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華中局聯絡部長潘漢年曾面會汪精衛，代表中國共產黨乞求侵華日寇達成「互不侵犯」的默契。（網路圖片）
在全中國抗日烽火連天的歲月裡，毛澤東密派中共華中局聯絡部長潘漢年，代表中國共產黨乞求侵華日寇與中共達成「互不侵犯」的默契，並與日寇和汪精衛漢奸政權緊密勾結，共同破壞民族抗日事業。潘在上海勾結日本特務岩井英一；聯絡、收買大漢奸李士群，並由李士群陪同秘密會見汪精衛。中共與日寇進行情報交流，潘將日方情報交流的原始電報傳回延安。（中共在上海的秘密電臺，負責中共與日寇的交流電文收發。中共奪權後，編造影片「永不消失的電波」，無恥地傳播顛倒是非的謊言。）
1943年，陳佈雷指出潘漢年、李士群之流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交往頻繁；並有延安代表馮延壽（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與情報相互交換等。李士群為首的特務機構「76號」（「魔窟」）與中共地下黨勾結，共同打擊國民政府的抗日工作人員。日軍攻佔香港後，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日寇的護送。
在汪精衛的幫助下，侵華日寇將其侵佔的中國華東地區的8個縣交給中共管理，以使中共軍隊（主要是「新四軍」）在日寇保護下的「生存地」保存與擴充實力，積極破壞中華民國政府和國軍的抗日鬥爭。
中共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無恥地充當「二類漢奸」。
共軍表面上「加入國軍序列」，其實決不聽從國軍指揮，只是享受國軍軍援（資金、武器裝備、軍服等等）。中共在其內部印發手冊「教育」官兵：「對國府的物質供應」，「不要白不要」。毛澤東一面極力吹捧蔣介石為「英明領袖」，「蔣委員長萬歲」，「中國在蔣委員長的英明領導下，愈挫愈勇」等等，一面極力擴展與積蓄力量，準備日後奪權造皇。（毛對其心腹說「恨要無情，忍要無恥」。）
1937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改組，毛澤東任書記（主席），主宰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共軍事工作。毛提出「保存實力」，「堅持不打硬仗的原則，避免與日軍發生正面衝突」，「把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為游擊軍和游擊戰」，「進行側面的游擊戰」，「八路軍的任務是分散兵力，盡速向敵後挺進，用來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至於和日軍作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勿將實力暴露，以免遭受不測」，「我軍兵力一概隱蔽，養精蓄銳」。中共打著「開展敵後游擊戰」的幌子，指令共軍在敵後避戰，極力擴充實力與擴大地盤，多建「中共區域政府」，「爭取」與日、偽「和平共處」。侵華日寇全力進擊國軍，而不對中共老巢延安發射一彈。
共軍接管上海後，有被俘漢奸認出李士群秘密引其見汪精衛的潘漢年，並對潘進行揭發。潘為了替主子脫罪，寫了「替黨（替毛）解脫罪責」的「見汪匯報」。毛以「內奸」罪將潘下獄。1955年，毛澤東藉口反對「高、饒（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此「罪名」純係無稽之談）將饒漱石逮捕，並把他折磨至死。因為當年任新四軍政委的饒漱石，知曉潘漢年以「新四軍代表」的身份與日、偽秘密聯絡是「黨中央授意的」。
毛不打自招，公開聲稱「感謝日本侵華」，「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新中國」。
彭德懷要配合國軍做些抗日的事情，他命令115師在國軍抗擊日寇的「平型關戰役」中伏擊日軍（該師伏擊了日軍的一支後勤運輸隊，得手後大肆鼓噪共軍的「平型關大捷」）。毛隨後命令該師「化整為零」，分散在敵後「開闢與鞏固」中共的「根據地」。彭德懷組織的「百團」破襲戰鬥（破壞交通運輸線等行動），影響了毛「保存實力，為了日後奪權」的計畫，受到毛的嚴厲斥責，彭從此戴上「暴露主力」、「置黨的利益於不顧」的帽子，直到毛髮動的「文革」中，此舉仍做為彭的「反黨罪狀」之一而遭批判（中共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利益格格不入）。毛澤東痛批彭的另一個緣由，是因為彭的行為壞了毛與日、偽的罪惡默契。
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國軍在正面戰場頑強抗擊日寇主力的持續猛攻，頂住巨大壓力，大量消滅日軍，使日本陸軍主力深陷中國戰場之「泥沼」，為國際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國軍亦付出了巨大犧牲。
毛的中共軍那個時期也死人，有的是在敵後偷偷摸摸「開闢根據地」、擴充實力時，與對方摩擦而死；有的是在擴大地盤時，沒來得及與對方聯絡好而「遭遇」而死；有的是在「百團破襲」後引發的對方「掃蕩」中死；諸如此類。有說「為人民的利益而死，重於泰山」，四百萬國軍將士，壯烈犧牲在「保族救種」的抗日前線，死得重於泰山。那些在敵後為一黨私利而死的，當然屬於另類。（國軍不是不顧敵後，在敵後積極打擊敵人的正是國軍游擊部隊。）
毛澤東靠暗中勾結日寇，得以在延安淫樂享生，坐視國軍與國際力量抗日，靜觀待變。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一書中，揭露了毛與中共首領們，在抗日前方將士浴血戰鬥，每天都有犧牲的民族危亡關頭，躲在延安縱情淫樂，歌舞昇平，享受不合理的等級制度，不製造光明而製造黑暗。他亦批評「大人物」的惡劣帶頭作用。他說：多少熱血青年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為尋「美麗與溫暖」，卻到處體會「醜惡與冷淡」。他觸犯了毛澤東「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權威」和中共的等級制度。他在中共領地中看不到合理市場機制與價值取向，看到的卻是各級領導普遍媚上壓下、任人唯親、顛倒是非。王實味最後被中共砍了頭，被扔進枯井，埋了。
王實味等許多青年，為在中國建立人道與民主的新社會而來到延安。黑暗的中共政治使他們的希望破滅。中共以「革命」口號掩飾其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和官僚政治。中共領導層對普通人員約法數章，卻不許別人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毛澤東縱容中共特務機構「社會部」，以「肅清托派」為名大搞恐怖政治，青年知識份子無端失蹤之事時有發生（中共恐怖政治延續至今，今日中共匪警的口頭禪是「活埋了你」，今日中共犬特的習慣語是「想‘人間蒸發’嗎？！」······）。延安的中共宣傳機器和政治保衛部門，束縛人們的正常思維，強迫人們與黨保持一致、對毛個人崇拜。
中國抗戰時期，中共於1940年將延安的「大、中、小灶制度」在全黨推廣，並使舞會成為延安高級幹部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黨的高級幹部並被賦予了諸項特權。有良知的青年感嘆「抗日前線，將士浴血奮戰，每一分鐘都有人在血泊中倒下，而延安中共大禮堂的舞會經常在通宵達旦地舉行，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害病的同志得不到關心，青年學生一天只有兩餐稀飯，頗為健康的大人物在不合理地享受」，「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高幹配警衛員、勤務員、保姆、伙夫、馬伕，別人幫端洗臉水和洗腳水，幫在牙刷上抹牙粉。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的救護車成了毛澤東的私人汽車······
曾有中共黨員在東北參與組建「抗日聯軍」（「抗聯」）。「抗聯」在得知紅軍「東征抗日」後，積極西進，想與主力匯合共同抗日。而毛澤東的「東征」意圖與抗日無關，毛在不能達成借「東征開闢外援通道」的企圖後，迅速結束「東征」，根本不理「抗聯」的事。「抗聯」失敗後，僅存的幾百人被日寇趕出了中國國土。日本投降後，毛澤東命令這幾百人回國為中共奪取東北效力。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共延安「整風」（1942-1945），是毛澤東在國難當頭之時，與日寇簽訂秘密協議後，為日後在中國復辟皇權帝制而整肅中共、鏟除異己、大搞恐怖政治、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改「俄化中共」為「毛化中共」、樹立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使中共絕對服從於自己的，殘酷的政治鬥爭。經過「鬥爭」，毛派鬥垮了「經驗宗派」、「教條宗派」等異己派，使「毛思想」在中共「七大」被定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以「中共整風」為名，於1943年，把中共「敵後根據地」的大部分領導人調回延安，為日後奪權保存實力。
1945年日本投降後，毛澤東與中共大員們為顛覆國家政權加緊動作，加緊出擊。毛將東北、華東、晉冀魯豫等地劃分為戰略區，要求共軍保住地盤、擴大地盤，搶先接受日、偽投降，搶收日軍裝備，積極準備全國內戰以奪權。
毛派葉劍英向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借飛機，運送共軍要員回各根據地準備內戰。陳毅、劉伯承、鄧小平、林彪、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鄧華、李天祐、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宋時輪等20名要員，在日本宣布投降後僅10天（1945年8月25日）就被從延安送到中共太行軍區，繼而準備內戰。之後，毛裝模作樣飛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做出「和平」姿態以掩人耳目。此時，中共的內戰機器已經發動。
共軍要員們先國軍一步到達戰區，迅速集結主力，編組野戰兵團，從容地選擇戰場與戰機，如劉伯承抓緊組織上黨戰役；陳毅、林彪分頭趕赴華東、東北，迅速展開內戰部署。
之後，中共又一次借美機將聶榮臻、蕭克、羅瑞卿等晉察冀軍區的主要領導從延安運到前線，其迅速整編主力與地方部隊，並急派部隊奔赴東北，從佔領東北的蘇軍手裡接管東北。
日本投降時，國軍主力由於在正面戰場節節抗擊日寇，此時遠在華南，無法於短期回歸內地。中共武裝力量趁機傾巢出動，全力搶奪人民的抗日成果，搶收日軍裝備，搶佔地盤，迅速擴充兵員，積極建立政權。
中共大量收編偽軍等漢奸武裝（如林彪部，在東北收編偽滿洲國軍隊數十萬人，另收編門致中的偽綏靖軍30萬人、李守信的偽蒙步騎師團等等，並獲取大量武器裝備），為中共奪權效力。中共在東北短時間內接收了大量軍火，招募了大量人員。中共並在蘇軍配合下積極攻城略地（如：共同攻克山海關），一掃全國抗日時的中共萎靡，為奪權而異常活躍。
中共以「不要求收回蘇聯佔據的中國領土」之賣國承諾，接收了蘇聯在中國東北繳獲的一切日軍的武器裝備，接受了蘇聯的大量物資，並得到了蘇聯迫令其歐洲附庸國轉手接濟中共的、價值50億美元的軍用裝備。
中共只說「美國用機、艦運送國軍」而不提美國用機、艦運送共軍（如：中共以「整編廣東東江縱隊」為名，要求美國用運輸艦把中共的東江縱隊運到煙臺，之後將該部投入山東內戰）。
1947年，國民政府正式改組，結束一黨專政，容納制憲各黨進入政府，同年實現了中國的首次直接民選（直選國民大會代表）。次年3月，國大一屆一次會議以差額選舉方式選舉產生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國軍根據整編協議，將主力90個師縮編為60個師。共軍卻由數十萬兵力，迅速擴充為200萬精兵，大規模裝備與訓練新軍，肆意破壞社會穩定，積極顛覆國家政權。
毛澤東與中共為奪取國家政權，採取「欲取之，先予之」的策略，把地主、富農的土地沒收後分給貧農、佃農，以此要求得田農民「有人出人，有糧出糧」，支援中共奪權戰爭。
待中共竊取國家政權後，其將農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歸中共霸主=國家級大地主所以，農民成為新的被奴役群體。（毛澤東以「劃分階級成分」的手段，實現利用農民為己服務的目的。按照他的劃定標準，他自家成分應被劃為富農，但他只接受自家的成分被篡改為「下中農」。）暫時得到田地的農民，被各地的中共政權要求「翻身不忘本，子弟要參軍」。民眾被迫參軍、支前。毛澤東與中共不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眼裡，作戰實施「人海戰術」，逼迫士兵以軀體為毛和中共鋪墊奪權之路。
中共吹噓毛澤東「英明決策」、「運籌帷幄」、指揮共軍奪取國家政權。其實是潛伏在國軍中的中共間諜，幫助毛澤東奪取了國家政權。
例如，中共間諜韓練成使中共在萊蕪戰役中殲滅國軍6萬餘人；其在擔任蔣介石的中將侍從高參時，參與最高機密，蔣的作戰計畫在韓的皮包裡，國軍各戰區指揮官尚不知情時，密報已出現在毛澤東的案頭。蔣緯國說：韓是隱藏在蔣介石身邊時間最長、最危險的共諜。
中共間諜劉斐曾任國軍國防部負責作戰的次長，直接參與計畫對共軍的多場戰役，包括孟良崮戰役、豫東戰役與國共三大戰役等，其屢次泄密使國軍戰略意圖被中共早得悉而使中共取勝，其制定對國軍不利的作戰計畫，使國軍屢敗。中共表揚劉「存心做出了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使國民黨軍受到非常不利的後果」。
中共間諜郭汝瑰曾任國軍徐州司令部參謀長、國防部作戰廳長、第22兵團司令等職，為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做出了非凡貢獻。他將大量軍事機密傳給中共，包括重點進攻山東計畫、徐州兵力配置、大別山作戰計畫、解圍兗州計畫、解圍長春計畫、解圍雙堆集計畫、江防計畫、武漢軍情、陝甘軍情、西南軍情等等。他將蔣介石的孟良崮作戰計畫傳給中共，使國軍第74師被殲滅。他在國軍內部製造混亂與矛盾，動搖軍心，製造錯誤部署，制定不利於國軍的作戰命令，發布假情報。他欺騙蔣介石，使蔣做出錯誤決策，放劉鄧部隊突出黃氾區。他遵照中共的指示，調張克俠任徐州城防司令，使張在徐蚌會戰中在萬年閘率部投共，助共軍殲滅黃伯韜兵團、佔領徐州。他制定的徐蚌作戰（「淮海戰役」）方案，未下達國軍，就已報送中共，使國軍在徐州外圍被分割圍殲。他任國軍22兵團司令時，率部投共，徹底破壞國軍固守西南計畫。毛澤東洋洋得意，「我這小小指揮部，既能指揮我軍，也能調動國民黨的百萬大軍」。
中共間諜熊向暉、申健和陳忠經，潛伏在胡宗南部為中共做情報工作。熊向暉長期任胡的機要秘書，蔣介石給胡宗南的密令由熊簽收，胡下達命令由熊起草，熊將所有內容密送毛澤東、周恩來。1947年胡部閃擊延安的作戰計畫被熊密送中共，救了毛澤東與中共領導機關（毛誇讚熊「一人頂幾個師」）。
毛澤東和中共愚弄和煽動民眾為其付出巨大代價，竊取了國家政權。
毛澤東握皇權，立王朝，實行毛氏帝制，做了首任中共帝王。毛建立的中共王國取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混淆視聽，實行「黨對國家的領導」與黨首「大權獨攬」，剝奪了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力。中共由顛覆國家政權的在野黨成為帝黨。國民政府是通過國民直接選舉而產生的，中共將其顛覆後，成為阻止民主建國與遏阻民主革命的反革命勢力。毛澤東說「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他要奪取和鞏固的是皇權。他要阻止的是民主政權。
1949年，毛澤東皇權到手後，住皇宅，享皇生，荒淫無度，盡情玩弄共軍美女。有志願軍女文工團員，向她們的司令員彭德懷舉報毛澤東的強行摧殘行為。彭當面指責毛「後宮粉黛3千」。毛澤東直到臨死前，持續強行徵調美女供其享用，並將此做為「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而不許外泄。有不順從者，被毛踢下床去，並被怒罵「你給我滾」，之後遭毛橫加迫害。毛在晚年時，身邊女人仍換個不停，汪東興對李志綏說：毛「知道自己時日無多，要恨撈一把」。
上行下效，中共高層權貴以勢壓人，玩弄、霸佔女性，被黨稱為「小節無害」，影響全黨官吏以私權黑政謀淫亂性福。時至今日，中共官吏以權包養、逼姦、玩弄女人成風，不恥於以其竊取的公共權力和剝削人民的血汗錢尋歡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