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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蹉跎北大荒
一個人的故事只是故事，一千個人的故事就是歷史。
……為了孩子，留下你的故事。
——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往事》欄目開首語
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場鋪天蓋地的狂風濁浪呼嘯而來，初名「文化革命」，實為「革文化命」的民族浩劫，席捲中華，深入城鄉。隨之而來的上山下鄉大潮，將我裹挾到北大荒，從此在寒冷的北國，史稱「墮指裂膚」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生活了近十年。每逢探親假往返乘坐火車時，與其他乘客聊天，常有人問我在北大荒從事什麼工作，我總是讓對方先猜一猜。無論猜十次八次，永遠沒人能猜出我是做什麼的，人們多數首先猜我是老師，大概我蒼白瘦弱、文質彬彬的形象給人的印象就是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書生，只能從事腦力勞動。絕沒有人會想到我是從事體力勞動的，而且還是重體力勞動！我告訴人家我的糧食定量是56斤，沒人相信。因為當時一般人都是三十幾斤，廠裡工人也不過四十多斤。
我本該一九六八年高中畢業，由於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我只念了一年高中，一九六六年夏季以後，全國的所有大中小學校全部停課。上海市政府對我們這批68屆初、高中畢業生宣布了「一片紅」的政策（大概在他們看來，只有上山下鄉才是「紅」，升學就是「白」了），如果誰不服從，將在十年內不給分配工作。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早上，我隨同學一道乘坐專列，不是專供高級領導人乘坐的那種專列，而是專為知識青年下鄉、逢車必讓的專列。專列選在北郊的彭浦車站發車，遠離市區的旅客始發站，為的是避免太多家人前往送行，但送行的人們仍是蜂擁前往。當局組織了龐大的歡送隊伍，敲鑼打鼓，彩旗飄揚，竭力營造歡樂的氣氛。列車啟動的那一刻，車上車下哭聲震天，生離死別，慘景猶如西寶興路的火葬場。我們在車上整整搖搖晃晃了三天三夜，十三日上午抵達遙遠的黑龍江省克山縣火車站，由於長時間坐車的緣故，下車後很久我還仍舊感覺如同在車上，有的女同學甚至腳都坐腫了。
過去的克山農場，因了林彪副統帥的命令，此時改為兵團農場，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五師五十四團」。後來在火車上聊天時，人們剛聽到我們是瀋陽軍區的，都對我們肅然起敬，然而聽完後面的番號，不禁啞然失笑。當時全國各地到處都是現役軍人掌權，各級政權組織都改名為「革命委員會」，主持工作的「革委會」主任大多是軍隊幹部，全中國可算是無名有實的軍事管制國家。下鄉前我在舊小說中讀到過「武將提刀打天下，文官把筆定太平」的句子，卻不料「解放」了二十年的「新中國」竟要依靠軍隊來維持社會穩定，可見建設「和諧社會」有多難！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中，團一級的主要幹部全都來自軍隊，而各個連隊一般沒有現役軍人，原來的農場幹部、職工搖身一變成了「連長、排長」，支部書記成了「指導員」。各類組織甚至小學校都模仿軍隊的編製，這是當年的一種時尚，大概也符合毛澤東將整個國家變為一座大軍營的夢想。
五十四團團長張銘功據說是十四歲就參加革命的「紅小鬼」，不知他出於何種異想，也許是當時「左」的習慣思維，也許是想給我們這批來自大上海的未經「革命」鍛練的「嬌驕」（文革前流行的對青年學生帶貶義的政治術語）學生一個下馬威，這位張團長竟下令所有同學不准坐車，每人發兩個麵包，自己背著行李步行去連隊報到，並以紅軍長征的精神來激勵我們。從縣城車站到農場大約二三十里地，我們每人都穿著上海市政府發放的加厚棉衣棉褲，還帶著一些隨身物件，剛開始列隊行進時隊伍還算整齊，走不多遠，五月的太陽晒在身上，脫下來的棉衣就加重了負擔。我們這批學生，歲數大些的剛二十出頭，小的才16歲，誰曾經歷過這樣的長途跋涉！同學們手提肩扛行李的、兩人合抬的、一瘸一拐的，漸漸有人掉隊，隊伍越拉越長。這裡的北大荒黑土地並非一馬平川，而是高低起伏，上坡的時候格外吃力。放眼望去，我們這一千多學生的隊伍就像是電影《南征北戰》中的國民黨敗兵。
經過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鍛練」，很多青年學生都練就了一身「造反」的本領，習慣於調皮搗蛋，不受紀律秩序的約束。一下子從大城市來到這片蠻荒之地，情緒已經非常不好。下車伊始又被迫「長征」，很多人的反叛思想又冒出來了。事後聽說有一幫學生將隨後坐吉普車巡視的張團長從車上攔截下來並揍了他幾下，從此張團長視上海學生為「刺頭兒」，想方設法整治我們。第一天的行軍混亂不堪，亂到晚上只得用卡車沿途「收容」學生，胡亂送到就近的連隊過夜，第二天重新分配。分配的方式很絕：讓我們排成一排，報數「一、二、三」，「一」往前一步，「三」退後一步，這樣就分成三排，三排學生分送三個連隊。本來排隊的時候，大家都很自然地同一學校的排在一起，要好的同學往往緊挨著，這麼「報數」分成三排，就把很多同學都拆散了。想出這個陰招的人真夠損的！
我和幾個育才中學同學以及其他學校的同學大約一百多人被分派到5營33連，也就是林彪發布戰備命令前的克山農場五分場磚瓦廠。在我們之前，已經有幾十個天津塘沽的學生來了，之後又有北京的一批學生到來。磚窯的活兒比農活繁重，我們這些捧慣了書本的「嬌驕」學生如今要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哪能馬上適應？而且來自京津滬三大城市的青年學生，因各自不同的生活習慣和思想行為，剛接觸時難免發生摩擦，後來又發展為打架鬥毆甚至群毆。這給當地農場的幹部群眾形成很不好的印象。上海學生愛打扮，女生格外惹眼，有些人穿著緊身的衣褲，曲線畢露，走到宿舍外面，更被老鄉視為流氓！
而我不管到哪裡，始終是個不起眼的角色。因為家庭貧困，初中以來我就沒穿過什麼新衣服，我也向來不在意自己的衣著打扮。自從文革開始，我思想上悲觀消極的時候居多，對於前途也不寄什麼希望，我心中暗想，紅衛兵被利用完了，沒有用了，城裡又沒就業的地方，於是就被趕到鄉下來安置。我雖不是紅衛兵，屬於陪綁的，事已至此也只能隨遇而安罷了。下鄉後我就像個棋子，隨時被領導呼來喚去，頭兩年先後幹過很多種不同的工作。諸如往制磚機的攪拌機裡運送泥沙、在制磚機前搬剛切出來的磚坯、用雙輪車拉運磚坯、推獨輪車將陰乾的磚坯裝窯等等，我都幹過。我也曾臨時被派到外連的地裡掰苞米、撿土豆，還在連隊食堂做過三個月。在那知識份子包括所有教師被貶為「臭老九」以致無人願當老師的年月裡，我甚至還被調到營部小學當了一學期的一年級班主任。
我倒十分喜愛這項教師工作，跟天真無邪的孩子打交道，不用「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我根據自己上小學時的經驗和體會，逐戶走訪我的學生家庭，儘可能與每一位家長都見了面談了話，以增加相互間的瞭解和感情。通過家訪，我才直接瞭解到中國老百姓的困苦。有兩戶住一間房的，晚上就在對面炕的中間拉起一道布帘隔開。更離譜的是三戶住在一起：其中兩戶沒孩子的年輕夫婦，躺在一個炕上，中間再拉布帘。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懂得的真是非同一般，我們班上一個小男孩就經常說：女孩跟男孩玩，三天抱小孩！由於室內空間狹小，更因為貧困，很多家庭往往只有一張炕桌，兩隻木箱。富裕些的添一套「炕qin」，就是小型的組合櫥櫃。紙張缺乏，有些家長會隨手撕孩子的作業本捲煙抽，為此我曾苦口婆心地勸說過很多次。連部辦公室訂閱的報紙隨時會被人「順走」，廣泛的用途是擦屁股。我們下鄉前就聽說那裡物質匱乏，帶了大量的肥皂手紙，後來也跟著用報紙了。好在大家都用，就沒人揭發「破壞毛主席像」了，因為那時的報紙各個版面常常印有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在廁所糞坑見到污損的毛像不足為奇。用不上報紙的老百姓，尤其是農村屯子裡的百姓，使用的是古老的方法：苞米殼、樹枝和土坷垃。我們的後代對這些事絕難想像。
正當我與那些可愛的小學生及其家長互相熟悉、工作走上正軌的時候，卻在無意中得罪了不學無術而文革派性強烈的校長，第一個學期剛結束，他就到營部誣告我，將我遣返連隊。
我從小學到高中，幾乎一直都在使用「教改」的試用教材，我對「教改」始終不太滿意。不料改來改去，「文革」中改得一塌糊塗！當我到營部小學報到並領到一本語文課本之後，翻看之下大吃一驚：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第二課是「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哪裡是小學一年級的課本？我記得自己上學時寫「描紅簿」是從「橫豎撇捺」、「上大人、孔乙己」開始的，學習總得從最基本的筆畫開始，逐步由簡單到複雜。這「疆」字恐怕連六年級學生都不容易寫好，一年級新生怎麼可能學會？！「毛主席萬歲」這第一課我不敢動，並且這條標語觸目皆是，人人都見慣了，小學生也不例外，估計這五個字認起來還不成問題。我決定從第二課開始，採取靈活措施，改動課程。
這個小學規模很小，原來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今年新生增加了一個班，教師辦公室裡原有六張桌子不夠分配，就安排我和另一位教一年級的女老師合用一張辦公桌。女老師是天津知青，比我大一、二歲，大概是老高二或老高三的，我現在已經想不起她的姓名。她很熱情，給我介紹了許多學校裡的情況，包括文革中觀點不同形成的派系。她對我教課的設想很支持，於是從第二課開始，我就自行改動，將課本後面的「工人」、「一二三」、「日月」等簡單些的字提到前邊來教，還專門教他們「橫豎撇捺」這些基本的筆畫。校長對我的這些改動不聞不問，他整日關心的是打撲克，跟其他老師吵嘴打架，打起架來他會脫下鞋子用鞋子打人。後來他懷疑我站在女老師一邊，和他是對立派，於是就找我茬，指責我擅自改動課程。我並不知道他的本意，只是就事論事地與他辯論，強調教育需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對學生要循循善誘，他說不過我，就說我是復辟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但是他告到營教導員（也就是分場書記）那裡卻可笑地以我的普通話學生聽不懂、家長有反映為理由。教導員大概以為我會為自己申訴，會抗拒遣返，拉開架勢準備與我長談做思想工作，卻料不到我很痛快，二話不說，從哪裡來回哪裡去。
遣返連隊對我來講真是無所謂。當時正是全中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能留在城裡當個產業工人當然是最光榮的，即使在農場做個農工，也比知識份子「臭老九」強得多，誰願意去做個小學老師呀！我回到磚廠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這種生活早就經歷過了。回想初到黑龍江時，我很驚異五月裡還能從土裡刨出冰來；凌晨三點多天色已明，晚上八點還能看清報紙上的標題。夏夜無事，萬籟無聲，我仰望星空，但見北大荒的夜空格外清亮，滿天繁星閃爍，這在上海是絕對見不到的景象。
看著看著忽然憶起很久以前學過的知識——如何從北斗七星找到北極星，於是經常痴痴地尋找。找到的次數多了，我發現北斗星原來是圍繞著北極星移動的，於是恍然想起曾經在古文中讀過的「斗轉星移」，對這一現象有了親身體驗。這些微不足道的醒悟曾經給我枯燥的生活帶來絲絲樂趣。但是夏夜的蚊蟲和跳蚤則令我長久不得安寧，那是過去二十年在上海生活時從未經受過的痛苦，往往一夜無眠。冬天相對好些，長達七個月的冬季從九、十月份就開始了。我清楚地記得，下鄉第一年的中秋節，突然下起鵝毛大雪。望著皚皚白雪，我情不自禁地背誦起「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充滿詩情畫意的浪漫情調。不久之後，嚴寒令我生畏，再也浪漫不起來了。好在磚廠有大量的原煤，火炕燒得還是夠暖的，只是漫漫長夜，時不時還會停電，非常無聊。
不管怎樣，這種生活注定屬於我。
返回連隊後，我仍是「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隨時被驅遣到各種不同的崗位上勞動。有一天，分管後勤工作的張存仁排長（磚廠老職工）突然找到我，對我說，連裡決定調你去打鐵。我一怔，心想怎麼單單找我這麼個身子單薄的人去打鐵？排長見我猶豫，便解釋道：這是個有技術的工作，因為我們看你人老實聽話，不會調皮搗蛋，才讓你幹這個的。這活不重，主要是給牛打掌。你去了就知道了。於是我便找到那個叫「小烘爐」的地方，給李中田師傅當幫手。李師傅是山東莒縣人，大概比我大十多歲。後來我跟他相熟後，不但能夠全部聽懂他的方言，而且對他的經歷也有了較多的瞭解。他在老家吃不飽，十九歲時，拋棄共青團員的身份，盲流到東北。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農村生活窮困，許多農民紛紛到城市中去打工。中央人民政府將這些農民稱為「盲目流動人口」，簡稱「盲流」，嚴令各級政府攔截。
山東農民自滿清以來就有「闖關東」的習俗，每當生活發生困難，便大批流入東北。李師傅「盲流」到哈爾濱，曾在鐵路上當裝卸工，抬過木頭，那是從大小興安嶺上採伐來的一截截粗大沈重的原木。他最津津樂道的是給糖廠扛糖包。東北盛產甜菜，加工生產出的東北綿白糖聞名全國。那個年月上海老百姓每月才配給二兩白糖，一個五口之家一個月才吃上一斤糖。對於窮困的農民來講，白糖有多大誘惑力可想而知。李師傅他們這幫「盲流」很有心計，他們扛著裝滿白糖的麻包裝火車，需要走上三級跳板，他們常常走到高處，裝作失手，將麻包扔下，麻包掉到地上不免開裂，白糖撒了一地，他們便趁機拿大茶缸子裝了白糖回去沖水喝。據李師傅說，他們常常一口氣喝掉一、二斤糖，喝得連飯都省了。
李師傅身高力大，他拿大板鍬鏟大塊沈重的泥疙瘩時，就像拿大掃把掃地一樣輕鬆。之前我還同他在食堂共過事，進食堂前他較瘦，在食堂幹了幾個月後，體重明顯增加了，他說在家餓的，食堂裡可以敞開吃。他人也很聰明，各種修理活都難不倒他。現在讓他帶著我負責這個「小烘爐」，卻把他難住了。給牛挂掌，首先需要打出掌葉（片）、掌釘。掌葉的作用相當於馬蹄鐵，因為牛蹄是分成兩瓣的，所以牛掌葉是兩個配成一對，每個掌葉形如月牙，上面有三個釘孔。掌釘是用直徑8毫米的盤鐵打出來的，這釘子有個三角形的釘帽，牛蹄上打了這樣的釘子後，尖角著地，牛在冰面上行走就不會打滑。這可是個技術活兒，李師傅大概以前僅僅看見過，卻從未乾過，因此試了幾次都不成功。好在那時候天還熱，並不著急給牛挂掌，而且我們還有為制磚機修理配件的任務，不過活並不多，我們倆也就每天有事就幹點，沒事就學習。上世紀七十年代正是文革政治運動不斷的年代，日常總要沒完沒了的學習政治，特別是學習《毛選》。李師傅基本上不識字，數學則連乘法口訣都不會。
毛澤東提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是在我看來，李師傅沒有文化，怎麼對我進行再教育？我教育他倒差不多。事實上李師傅也同我看法一致，他說我連小學都沒念完，怎麼能教育你呢，應該你來教育我。其實在農村誰有興趣成天學習這個學習那個，即使我們這個「工業連隊」也只有一些思想左傾的青年學生有學習的積極性，坐下來學習正好可以冠冕堂皇地躲避繁重的體力勞動。連隊的要求是以自學為主，小烘爐裡就我倆，於是每當我們關起門來學習的時候，他就讓我讀《毛選》，並逐段給他解釋書中文章的內容。記得我給他講過《矛盾論》和《實踐論》，我對哲學並無興趣，給他講解也主要是字詞句的意思。我倆相處非常融洽，我渴望教這個憨厚的山東漢子學會乘法口訣，但是他堅決不肯，說自己很笨，不可能學會。幾次之後我只好失望地放棄。
我們連隊養了好多條牛，主要是用於拉車送水。夏天問題不大，冬天到處結冰，必須給牛挂掌才不至於打滑。為瞭解決這個問題，不久之後從別的連隊調來了一位鐵匠於同河，據他自述是五級工，技術大拿，因為與原來的同事有矛盾才調到磚廠。於師傅確實是位很有經驗又有技術的師傅，令我領教了鐵匠這項古老職業的魅力。幾千年來，一個鐵砧、兩把鐵錘、幾個鐵鉗子再加一個風箱，這就是鐵匠們亙古不變的主要工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北方也許是全中國的廣大農村中，這項古老的手工業就這麼一直延續下來。
我開始學習左手拉風箱，右手用鐵鉗翻弄爐火和鐵塊直至把鐵燒紅。師傅將燒紅的鐵塊鉗出來放在鐵砧上，右手用錘敲擊。他主要是為我指引敲擊的部位，我隨著他用十四磅大錘用力擊打他所指引的地方。兩錘間隔敲擊，他還趁著空隙在鐵砧上輕輕地點幾下，整個打鐵過程發出有節奏的金屬聲音，感覺很悅耳。大錘的錘把長約80厘米，剛開始時我舉起來感到挺重，才打幾下就很累。師傅糾正我的姿勢，告訴我竅門，漸漸地我習慣了，後來更是得心應手。我雖然瘦弱，但是畢竟年青，才二十出頭，而且打大錘的活兒並不多，只是偶爾掄十幾下，頂多一次掄個幾十下而已。於師傅社會關係廣泛，他陸續從團部修理廠等各處搞來一些角鐵、鋼板，又弄來電焊機、氣焊筒和焊槍，儘管他的本業是鍛工，但其他各行也都會擺弄幾下。沒過多久，他做成了一架簡陋的電錘。錘頭和滑道是請修理廠給加工的，利用幾塊解放牌汽車減震鋼板的彈力，牽引錘頭上下運動，代替了人力打鐵。他又做了一個鼓風機，用小電機直接帶動，風力超過風箱，這兩項改革大大減輕了我的勞動強度。從此以後我在大多數時候幹活並不太累，這鐵匠活我一幹就是八年，再也沒有換過工種，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考取黑龍江大學。
於師傅從舊社會過來，提起過去拜師學藝，總慨嘆今不如昔，說解放後也不講什麼師傅徒弟了，都是一樣的幹活兒。他很擅拉關係，不時給用得著的人做些小東西，比如爐鉤子或小農具如二齒、三齒的耙子，鐮刀斧子。至於連隊領導，除個別他看不順眼的，他都給他們做過些家用鐵器。幾個酒友找他幫忙當然是有求必應，尤其是兩個黨支部委員老黃老安（其實也不過三四十歲），更是他的「死黨」。這兩人經常上頓酒未醒下頓又接著喝，幾乎每天都是漲紅了臉整日在我們小烘爐裡「泡」著，這就是我最初走進社會常年接觸的基層領導。
他們原來也是「盲流」，不過後來混得好，入了黨，還進入了黨支部，所以平日很少幹活，只是耍耍嘴皮子。於師傅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小雞不撒尿但是都有個道道」。我猜這是粵語「蛇有蛇路，鼠有鼠路」的意思，人人都有各自秘而不宣的門道。後來他通過門道從團部要來一截直徑50毫米的不鏽鋼，我很驚異，農場怎麼用得著這樣高級的鋼材！他拿來又有什麼用？原來他要用不鏽鋼給自己和幾個領導打菜刀。但是鍛打出來的刀必須用砂輪磨亮，他把這苦活兒交給了我。這是個私活，又沒有勞動保護設施，砂輪轉速不夠，噪音很大，火星四濺，我不願幹，也很氣惱：你做了人情，自己又不干，倒要我來做！因此我總磨洋工，他為此幾次對我表示不滿。好在這種私活不太多，也就沒有別的矛盾。他對我看書從不干涉，還時不時寫個字問我，這難不住我。每當我告訴他某個字的讀音和字義，他就會滿意地說，這是毛選某篇文章中的字，我查過字典，確實是這麼讀，是這個意思。看來你這個高中生沒白念！我這才明白原來他是故意考我！
打鐵八年，多數時間並不苦累，因此我閑暇時就看些書，主要是當時時興的馬恩列斯著作，諸如《反杜林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聯共（布）簡史》、《論「左」派幼稚病》等等，雖然不愛看，但是為了消磨時間，也為了適應形勢環境，勉強看了些。我也看了幾本能借到的文學書，其中有一本古典詩詞。其實我一直都對詩詞無甚興趣，不過有些內容卻能引起我共鳴，至今還依稀記得。李白「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杜甫「仁人志士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白居易「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這些句子句句入心。還有一首較少見的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
峰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當時曾背誦過這首詞，卻總也記不全，可見我缺乏詩詞的素養。後來上大學以及工作後有讀過這首詞，對最後一句興亡都是百姓苦記得很清楚，也感慨良多。
更多的時間我都用來寫信，每星期都給父母寫，為的是免除他們的牽掛。我也給親友同學寫信，報告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同時還記日記。我從初中學雷鋒時養成記日記的習慣，不過我並沒有寫那種模仿雷鋒「做好事」的日記，而是記錄自己日常工作、生活和思想。可惜後來一場大火把我的大部分書信和日記都燒燬了，我的記性又差，以致很多往事只留下一些不太清晰的印象，現在已無從精確地記載了。唯一感到寬慰的是當年這種讀書、寫信給我枯燥無聊的生活打發了不少光陰，也使心靈得到平靜。
因為工作中接觸到電焊氣焊，我又給上過技校的初中同學寫信，請他給我找幾本相關的書籍，使我從理論上懂得了鍛造的原理，焊接的基礎，也讓我更喜愛自己的工作。但是給牛挂掌是個例外。挂掌前先要把牛在樁上吊起來使它四蹄離地，把牛蹄綁在樁上後，用燒紅的烙鐵燙牛蹄的硬皮使它變軟，以便用刀削平蹄面。蹄面削平後將掌片緊貼上面，就可以釘掌釘了。釘掌釘才是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和手藝，釘子必須穿透牛蹄的硬皮，這硬皮好比是人的指甲，釘淺了容易豁口，釘深了進了肉，牛疼痛起來會作出激烈反應，甚至能掙脫繩索跳出樁子的鐵欄。掌釘尖穿過牛蹄後，要用鐵塊頂著輕敲，使釘尖盤曲，就像鉚釘似的不易脫落。整個過程比較累也比較髒，特別是用烙鐵燙牛蹄時會產生濃烈的焦臭味，我衣服上的氣味幾乎永遠都存在，洗都洗不掉，只好專門預備一件破衣服用來挂掌。幸虧我的工作極少與其他知青打交道，主要都是同老職工往來，也就沒什麼人嫌我髒。
我們剛到磚廠時住的是臨時搭建的帳篷，不久就由老職工帶領我們自己蓋宿舍。奇怪的是蓋房子不用水泥，僅僅在草地上挖幾十公分深的槽，鋪上一層沙子，就算是打了基礎了。鋪一層磚，加一層泥沙混合的漿，再鋪磚，如此循環，磚牆很快就起來了，卻是傾斜的。我們議論是否要拆掉重蓋，帶領我們的唐副連長說不用。他找來一塊長木板貼著牆，又用幾根棍子頂著木板，叫我們一齊用力推。大家吆喝著「一二三！」齊齊發力，唐副連長瞇著一隻眼像木匠那樣「吊線」，推著推著，他大喝一聲「停！」卻已推過頭了。於是將木板貼到另一面再推。「慢點慢點！好！」牆總算推正了，於是大功告成。後來這房子住了幾年便成了危房。
知青們住集體宿舍，總不免打打鬧鬧，打撲克是最普遍的娛樂。偏偏我對這些都不喜歡，於是休息的時候也常常呆在小烘爐裡，這樣就漸漸與大家疏遠，大家也視我為怪人，給我起個外號「葉老頭」。我也並不生氣，我更樂意與老職工聊聊天，藉以瞭解當地民風民情。我這種愛與本地人聊天的習慣一直持續到今天。
於師傅是個十分愛聊天的人，他的消息也特別多，大概平時有不少人上他家串門。他老婆在營部醫院，那裡也是個流言轉運站。有天早晨剛上班，他告訴我說，你們上海知青有個女生昨晚死了！我一驚，忙問真的嗎？他說那還有假？叫解稱梅。我懷疑他是不是搞錯了，因為昨天下午我還剛見過她。當時我去水房打水，見她正在那兒洗一大盆衣服，我說你真能幹，洗這麼大一盆衣服。她說沒辦法呀！命苦啊！我說你有什麼苦，身體這麼好。她說別看我身體好像很好，其實自己有病自己知道。
平時我很少主動與女生搭訕，多半原因是我穿著老土，不像一般上海知青那樣講究打扮，所以女生們都不大瞧得上我，背地裏叫我葉老頭。解稱梅有些不同，她不像其他女生那樣扭扭捏捏，以前跟我說過幾次話，從來都是落落大方的，人又長得漂亮，所以偶爾碰上了我也願意同她聊上幾句。這次她對我說什麼「病」啊的，我根本沒往心裏去，不就是隨便聊幾句嘛！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一個活生生的美麗姑娘，昨天我還跟她講過話，不到24小時，竟然會突然死了！我很震驚，也很想瞭解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於師傅也不知道更多的了。
回到宿舍裡，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只聽說昨晚用卡車送她去團部醫院時，解的男友、外號叫「老狼」的北京知青馬××陪著她，有人聽到她對馬說「都是你！都怪你！」車還沒到醫院她就死了。過了一二天，團部傳來消息，說是醫院要解剖屍體以確定死因，於是很多人蜂擁而至，都想看看熱鬧。醫院不得已宣布不解剖了。但是過了些天，醫院避開人群轉移到別的地方解剖，據說我校高二的王×庸去幫忙料理後事了，聽他說解的皮膚真白，死因是宮外孕大出血！於師傅也已經瞭解到詳細的情況：前兩天解稱梅多次到營部醫院看病拿藥，說是胃疼。給她瞧病的×大夫懷疑她的說法，反覆問她到底是不是肚子疼，解稱梅堅稱是胃疼。×大夫是個男大夫，哪敢說一個大姑娘的病是懷孕？那天晚上解稱梅疼得厲害，但始終沒講真話，否則的話，我媳婦都能救她。我媳婦是營部醫院接生員，見得多了。宮外孕不算什麼大病，要不了命。後來還聽說，同室的女伴們給她整理遺物，在她的箱子底發現了一張醫院墮胎的證明。
事後團部來人把馬××給抓走了，關了段時間才放出來。當時男女知青都到了青春萌動期，但是囿於種種忌諱，比如自由戀愛被視為流氓行為，一旦結婚就不能返城，等等，很多人都不願或不能公開戀情，長期處於地下戀愛的秘密狀態。這種環境和政策結果造就很多悲劇。我們連隊還有一例，男的是天津知青，女的也是上海知青，懷孕後長期緊勒腰部，以致同在宿舍的女伴們竟無一人發覺，只有一位同屋的衛生員看出些端倪。某晚上夜班，女青年臨產，請假回宿舍，在廁所內產下一子後，去水房打水洗涮，然後假裝無事繼續上班。
第二天死嬰被發現，一下子轟動起來。圍觀中，當事人那個天津男青年還說「誰他媽那麼缺德？」有個沒能生育的職工痛惜地說，這麼好的白胖小子，你不要，給我多好！根據衛生員的舉報，領導找女青年談話，她堅決不承認。後來幾位婦女幹部去勸說，產後要補身子，需要吃紅糖雞蛋小米等等，否則將來身體要垮掉的。但是這些補品只能供應給產婦，你不承認就不能給你了。無奈之下，她終於承認。三十多年之後，我在塘沽見到他們夫妻倆，當年丰姿綽約的女知青已是個憔悴的瘦弱老婦，入了黨，在某企業食堂擔任司務長。當年在兵團時我還聽到過一件案子：有個農業連隊年年都被評為學大寨先進單位，有一年冬季積肥，在冰凍的糞堆裡刨出個死嬰，查來查去不了了之，把先進稱號取消拉倒。這種類似的慘劇在北大荒各地都有上演。
更可惡的是我們的張團長，以調動工作、返城、上大學等等為誘餌，猥褻姦污女知青數十人。這老兔崽子連窩邊草都敢吃，後來竟然將團部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都搞了，被揭發出來。過去團部廣播站曾表揚他經常早起撿糞積肥，卻原來是他晚上找女青年「談話」，凌晨將女青年放回去後睡不著，就起來撿糞，等大家都上班後他再回屋睡覺。他的劣跡被揭露後，師長大為生氣，罵了他一頓，又憐惜他是十四歲就參軍的紅小鬼，遂讓軍事法庭判了他三年徒刑。他運氣好撿了條命，因為稍後某團團長也是犯了同樣的罪，卻趕上了中央26號文件發布，將此類案情定為「破壞毛主席上山下鄉偉大戰略部署」之罪，該團長很快被判槍決，以儆傚尤。後來才知道，全國範圍內這類「破壞」罪多了去了。如果沒有上山下鄉運動，哪會有這麼多女青年遭受侮辱！
跟了於師傅幾年，又學了一點鍛造基本知識，我就不滿足於老一套的工作了。我琢磨著打了一把炒菜用的鍋鏟，作為我的勞動成果，帶回上海送給母親，她很喜歡。後來這鍋鏟的柄斷裂，弟弟多次焊接，最後索性改成個木柄。這鍋鏟用了四十多年，至今母親還在使用。於師傅打了不鏽鋼菜刀後，留下些邊角料，我用它們打了把水果刀，又嘗試打了三個小杓，其中兩個「強盜杓」，是我的得意作品。小杓半球形，容量比普通杓大。這「強盜杓」的名字並不是我起的，而是連隊裡知青們這麼叫開的。
下鄉那些年月，我們知青的伙食經常是清湯寡水。當時流傳一首歌謠：「兵團戰士愛喝湯，早晨喝湯迎朝陽，中午喝湯暖洋洋，晚上喝湯漂大洋。」知青出力流汗干一天活，卻沒什麼吃的，如何能長久堅持？大家就想到自己弄點吃的。漸漸宿舍裡就自發形成了若干個人數不等的「伙食團」：幾個合得來的人湊在一起，找個鍋煮各種食物聚在一起吃喝，其中鋁制洗臉盆是最受歡迎的「鍋」，因為夠大。
東北天氣冷，我們就經常煮大雜燴，連湯帶菜的吃起來很帶勁。那時候在食堂吃飯的人都很少用筷子，大多數人都有一把鋁制橄欖形的西餐杓和兩個搪瓷飯盆。聚在一起吃的時候，用西餐杓舀湯菜，鍋深杓淺，很不得勁。後來有人從上海帶回來一種半球狀的小杓，其容積可要比普通小杓大多了。最先將這種小杓帶回農場的人佔了便宜：那小杓的把不像普通杓那樣平展，而是向上彎曲的，每逢聚餐時，一杓伸下鍋去，滿滿的連湯帶菜提上來，吃得特別帶勁兒。於是大家競相從上海買來這種小杓，並給它命名為「強盜杓」，因為大家都用它搶著吃，並且越搶越開心。
我們知青的工資每月32元，但是「月薪日計」，每干一天就有1元2角5分的收入。於師傅是五級工，工資自然比我高多了。為了多掙錢，他常常在星期六的時候找種種藉口，拖延該修理的工作，第二天星期日就必須加班了，那樣就能多收入幾元錢。五一節和國慶節我也很少放假，他總能找到理由加班。加班一天就多一天的工資。我跟著他，也佔了點便宜，反正那些活兒本來就是該我們幹的，加班實際上並沒多干一點活兒。
領導越是遷就，於師傅越是有恃無恐，他的「大拿」脾氣愈益膨脹，動不動就「拿一把」，領導也不敢得罪他。有幾次李連長找他幹活他不幹，活兒又是急等著的，無奈之下，連長悄悄問我：你跟他學了這麼長時間，你能不能幹？我只好回答說試試吧。於是馬上將李師傅叫來，配合我幹活。這下子把於師傅惹毛了，他索性撂挑子回家了。這李連長也受夠了他的氣，竟然就勢讓李師傅留下，不去理睬於師傅。僵了幾天，於師傅終於忍不住了，到處去鬧，又動員了那兩位支部委員幫忙說項。經過一番折騰，於師傅又回到小烘爐上班。不過從此我和他的關係就破裂了，只能勉強維持工作。他逢人就說我「上海驢子」沒良心，剛學點技術就想把師父「蹬」了。我也只好當作沒聽見。
1976年冬，連裡發生一件大事——某天深夜著了一場大火。
知青們住的宿舍，冬夜需要有人值班燒爐子保暖。隔著一條公路，是一排大房子，西起兩間木工房，緊挨著的是小烘爐，然後是零件倉庫，庫裡用木方子木板子搭了一排排高達房頂的架子，放滿各種機器零件。倉庫隔壁是車庫，裡邊有一臺東方紅履帶式拖拉機和兩臺解放牌卡車。車庫旁的駕駛員宿舍在最東邊。東北的冬天十分嚴寒，早晨起來汽車很難發動，往往要澆灌很多開水才能將車發動起來。車庫裡原來砌了個磚爐，但是溫度老上不去。司機們找於師傅想辦法，他就用兩個廢棄的剎車盤扣在一起，做成一個鑄鐵大火爐，試了一下，添上燒窯的優質煤，爐子很快就發紅，溫度明顯上來了。這個爐子晚上就交給值夜班燒宿舍爐子的北京青年李××負責。
李××會找竅門，為了少添幾次煤，他就把爐子封起來。那天晚上他把爐子清乾淨，剩一點點余火，然後填上滿滿一爐煤塊，估計能燒好長時間，他就放心回去睡覺了。誰知半夜裡一爐子煤全著起來，把個鑄鐵爐子燒得通紅。偏偏這些駕駛員們平時毫無安全意識，他們經常躺在車底修車，身下墊個草墊子。修完車用汽油洗手，洗完手把油盆隨意放置或順手一潑，那草墊子、煤堆裡常常都有殘剩的汽油機油。那晚鑄鐵爐子燒紅後，引著了草墊子，明火一起來，就把油盆、油桶都點著了。等我們驚醒起來一看，公路對面那排房子的屋頂都竄出火來了。我們紛紛端著臉盆去救火，杯水車薪，根本無濟於事。只聽得車庫裡不時發出巨大的爆炸聲，有人說那是輪胎爆炸。還有人想把汽車搶出來，剛一靠近，鼻尖都烤掉一層皮，大夥兒只好眼睜睜瞧著大火吞噬了整排房屋。有人幫我把放書籍信件的小木箱搶救出來，可是匆忙中沒有關上箱子，把裡邊的東西全都抖落了，只搬了個空箱子出來，我的寶貝全部付之一炬。
從那以後，我們沒了打鐵的場所，我也沒了能躲避嚴寒的小烘爐。十年「文革」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供應給磚廠的原煤質量越來越差，有時燒的是「煤矸石」，幾乎不起火，炕也燒不暖。我們甚至還燒過原油，填進火爐時是一塊塊烏黑的膠狀物，一著火立即化成液體，滴下爐膛，冒出濃濃的黑煙，嗆得人十分難受。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都大不如前。最後一批被推薦上大學的知青們都高興地離去了，我已近而立之年，卻不知何處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歷史終於翻過了這沈重的一頁，我將近八年的打鐵生涯就快熬到頭了。1977年夏，鄧小平決定當年10月恢復高考。中央下發的通知說高考的對象主要是66屆、67屆的高中生。誰知我們54團的官老爺理解為66屆、67屆學生，所以66屆、67屆的初中生即老初三和老初二的學生都可以參加考試，唯獨我們68屆老高一的學生不准參加。眼看我最後一次脫離北大荒的機會已然逝去，未來的生活十分茫然。我萬念俱灰，於10月底返回上海結婚後再也不想回東北苦熬嚴寒，就那麼無望地在家呆了幾個月。豈料峰迴路轉，第二年高考時，團部竟然允許我們參加報考！後來得知，能夠有把握考上大學的知青很多都已考走，剩下那些小青年沒讀過多少書，都不敢報名，於是團裡才開恩准許我們這些老高一的學生參加高考。大概在三、四月間，有同學向我報信，我趕緊回到連隊，報名高考。團部給我們一個月的假期備考，連裡強調工作忙，只允許請一個星期的假。於師傅說，你是高中生，還用得著複習嗎？歇三天夠了！
幸虧所學的知識還沒有全部忘乾淨，更幸的是當年高考的題目不像後來那樣難，最終我被黑龍江大學中文系錄取，10月份隻身一人到哈爾濱去報到。因為誤信一位76年被推薦人哈工大的小同學「形勢大好」的消息，放鬆了警惕，甫抵哈市便在公交車上被小偷摸走身上僅有的二十元錢。我在黑龍江兵團農場度過的九年半生涯至此終於打上句號，隨後便是我人生至今最為輕鬆愉快的四年帶薪上學生活。
2014年5月初稿
7月完稿
附照——我的紀念作品之一部分：其中水果刀和強盜杓是不鏽鋼的，菜刀是用汽車彈簧鋼板做的，鍋鏟是普通的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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