
「我們不是總在討論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蹟嗎?你聽那些專家分析這個指標、那個政策，他們懂得香港嗎?他們懂得什麼是真正的香港人嗎?」在採訪中，葉小明流著眼淚，這樣告訴陳秉安，「我告訴你，真正的香港奇蹟，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淚創造出來的!」
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應該拿逃港者怎麼辦?這成為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的一個難題。
1962年，人民日報的一個記者受上級委派，來到深圳。他想搞清楚，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
一個當時負責接待這個記者的當地官員向陳秉安回憶，他為這個記者辦理了一張過境耕作證，派一位會粵語的公安科長陪同，隨著逃港的群眾，前往香港九龍。
當時，內地對香港進行醜化宣傳。官方發過一份文件，叫《人間地獄——香港》，其中是這樣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會橫行三、香港是最大的製毒販毒基地四、香港自殺者是世界上有數的……
但這個記者在香港看到的，並非如此。他和逃港者聊天，對方哭著說：「我們也是黨員啊，對不起黨，對不起祖國，給社會主義丟了人，可我們實在沒辦法啊!」
他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並非像宣傳的那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的生活，比內地高出了許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在內地還吃不飽飯的時候，香港居民已經用上了電視機、洗衣機。
回到深圳後，這個記者有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閉門不出。他先後寫了4篇內參，把自己看到和認識到的情況向中央報告，希望執政者能從大逃亡中「吸取教訓，反思歷史，調整政策」。
半年以後，原本鐵板一塊的政策，開始有所鬆動。據說，有國家領導人指示，對逃港者放寬不究，並且禁止邊防部隊向逃港者開槍。與此同時，內地開始通過香港購買糧食，飢荒有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但這樣的政策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在此後的十餘年裡，依然發生了多次大規模的逃港浪潮，各級政府對此似乎也束手無策。
1978年，習仲勛主政廣東後，經過大量的走訪，親身感受到了當地居民對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識到，光靠嚴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須另闢蹊徑。
隨後，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的想法。很快，他們便迎來了復出不久的鄧小平。
據說，在他們忐忑不安地匯報了逃港情況後，鄧小平卻出奇地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橋頭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負責廣東特區籌辦、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的吳南生回憶道：「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一個寶安當地的村幹部也告訴陳秉安，在深圳特區建立以後，他心裏依舊不太放心。在農民每天出工前，他都拿著一本花名冊，讓人們依次在自己的名字後面打上紅勾，每天收工後，再打一個勾。
很快，這個村幹部發現，這樣的檢查實屬多餘，每天出工多少人，回來還是多少人。不僅如此，許多已經逃到香港的當地居民，在聽說深圳設立經濟特區、政策放寬後，又都回來了。
1997年香港回歸後，偷渡基本絕跡。近年來，大量的香港人擁入內地反而成為一種潮流。200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發布「香港居民在中國內地居住情況及意向」調查結果，數據表明，到內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為4.1萬餘人，2003年為6萬餘人，而2005年為9.18萬人，4年間增長了一倍多;另外還有8.02萬人打算未來移居內地。
在深圳特區成立十週年的1990年，陳秉安採訪到了前來深圳參加慶典的習仲勛。當聊起那段歷史時，習仲勛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番話：
「千言萬語說得再多，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只會用腳投票。」
如果不寫下它，這個城市將永遠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自己的根究竟在哪裡
在30年後的今天，「逃港」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讓陳秉安感到不安的是，這段歷史卻逐漸被人們遺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故事。
很多當事人對這段歷史都諱莫如深，畢竟，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許多檔案管理部門，也以各種理由，拒絕了陳秉安的查閱請求。
當然，也有一些人的態度與此相反。不少當年的廣東執政者們，以各種方式表示了對陳秉安的支持。他們不僅為他提供了大量口述，還在一些「要害部門」的領導那裡「做工作」，使他得以查閱一些「機密文件」。
2007年4月1日，對於陳秉安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天，廣東省檔案館解密了1949年~1974年的一萬兩千多件檔案，其中就有大量與「大逃港」有關的資料。
2009年年底，已經擔任深圳市作協副主席的陳秉安終於完成了30多萬字的《大逃港》書稿。
書問世後不久，陳秉安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是深圳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位市領導打來的。他驚訝地告訴陳秉安：「原來深圳經濟特區是這麼來的啊!我還在那兒呆了那麼多年，卻一點都不知道。」
據陳秉安透露，深圳市有關方面對這部作品也甚為重視。在特區成立30週年的時候，在許多當地官員眼中，這部作品被視為對這座城市的一種「獻禮」。
曾有人問他：「你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份在許多人看來不太友好的禮物?」
「獻禮，並非只有歌頌一種方式。有時候，真實才是最重要的。」陳秉安這樣闡述道，「大逃港，無疑是歷史的大悲劇，但同時，它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如果不寫下它，這個城市將永遠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自己的根究竟在哪裡。」
如今，從陳秉安家中的陽臺望去，蛇口深圳灣，這個原本荒涼偏僻的逃港之處，已是一片大工地，起重機與挖掘機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這裡正在興建一處海濱公園，周邊許多樓盤的價格也水漲船高。購買者中，有許多香港人。
但歷史依然會頑強地留下自己的印記。在這處工地裡，時常會挖出一些逃港死難者的遺骨。不久前的一天，一個朋友告訴陳秉安，他們在灘塗中挖出了兩具逃港者的遺體。從屍骨的大小形態上判斷，應該是一對男女，他們的手腕，用繩子緊緊地綁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