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網友告知，我於2015年4月16日才在「獨立評論」網看到張夏陽一年多前寫的追悼我的先夫王勝林的文章《我哭王勝林》（見下面），張夏陽是我的鄰居，近二十九年之久的鄰居。這次我能看到張夏陽的哭文，是因為「獨立評論」網的網民再次把它貼了出來，還有人寫了短評《關於張夏陽》，短評中說到「張夏陽捧逝者打活人，一面之詞，死無對證，這不厚道。」其實，張夏陽說的並非都是死無對證，許多事情作為妻子的我親身經歷，記憶猶新。張夏陽的哭文充滿不實之詞和編造場景，夾雜著有意混淆真假的渲染和污蔑，以及話裡有話的仇恨。他如此編造我傢俬事並公之於眾，令我不得不在先夫去世一年多後的今天出面辯駁，實屬萬不得已。為了我親歷的芝加哥民運歷史的真實性，為了挑明張夏陽編造的假話，為了說明他仇恨的來由，我有必要把哭文中的謬誤加以說明，把事實一一擺出。
一．我的辯駁
張夏陽的哭文中有這麼一段描述：「就在陪民運領袖魏先生去開學自聯週年紀念會的路上，勝林還笑著侃自己的暗戀：和那個白人姑娘卡瑪是辦公室接辦公室，造反開始的時候，我們大學生造反隊佔了一間辦公室當隊部，那個卡瑪在對過佔了一間。我天天能碰到她。她的那個身材好呀，前凸後翹，胸脯有這麼大（用手比劃了像個小西瓜模樣）。」
張夏陽這段中有錯誤，有編造。「辦公室接辦公室」之說不實，實際是外文局造反派的辦公室在專家樓宿舍，卡瑪的家在同一層樓。正如王勝林是1986年到的芝加哥，張夏陽說成他與王勝林1985年即相識，這些記憶錯誤實無大礙，不是人品問題，而他描述勝林談論卡瑪的話是明顯編造，是人品問題。為什麼？理由一：陪魏京生去開學自聯週年紀念會是勝林開車，只要是勝林開車，張夏陽所說的勝林一路的言談舉止就不是真的。勝林開車有一個特點，他開車技術不高，但對開車的要求很多，最關鍵的要求是手不能撒把，次要求是開車時最好不要聊天說話，但這個要求不會嚴格遵守，尤其在為朋友開車時。芝加哥的朋友都知道他開車技術差還不認路，經常走錯，在高速上一錯就回不來。給魏京生開車一路談笑風生有可能，唯獨不可能的是，勝林開車時「用手比劃了像個小西瓜模樣」來比劃卡瑪的「胸脯有這麼大」。他絕對不會在開車時撒把做這個動作。他幾次對我抱怨朋友開車說笑還撒把。一次社會學系劉教授開車帶勝林出去辦事，勝林回來對我說：「劉教授開車說得高興了竟雙手大撒把地比劃，以後我再也不坐他的車了。」劉教授不但是勝林的教授，又是我家近鄰，還是我父親的朋友，時有開車帶我們一起出去活動，可勝林再也不坐劉教授的車。
理由二，勝林絕對不會以張夏陽式的淺薄和下流去談論卡瑪。卡瑪的母親史克與勝林是老同事，史克與我父親也認識。勝林告訴我，史克是個極為老實的人，卡瑪家教好，母女相依為命都是很好的人，勝林對她們母女非常尊敬和喜歡。卡瑪的《天安門》出來後，朋友之間對這部片子常有討論和意見，談論期間，勝林也多次告訴朋友他年輕時暗戀過卡瑪，卻從沒表現過如張夏陽說的那種對卡瑪的不敬，為何勝林偏偏在與張夏陽談卡瑪時這麼反常的下流？電影《天安門》剛出來時，我們曾與一對夫妻朋友一起吃飯，飯間自然談論起卡瑪的電影。勝林還談起他有一次從無錫探親回來帶回許多菱角，去卡瑪家送菱角，史克覺著菱角樣子可怖不敢吃，卡瑪似乎還能接受。那位朋友妻子還笑著說：「卡瑪現在一定記不起那個當年送菱角的小夥兒了。」勝林也多次對我說過，他當初喜歡卡瑪是因為卡瑪身上有一股男孩子氣，這種氣質是中國女孩子所沒有的，非常吸引人。張夏陽哭文中說（勝林說）「我天天能碰到她。」這是張夏陽的臆想編造。勝林告訴我，他很少見到卡瑪，只去過她家兩三次而已，一次去送菱角，一次藉口學英語去聽卡瑪的錄音機，但這次卡瑪明顯對他厭煩，趕他走，搞得勝林很尷尬。那個年齡的女孩子對不感興趣的追求者會甩臉，而青澀的男孩子也不會討女孩子喜歡，所以才會有暗戀。張夏陽對王勝林的這段編造鮮明地表現出他大嘴巴亂煽情的膚淺招搖。
張夏陽山西人，對北京文革前後中學生的事情完全不知。旅居德國學者仲維光也與我談論過卡瑪，他這樣說：「曉東，那時你小，可能沒看到文革前的北京市中學生體育會的盛況，那時卡瑪真叫風光，十項全能冠軍她全包，男生風光的就是鄭義，也是十項全能冠軍。那時的北京男孩兒中不知有多少暗戀卡瑪的！」當時北京男孩兒對卡瑪的崇拜是純潔的，即便到現在，他們也不可能以張夏陽的淺薄下流言論來談論卡瑪：什麼前凸後翹的身材，什麼西瓜樣的胸脯，惡意編造的痕跡太過明顯。好在當時魏京生在場，並不是死無對證。我和勝林討論過卡瑪的兩部影片，認為她的導演視角和歷史觀有很大問題，勝林說他對卡瑪這點很感失望，但這不是此文的話題。
哭文中還說到：「89年10月，共產黨總領館在一個大酒店舉行招待會，勝林帶領一大群留學生前去抗議，指著當時的總領事鄧朝崇的鼻子說‘你們的酒杯裡是北京學生市民的鮮血。’」
那次示威我（劉曉東）在場。真實情況是：那天領館的宴會是在晚上，我們大概六七個朋友身披「國殤」白幅在宴會場外發傳單，我至今還能說出這些人的名字，並不是張夏陽所說的一大群人，也根本沒有見到總領事鄧朝崇。在那種情況下，絕無可能見到領館任何人。當時在場的還有我的一對好友夫妻，雖然他們十年前搬到華盛頓，我們仍一直保持每個月通電話的習慣至今。我和王勝林對領館人員的名字從來都不熟悉，真沒想到張夏陽還仍記得中領館總領事的名字，這使我想起92-93年間的傳言，說張夏陽與中領館來往密切。
哭文對芝加哥聲援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集會場景的描寫也不確實，帶有明顯的造假渲染。當時張夏陽對這些遊行活動都是避之不及的，他從沒參加過這些遊行，怎會知道芝加哥聲援天安門六四運動的真實場面？還說：「當時的情景到現在存我腦海中，歷歷在目。」是不是在家裡看的電視鏡頭？哭文中還說到：‘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震天動地。」這不是當時的實際情況，電視也不會有這個鏡頭。當時絕大多數留學生還沒有那個認識，多數人反對這個口號，組織者之間曾為此發生爭論。其中一次聲援天安門民主運動集會在芝加哥的Grand Park舉行，集會中有多人退黨，退黨的留學生都站在前臺，當時，台上退黨人中有人走出幾步喊出這個口號，退黨人群中有人跟著喊，但坐在台下的留學生沒有跟著喊，我就坐在台下，我身邊的芝加哥朋友還對這個口號表示反感。回家後，勝林與我談起此事還表示非常遺憾。張夏陽編造震天動地的場景想說明什麼？想說明他參加了那場運動？
我的場景記性比一般人好得多，而書本文字記憶一般。也就是說，對發生的事情和對話，以及對話人的聲音表情以及場景，會像刀刻一樣刻進我的腦子。我不記得張夏陽父親對我說過「一定會開槍」的話，卻清楚記得後來張夏陽幾次告訴我，他父親說一定會開槍。我家給他父母踐行的事情雖然已經死無對證，我一口難憑，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他父親的水平。張夏陽哭文中提到他父親89年5月20日回國，就是那次他父親回國後寫了一本親歷美國觀感的書，書中有一個標題是，美帝國主義已經窮途末路。後來芝加哥朋友中還有人把他父親這句話當作笑話談論。我讀了這本書後去我爸爸家問他對此書印象如何，爸爸只是不停地搖頭。我說：「這麼糟糕的書竟然被印刷出版？說實在話，全書中只有一篇還有可讀性，就是張夏陽寫的他如何打工殺魚的那篇。」爸爸說：「曉東，你讀書的判斷力還不錯。」我又說：「張夏陽他爸不是說他在省委的什麼報紙工作嗎？這種水平怎麼辦報？」爸爸說：「曉東，共產黨的報紙就這水平。共產黨隊伍成員多是農村出來的，媒體新聞界中也有不少共產黨培養的村幹部，這些村幹部沒文采、沒文化，滿腦子都是黨八股。中共一直都信任、提拔他們，我在晉察冀時就清楚感覺到這點。」我爸從一起根兒就看不起中共這個工農隊伍，尤其是文字的事情，他一定會把自己與其區分開來說，說自己的文化和寫作是自己的父親和娘培養出來的。張夏陽父親寫的那本書中還提到了他在芝加哥見過面吃過飯的朋友，我記得提到了毛澤東醫生李志綏的兒子李重、楊八林夫妻。若真是我們為他做過餞行，若真是像張夏陽說的我們倆家關係那麼「捻熟」，他父親為何在書中隻字未提我家？我記得我家確實有請過張夏陽家吃過飯，但不是踐行，在芝加哥運動最熱潮時，也就是他父親回國時，他們家明顯與我家拉開距離。
只要在哭文中稍微找找，就能找出一大堆張夏陽不負責任的大嘴巴胡說。什麼「總領館的高層窗戶裡，露出許許多多贊同的V字形手勢。」這哪是哪啊，那時我們沒在狹窄的總領館門前搞過任何集會和遊行，再說了，那裡面可能露出許許多多的V字形手勢嗎？什麼「劉珙是文化部外文局的副局長」張夏陽心裏非常清楚，我父親從來就沒任過行政職務的副局長，他一直搞文字工作，任外文局專職審稿的業務主編。哭文還說「勝林6-4後在匯豐銀行找到報酬豐厚的工作」，實際上，勝林在匯豐銀行找到工作是2001年的事情，離6-4整整過去了12年。認識勝林的芝加哥老熟人都知道六四後勝林一直在西北大學做一份報酬不豐的工作達八年之久，這麼長久，張夏陽不會不記得，可見張夏陽說假是隨口就來的。
還有，勝林在芝加哥工作二十二年之久，絕大部分時間上班都是坐火車和地鐵，在西北大學工作的八年都是坐地鐵上班，後來換了新工作便改坐火車。因為汽油很貴，坐地鐵和火車既方便又省錢，這也是所有遠途上班人的首選，更何況勝林是個不喜歡開車的人。另外，王勝林比我更喜歡住在城裡，他玩笑地把郊區叫做「虎穴狼窩」，每次去郊區朋友家聚會他都玩笑地說：「你必須一直開車開到心裏發毛，就到了。」張夏陽在這段話中接連說假：「勝林6-4後在匯豐銀行找到報酬豐厚的工作。地點在芝加哥北郊。單程開車要一個小時多。勝林為了遷就家屬喜歡芝加哥中心的城市生活，毫無怨言的開了20多年車直到開不動。」張夏陽並不瞭解我的家事，卻喜歡大嘴巴地亂下判斷，我家選擇住在芝加哥城裡住這個與他無關的私事他也要亂下判斷，是故意冒犯、還是小人心態？
哭文中陪魏京生去學自聯週年會議的這段也是編造：「到了會場，有些人質疑勝林的民運身份，勝林說出他是1989年學自聯在芝加哥成立大會的糾察隊長的時候，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勝林回來告訴我，會場中有很多老朋友，他還向我提到了幾個我認識的朋友。所以，他一進場就聽到有幾個人發出「勝林！勝林！」的小聲呼喚。會場中這麼多朋友認識勝林，而且還當場叫出他的名字，其他在場人都聽見了，又怎能發生「質疑勝林的民運身份」的事情？這段編造張夏陽是想表現什麼？為何張夏陽真事兒一件不寫：那次散會後，是勝林付錢請魏京生一行包括張夏陽吃的飯。付錢時，張夏陽躲著，編瞎話時隨口就來。
哭文中最歹毒的是這句話：「他們夫婦揚言，如果闖過這關，就立馬修煉法輪功。。。。。。」嗬嗬，張夏陽想強加這個「揚言」在我們頭上？想搬法輪功來壓人，拿法輪功當槍使？可笑又卑鄙。我在此要說明的是，我（和勝林）選擇加入或不加入任何信仰團體都絕不會是「揚言」那麼簡單的過程。
另外，張夏陽藉著王勝林的嘴說我不會幹家務，這又是一個差之千里的編造。他在哭文中說，王勝林說「曉東手腳不利索，有給她收拾的功夫，我什麼都幹完了。」張夏陽有所不知的是，王勝林絕對不會說這句話，因為王勝林與我結婚後最沒想到的就是，我竟然如此能幹家務，無論是剪裁縫紉服裝，織毛衣，還是洗衣做飯，我都無所不能，還水平超高，速度快和質量好。這點王勝林不知慶幸地說了多少次，死前還慶幸地說我家務上真能幹。雖然我和勝林口味完全不同，他口味過咸，我口味過淡。但我做的餃子和烙餅，他讚不絕口。
不要說王勝林對我干家務能力吃驚，連我女兒的保姆克珍都對我能幹家務吃驚，她一個沒有文化不會說話的吳為縣農村人，笨嘴笨舌地對我說：「姐呀，我在北京也給別的人家幹過保姆，北京女人真笨，我真沒想到有姐姐你這麼能幹的北京人。你這麼年輕，這些手藝都是哪學的？看咱們曉曉（我女兒）身上穿的全是你織的縫的，我抱著孩子出去臉上也有光啊。」順便說一個值得提的事兒，我要克珍每天識三個字，她對此沒有信心。我說：「克珍，你學會一千個字就能讀報，現在開始一天認三個字，一年後你就能讀報了。」以後，勝林每天教她三個字，後來她一天能記住十幾個字，才半年，她就能結結巴巴地讀報了，遇到生字我就告訴她，念了別字我給她糾正，很快她就能流利地給我念報聽。我發現，克珍雖然貌醜，卻極為聰明。我這份熱心是受奶奶的影響，她把身邊一個不識字的勤務員、十七八歲的窮苦孤兒，訓練成文筆出眾的好寫手。
我的北京發小女友最近電話與我聊天，她說她的婆婆病了，住在醫院，兩家人輪流去醫院看護，把她都要累死了。我對她說，你們還有兩家人輪流，我以一人之力照顧王勝林兩年半。在美國，有些專業護理都是家屬在家做，比如後來每三天抽一次肺水都是我自己在家為先生做，更不要說每晚給他燙腳，白天給他按摩，洗衣做飯，打掃房間，還有每天為他做灸療，我要手持艾灸去灸他身上幾個關鍵穴位，每天要花一個小時在灸療上。他多次住院，住院期間，我沒有落過一天去醫院守護他。我的女友說，曉東，你真不簡單。她說，她聽過很多故事，一個家庭中病一個人累垮另一個。勝林也說，換了別的女人，以一人之力照顧病人就會玩不轉。
張夏陽對我家的家事如此處心積慮地造假渲染，倒不如由我自己真真實實地披露我的部分生活。
二．我的生活
為了使讀者瞭解那個時代北京的生活狀況，我想著筆寫寫我生產前後的艱辛日子。我懷孕時，買不到水果吃，更買不到我喜歡吃的各類堅果，也很難買到鮮肉，但是機關食堂每天中午有肉菜。我還記得勝林買到豬頭肉，拌了醋給我吃。我結婚前很少吃肉，更不吃豬頭肉，但懷孕後為了增加營養，只好吃拌醋的豬頭肉。我生孩子時是1981年，經濟還沒有完全復甦，北京市場上很難買到兒童服裝。毛衣、毛褲、棉衣、棉褲這類產品都很難買到，話說回來，就是市場上買得到，我家也買不起。那時王勝林的工資是49元人民幣一個月，發工資後25元得寄回他家養他媽，他還抽煙喝酒，等於一家生活費用全靠我一個人的工資，而我的工資只有44元人民幣。所以，我女兒的毛衣毛褲，棉衣棉褲全是我一人剪裁縫紉和手織。家裡沒有縫紉機，就到有縫紉機的鄰居家去做，還有孩子的小褥子小被子都是我親手做。要知道幼兒時期的孩子總尿褲子，棉褲起碼要做四條，以防尿濕沒得換。我家一家三口的毛衣毛褲也都是我自己手織。在我懷孕七個月時，王勝林通過旅遊局朋友接了一份陪外賓到廣州旅遊二十幾天的差事，廣州市場上兒童服裝已經很多，且好看，可對勝林來說都太貴。團裡的外國人聽說他要做爸爸了，打聽到他想要女兒，就暗中商量著買了幾條小姑娘的裙子送給了勝林，他陪完旅遊團又回他的無錫家小住了半個多月。近兩個月時間，我大著肚子獨自照顧自己，洗衣做飯，注意保證營養，還要上班。那時還沒有冰箱和洗衣機，每天都要現買現做，而每個星期天都要手洗一大堆衣服。換季的時候，洗換被裡被面就更是家庭大事。我現在還記得，王勝林離家近兩個月從南方回家那天，我正好出去倒垃圾，在院子裡遇到他，他從我面前走過去竟然認不出我，我叫他，埋怨說，你怎麼不認識我了？他大吃一驚，我才意識到自己變化有多大，人胖了三十多斤，滿臉蝴蝶斑，肚子比他離開時整整大了兩倍。他帶回來的廣州小裙子令我高興了好幾天，他回家兩個星期後，我生產。此時，我家已經從機關基金會借了一屁股債，可以想見，債臺高筑對一個產婦是多麼沈重的壓力。要不是我從媽媽那裡學會了縫紉本領，真不知孩子的冬衣如何解決。我感謝我的父母，感謝媽媽在女紅和家務上對我的訓練，感謝父親在寫作簡潔和邏輯嚴謹上對我的影響，這都使我終身受益。
那時的北京市場經常缺貨。我還記得，86年8月來美國前，女兒的內褲衩都太破舊，需要換新，我跑遍北京各大商店就是買不到小女孩的內褲衩，我只好給女兒買了幾條男孩子的白色內褲衩。當時北京天氣奇熱，女兒長了一頭痱子，我把她的頭髮全剃了。結果到美國時她的樣子很可笑，光著頭穿著裙子，在幼兒園中午睡覺時穿著男孩子內褲，同班孩子都奇怪地問她問題，還好，她聽不懂英語。
中國當時物質匱乏，家家窮困。在女兒一歲半時，為了還債和解決家庭經濟困境，我們夫妻倆商量，決定王勝林找個援外公司的翻譯工作出國幹兩年。經我的一個遠房姨夫介紹，王勝林外調到冶金部，由冶金部派往約旦，任援外公司的口譯翻譯和總經理助手，簽了兩年合同。那時援外出國人員工資很低，只是保留國內一份工資，國外多拿一份工資而已。而主要收入是「伙食尾子」，即公司在伙食費上省下的分紅錢，這樣算下來他在國外一個月能收入一百多元人民幣。兩年下來一個援外人員能買回「三大件」——電視、冰箱和相機。現在的人已經很難想像那個時代的生活，怎會為了得到這些在現在看來很容易得到的家用電器去費那麼大力氣？兩年時間的夫妻分居。那時，在中國能得到這份援外工作機會的人是極少數幸運者，而這份援外工作確實解決了我家的經濟困境。可是，這「三大件」所要付出的代價卻太大了，我一人又帶孩子又上班，需要極大的能耐和體力。
其實，最初我對自己獨擋一面是有信心的，因為我有聰明能幹的克珍幫我。沒想到的是，克珍在勝林即將離國的兩個星期前惹了大禍，勝林氣不過把克珍解雇了。
經過是這樣的，自從我有了女兒曉曉後，我住的那棟樓裡的眾多孩子放學後就老往我家跑，圍著觀看曉曉。曉曉張嘴打個哈氣，放個屁他們都能笑半天，童聲笑語充滿房間。等到曉曉七八個月能站在床上咿咿呀呀打手勢時，那些孩子就更是每天必到地來跟曉曉玩。每天晚飯前後，樓上樓下的媽媽們叫孩子回家吃飯、做作業的聲音不絕於耳。很快就有幾個媽媽向我抱怨說，自從曉曉出生這半年多來，她們家的孩子成績大倒退。我對她們說，我也納悶呢，這個樓裡好幾個生孩子的，怎麼就曉曉受歡迎？一位媽媽說她們也奇怪呢，她家孩子說只有曉曉最好玩。一個叫鄒霞的母親告訴我，她的一個年輕同事有一個像洋娃娃一樣的一歲多的女兒，大眼睛忽閃忽閃的，可她兒子小科卻說，比曉曉差遠了。我後來就對這些孩子宣布，誰的學習成績不好，誰不許來跟曉曉玩。到曉曉一歲多能走路後，就出現更糟的情況，時有孩子來把曉曉抱走去玩。家務太忙時，克珍為了能輕鬆一下就放任那些孩子抱走曉曉，我和勝林發現後說了克珍，但並沒有引起她警惕。那天是個星期天，我剪裁好了曉曉的兩件襯衣，去鄰居家踩機器縫紉，鄰居家就在隔壁，與我家隔著公共廁所。我走前看到克珍正在樓道裡煮奶，就順口告訴她，不要讓樓裡的孩子抱走曉曉，她答應著。沒想到，才過半個小時，克珍抱著曉曉來了，說曉曉被樓上的一個十一歲女孩抱走後摔了，磕在左眼的下眼眶。我看到曉曉左眼紅腫，埋怨克珍不聽我的話。心裏雖難過，但慶幸沒出大事。可到傍晚時，曉曉的半個臉全黑了。勝林出去辦事回到家看到曉曉這個樣子，對克珍大發雷霆，克珍繃著臉一聲不吭。第二天，我父母聽到消息也來我家，此時曉曉的半邊臉更黑得嚇人，他們又把克珍說了一通，克珍還是繃著臉不說話。他們就說克珍態度不好，要勝林辭掉克珍。我說，勝林馬上就要出國，這時辭掉克珍，我怎麼辦？勝林堅持說他再也不相信克珍。只有我家的隔壁鄰居，勝林的英文組組長鄧欣的意見最到點，但是勝林已經聽不進去了。鄧欣是四十年代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生，他直言快語聲音洪亮。我聽到鄧欣在走廊問勝林怎麼處置克珍，勝林說，曉東的父母要辭掉克珍。鄧欣大聲地對勝林說：「小王，這事你可得想好了。劉珙那老倆兒口說著容易，辭掉克珍他們給你們帶孩子嗎？到時曉東招架不了，你又不在身邊，怎麼辦？」
那幾天晚上，克珍去樓裡的保姆宿舍休息後，我和勝林在家的話題總圍繞著克珍和處置她的決定。勝林說，這麼多天過去了，克珍都沒一句道歉話，還挺有理的樣子，真氣人。那時我們都不能理解農村人嘴笨不會道歉。我那時太年輕遇到這種事就沒主意，不知如何對付勝林的固執，自己也很生氣克珍的僵硬，於是生氣壓過了理智，最後就這麼把克珍辭掉了。我們馬上又找了一個保姆，那人什麼都不會，三天後我們付了她工錢讓她走人。再幾天後，勝林也走了，我真的要一個人獨擋一面了。
勝林走後兩個月克珍回來看我，她又找了一份工作。她一進門就抱住曉曉哭了，我抱著她也哭了，問她：「克珍，你只要道一聲歉，你哥就不會趕你走，你為什麼就不說呢？」她說：「姐呀，你知道我嘴笨，不會說，哥生那麼大氣，我就更不敢說了。你們怎麼就不想想，我是個要強的人，我犯了那麼大錯，以後一定不會再犯了。」我說：「你現在不是說得挺好嘛？我們那時就要你這句話呀。」她說：「姐呀，這是現在跟你說。哥那麼凶，你爸媽那麼生氣，那陣子我什麼都說不出來了。」我問：「現在這家對你好嗎？」她說：「那個孩子媽真懶真笨。我在你家只管洗衣服和看孩子，做飯都是你和哥管。在她們家，洗衣做飯看孩子全是我一人，把我都要累死了。而且那個孩子媽也不管孩子的毛衣毛褲，也要我織，我沒時間，就給她起了個頭，讓她織，可她把活兒往邊上一放就再也不動它了。唉，我命苦啊，再也找不到像姐你那麼能幹的主婦了。」我說：「克珍啊，我也命苦啊，現在沒有你我也快累死了。」
勝林走後，我每天的生活都像打仗：每天五點五十起床，以最快速度給孩子和我自己穿戴完畢，吃了早飯，六點半送孩子去幼兒園，好在幼兒園就在我住的樓裡。然後跑步到車站趕乘26路公共汽車到百萬莊再趕乘班車，如果趕不上班車，那我就慘了。我住在北京的西邊，而我上班的化工部設計院在北京大東北邊的和平街西口，如果不坐化工部的班車，一路上就要坐四次汽車兩個多小時才能到達，就是坐班車，也只能坐中間一段，兩頭都還得坐公共汽車，竟管如此也能省去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每天下班後是最後的衝刺，那一系列的家務忙到直要窒息。
北京五六月份就很熱了，我下班後一路要跑著買晚飯和第二天早飯所需的蔬菜和食品，到家後一身一臉的全是汗。那時我住在筒子樓，是個教學樓，我家住在一個小教室裡，做飯的爐子都在走廊。回到家先去幼兒園把女兒接回家，然後煮開水倒在大澡盆裡，把女兒放進澡盆後我才能安心做飯，否則她就會到處亂跑，下樓或跑進滿地髒水的公共廁所，或被樓裡孩子抱走。把她放進澡盆後，我給她一個橘子或一片西瓜在澡盆裡吃，這樣有雙重好處，她吃東西時亂流的湯湯水水都流在光著的身上和澡盆裡，洗衣服就省去許多麻煩，另一個好處就是我能夠騰出身子做飯。可常常是飯還沒做好，澡盆裡的水就有些涼了，必須停止做飯轉而快速給女兒洗澡穿衣。她是個非常多動的女孩，常常在我飯菜還沒最後做好的一剎那，她一身泥水地出現在我面前，原來她摔倒在公共廁所滿地的髒水中，那剛洗的澡和新換上的乾淨衣服全都作廢。吃完晚飯，我自己還要煮水洗澡。晚上躺在床上才算鬆了一口氣，女兒便磨著我講故事，我的故事幾乎天天一樣，都是在故事中指出女兒當天犯的錯誤，開頭語都是「有一個小姑娘」，例如：「有一個小姑娘，不聽媽媽的話，到處亂跑，媽媽不讓她下樓，她卻偏偏下樓，還去滿地髒水的廁所……，別的孩子還總把她抱出去玩……」她很快就明白「小姑娘」是指她，就說「媽媽不講小姑娘。」她說話不清，只有做媽的我能聽懂。所以睡在床上的那點時間就是我訓練她說話的時間。她不讓講小姑娘，我就把「小姑娘」改變為「小花貓」之類的小動物，但是故事內容還是小花貓給媽媽惹禍。
我還記得，王勝林是83年剛過春節後出國的，他走後不到一個月女兒就生病發高燒，半夜裡高燒不退，我深夜裡抱著她，沒人商量不知所措，她突然不停地搖著頭一連聲地大喊：「媽媽媽媽媽呀！」我嚇得低聲哭了起來，臉靠著臉對她說：「曉曉，你怎麼了？你別嚇著媽媽，別嚇著媽媽。」她靜下來瞪大眼睛疑惑地看著流淚的我，看了一會兒，便慢慢地閉上眼睛睡著了，那夜我抱了她一夜，第二天早上我驚喜地發現她的燒退了。但那年夏天她連續發燒，幾乎是我請一星期假陪她到病好了，送到幼兒園不出三天又發燒，竟然這樣連著給我來了四次。那種焦頭爛額難以言表。所以，作為親歷養兒難的母親，對中共六四屠殺學生，我怎不氣憤填膺！
王勝林去約旦沒做滿兩年合同，他只干了九個月就因為我父親叛離中國而被送回國。九個月來我瘦了近三十斤，一米六七的身個兒已經不到一百斤了。
我所認識的所有同輩女人都是靠老輩給帶孩子，我從來沒有靠過老輩，連經濟上也沒有靠過父母，全是靠我自己。除了我的大妹妹，我還真沒遇到過一個與我同齡的女人像我這樣獨扛生活重擔，自己一個人「手腳利落」地巧干快干家務的。我們兄妹都是十二歲就開始做家務做飯，十二歲前我們都住校，否則我們干家務的歷史還會更早。雖然小時我家時有保姆，但媽媽要求高，保姆都做不長。我家孩子多，我從小就知道，不干家務媽媽就會生氣，媽媽常說的話是「幹活要有眼力價兒。」。
生活中，我與我的兄妹的不同之處是，我認為做飯雖是生活必需但太浪費時間，所以我能簡化就簡化。我長大成家後把我媽媽常做的那些過於細緻的飯菜全部簡化。比如八寶飯，我在美國的許多朋友吃過我做的八寶飯，都讚不絕口，我做的八寶飯比我媽媽做的簡化了許多步驟，反而更好看和好吃。婚後的家務多數靠我，在國內如此，到美國後更不輕鬆。王勝林在美修社會學學位兼做助教，因為是文科，需花大量時間讀書，沒時間管家，家務的所有重擔只能由我一人挑。他每天帶兩頓飯去學校，經常是深夜才回家，考試前的衝刺更會熬到清晨兩點才回家。我比別的留學生家屬更難的地方是，我不但要照顧自己的小家，不但要照顧多病的女兒，不但要打工掙錢貼補家用，還要照顧我的老父親，他的麻煩事不比我的小家少。我管給他洗衣買菜和每星期打掃衛生，他的社會活動很多，經常在家聚餐招待他的眾多學生，這一切都需要由我一人去準備和料理。因為是文科專業，王勝林的助教工資只是理工專業的一半，每月工資才590美元，不夠家用。我那時因為照顧女兒和老父親，不能去餐館打工，只能去附近人家和我父親的幾個有錢學生家做清掃和看小孩，這樣我可以帶著女兒去。
我家籌辦家庭聚會的慣例是，我主管聚餐的所有準備工作，王勝林輔助，準備工作需要一週的思考計畫和製作，但待飯菜全擺上桌、客人坐定後，一切招待則都由王勝林負責，我只負責坐著陪客人聊天。這種表面現象可能會使某些客人感到我不做家務，只會高談闊論。試想，一個有孩子的家庭，主婦不干家務如何維持這個家？就是在王勝林找到工作後，我的家務也沒有減輕，因為王勝林上班遠，而我在城裡上班，我每天下班後六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做飯。為了減輕做飯負擔，勝林週末總去中國城餐館訂餐，這只能減輕少許家務壓力。家家生活如此，我丈夫又不是富翁，我豈能例外？
哭文中其它不實之詞結尾再說，現在先說他為什麼要編造這麼多的假話極盡詆毀？什麼使他至今還耿耿於懷？這就要說說他文中提到的飛機票的故事，也是他在此文中提到的「勝林極其愛護妻子到可以放棄任何朋友的地步。」我太清楚了，我就是在飛機票這件事上得罪了他而被他百般算計惹禍上身的，而飛機票的真實情況並非張夏陽哭文中所言，他歪曲這段事實也在我意料之中。
三．我的教訓
1994年7月15日我父親去世，辦理完後事，我們決定全家四口（我、勝林、女兒曉曉，我媽媽）回北京，一是送我媽媽，二是帶女兒探親訪友，自1986年離國赴美後，這是我們第一次回國。那時正是暑期，買機票回國的人多，聽說需提前訂票。
我們全家四口要買飛機票回國的消息自然傳到張夏陽耳中。他那時辦了一家電視臺，竭力用各種方式賺錢，也賣機票，還賣從垃圾箱撿來的破舊傢俱和床墊。一次我在他家附近見到他，他說他家在賣舊傢俱，問我買不買，我就走進他家去看看。原來是幾個破床墊子，很髒很破，上面有大片黃印子和露出海綿的窟窿。那時我只知道他賣機票也是一個賺錢方式，哭文中說我因為機票是廣告費而不願意付錢，這與事實不符。事實是，直到勝林在乘機兩天前取機票時，才從那家航空公司得知，機票是這家航空公司付的廣告費，才知道機票是壞票，我們和張夏陽之間才出現糾紛。買票時我們根本無從知道張夏陽與航空公司的這層關係，也無從知道機票是廣告費，更無從知道機票是壞票。如果沒有壞票問題，也就沒有任何糾紛。當時我們的處境根本沒有那份討價還價斤斤計較的心思：我父親六月初查出癌症，到七月十五日去世，從搶救到料理後事，我和勝林都頻臨累垮的地步，有個學醫的朋友說我倆兒的樣子也像是癌症晚期病人。我媽媽還出現兩次險情，還要照顧她為她擔心。在那種焦頭爛額的情況下，張夏陽對我們說他有機票，我們一下子的感覺是，啊，好方便！另一個想法是，這錢與其讓旅行公司賺，還不如給自己的近鄰賺，就如我們當時買民運領袖王炳章推銷的人壽保險一樣，是一種支持的心態。哭文中編造了許多我如何耍賴不付錢的話。我只要問一句，我們是買家，張夏陽是賣家，這種關係下出現欺騙，是誰騙誰？當我們知道受了騙了，還能付他錢嗎？具體實情請聽我細細道來。
張夏陽大概是在92至93年之間自己集資辦電視臺的，他到處說辦電視臺是為社區服務，其實是想從中領館那裡得到中共為海外媒體宣傳投給芝加哥數百萬美元的資金。可遺憾的是，他雖極力巴結領館，組辦春節聯歡會等活動，領館最終還是把那筆巨資給了另一個辦電視臺的人叫孫子繁的，孫子繁馬上給自己付年薪八萬，還買了一棟五十二萬美元的豪宅，那可是在九十年代，當時價值二十五萬的房子已經非常豪華。據老友高小遠分析，中領館的人想拿回扣，看出張夏陽山西老星兒太摳門，把錢給他就是肉包子打狗，拿不到回扣。我那時也聽到一些張夏陽怎麼剋扣僱員工資和他巴結領館的傳言。93年的一天張夏陽給我打電話說：「曉東，聽說你現在失業在家，你在家閑著也是閑著，還不如到我這來接電話。這的工作也不忙，我還能管你一頓午餐。我這裡訂了各種中文報紙，你在家呆著也是呆著，還不如呆在我這讀報，也能幫著電臺接接電話。」我說：「聽你這話，是讓我給你的電臺義務接電話？」他說：「我的電臺是義務為社區服務，要不我另外再付你車馬費，怎麼樣？」我說：「我考慮考慮。」放下電話，我對爸爸說，夏陽是怎麼想的？我爸對我亂交朋友常有批評，他說，張夏陽這人不可交，他是個重錢不重義的人。我媽是93年初來到美國的，六月時老兩口就全家都搬到我家住，我陷入沈重的家務，每天忙於給他們做飯不說，還要每天給媽媽做針灸理療，她突然腰腿痛得不能走路。還有一個朋友的十八歲兒子來芝加哥上大學，暫住我家度假。繁重的家務使我竟然有兩個多月累得天天發燒，這時張夏陽給我打電話，說我在家閑著也是閑著，要我去他的電臺義務打工！
我父親死後大概第三天，我在我家門前的兒童公園遇到張夏陽的妻子趙莉莎，她對我說：「你們要是能從夏陽手中買機票對他也是個幫助。」我一直對莉莎印象不錯，現在看著她迫切的樣子，我想想也是，給近鄰賺這個錢，還能交下一個朋友，於是爸爸的話成了耳旁風。我承認，四張飛機票在當時對我是很大的錢，我當然希望能買到便宜機票，於是我問張夏陽，他推銷的票是否比旅行公司的便宜，他說價錢一樣，他猶豫一下又說，那好，看在朋友面上每張票給你降十美元。我覺得這十美元降價很可笑，也沒與他再爭。當時，我和勝林確實看重這個近鄰關係。因為張夏陽總在我們面前說反共話，還非常到點，使我們對那些他的負面傳言總是抱著懷疑態度。
那天晚上，勝林的社會學系的同學高小遠到我家吃晚飯，他是單身，與我們政見相同，很聊得來，平常或週末他經常來我家吃飯，就像家庭成員。晚飯時，我們談起從張夏陽那買機票的事情。我說，從張夏陽那買票一是圖方便，二是看在近鄰朋友的面子上，覺著給別人賺這筆錢，還不如給近鄰賺。高小遠聽到張夏陽的十元降價，笑著說：「這個摳門爺爺！幾個星期前他托我給他找個接電話的人，他跟我說好工錢是500美元一個月，我給他找了一位朋友的家屬，剛從中國來的，急於找工作。結果人家去工作的第一天，張夏陽就對她說，他只能付400美元一個月，一下子就給人家月薪砍掉了20%！」
煩心事還在後面。飛機票不在張夏陽手中，在航空公司那裡，勝林第二天去航空公司取兩天後起飛的機票。到了航空公司，那裡的工作人員告訴勝林，這四張票是壞票。勝林問什麼意思？工作人員說，壞票就是飛往北京的航班保證有位子，而回來時就不能保證有位子。勝林問，沒位子怎麼辦？答：那你們就必須等有位子的飛機，幾天等不到位子回不來的可能也有。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補充說，他們必須把這醜話說在前面，因為幾天前有個人因為買了這種壞票回不來，回來後就到航空公司大鬧，公司上級規定，以後必須事先向取票的顧客講清這點。這時勝林才知道，原來這四張機票是航空公司付給張夏陽的廣告費，所以不保證回來的位子。
勝林拿著票一到家就告訴了我這個情況，生氣地說：「夏陽拿壞票當好票賣，真不地道！」我腦袋轟轟的、著急地問他：「那怎麼辦？」他說：「只能退票，還能怎麼辦？」我說：「那後天就走不成了。」他說：「走不成也得退票啊，這是壞票！」我說：「走不成哪行！我現在就給夏陽打電話。」我一心想著後天要走成，電話一通我就對張夏陽說：「夏陽，你賣的是壞票！」他堅持說不是壞票，航空公司說得不對。我不信他的話，他是賣家，是受益人，當然極力要把票推銷出去。我說：「那好，我如能按時回來再付你錢，如果是壞票就不能原價付你錢！」他說：「曉東，我現在就去你家當面談。」我一放下電話，勝林就批評我說：「曉東，你那話說得不對，你用人家產品就得付人家錢，你要是不相信產品就退貨。」我也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就說：「我氣得沒想那麼多，那好，我的錯話不算數，一會兒夏陽來，由你跟他談退票，我就不見他了，我上樓冷靜冷靜去。」我在樓上可以清楚地聽到張夏陽進門和說話聲。
張夏陽一進門就問勝林，曉東呢。勝林說，在樓上。他便勸勝林說那是好票，勝林又把航空公司的話重複了一遍。張夏陽說航空公司說得不對，一邊說一邊上樓來找我，我正在把一個被子裝進剛洗乾淨的被套裡。他對我講的還是那是好票的車軲轆話。我說：「夏陽，朋友傳來不少你辦電視臺卡人錢的事，我都將信將疑。昨天高小遠還告訴我，他為你找到接電話的人，你事先已經說好了工錢，人家上班第一天你就把人家月薪砍掉20%。那可是高小遠的朋友，你為錢就這麼對朋友？現在又坑到我們頭上啦？我不跟你說機票事兒，你去跟勝林說去。」他聽完我的話就又下樓了。我那時認為，勝林馬上就會跟他談退票，因為我上樓前已經說好的要退票的。沒想到的是，張夏陽下樓後又說起那是好票的車軲轆話，而勝林還是重複航空公司的那是壞票的說辭，說來說去勝林就是不說退票的話，我聽著這個氣啊，我知道勝林又對朋友拉不開面子了，所以才這麼車軲轆話地不解決問題。
我在樓上越聽越火，一下子就又上了頭，蹬蹬蹬地下樓，一邊下樓一邊喊：「勝林，你不是早就說要退票嗎，你不是說我說錯了話嗎？怎麼到現在你還不說那對話？還費這麼多口舌做什麼？退票！走不成也退票！不走了！」我看到已經七十三歲的媽媽坐在廳中間的打好的七八個箱子前，難過地低著頭。她在我爸爸死的前後幾天，摔倒了兩次，把我們嚇壞了，生怕她在美國出大事，她著急地要回北京的家。我這一喊，張夏陽和王勝林都一下子靜了下來，終於停止了好票壞票的車軲轆話。勝林把四張票放到張夏陽手中說：「夏陽，這票退給你。我一年就有二十天假，你這下把我坑得不淺，讓我後天走不成。」張夏陽離開後，我就埋怨勝林說：「你是不是又對朋友拉不下臉面啦？又讓我去做黑臉？」
我不否認我在被騙氣憤時說了錯話，但是，這個錯話經勝林提醒我就馬上意識到並不再堅持。而且這個錯話與張夏陽編造的所謂我的話有根本的不同：不是因為我知道是廣告費而賴不付錢，而是因為他搞欺騙賣壞票，我們才退票。我買票時既不知道那些票是廣告費，也不知道是壞票，根本沒有不付錢的意思。
那天晚上我家的氣氛可想而知，父親剛死又遇到這麼件事。媽媽嘆氣地說，只要能保證回北京就別跟夏陽爭啦。我說：「媽媽，你就想著你能回北京，就不想想我們不能按時回來的麻煩。他賣壞票還不告訴我們，價錢還與好票同價，做生意能這麼不公平嗎？」勝林說：「明天我去旅行公司問問，晚幾天走也沒關係，票價再貴也得走。」
第二天勝林去了芝加哥最大的旅行公司「海天旅遊」，中午時，他樂滋滋地回來了，說，買到明天的機票，與張夏陽的票同一天，而且票價相同。全家一聽都高興得不行。我反覆地問勝林，不是說暑期難訂票嗎？不是說訂當天票或隔天票會很貴嗎？勝林說：「我早就告訴你，不能跟中國人打這種交道，張夏陽為賺錢都desperate到什麼程度！」我說，爸爸要是知道，又說我交友不慎了。可誰會想到，這個不慎在二十年後帶給我巨大災難，後面的故事可以說是驚心動魄。
張夏陽在哭文中寫到：「在李志綏的追悼會上，勝林主動再三道歉，兩家才算恢復了邦交。」這又是一個謊言。李志綏是一九九五年去世的，離「飛機票」事件才過一年，這麼短時間我們絕無可能與他和好。再說，張夏陽騙人賣壞票，王勝林有什麼歉可道？
事實上，我們和他的關係緩和是2005年以後的事情，離飛機票事件已經過去十多年。我們和張夏陽的關係為什麼在2005年後會緩和？因為，張夏陽突然積極參加了民運，進入了我們這個越來越縮小的朋友圈子。
2004年底，法輪功團體發表了《九評共產黨》，2005年初，芝加哥的法輪功朋友在南中國城的利榮華餐館樓上舉辦了第一次《九評共產黨》研討會，我和勝林參加了那次研討會。令我和勝林吃驚和感動的是，張夏陽在那次研討會上長時間發言，高調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大聲說「住手！屠夫！」後來，我在法輪功反迫害示威的發言中也用了這四個字。在那次會上，雖然我們仍沒和張夏陽說話，但我們對他的看法開始改變。
從這以後，張夏陽便也開始積極參加芝加哥的非法輪功朋友的活動，包括楊逢時舉辦的六四音樂會。大概在2005至2006年間，張夏陽成了楊逢時家的座上賓，進入了這個朋友圈子。他反共的思想和言談與我們很和調，對共產黨的分析也到位，言詞甚至比我們還激烈，我和勝林與他十幾年沒有來往的關係也隨著他進入這個朋友圈子而解凍了。以後連著兩年，我兩次看到他在音樂會終場時走到前臺拿起麥克風說：我們都要感謝楊逢時博士舉辦六四音樂會……。巴啦巴啦地一通吹捧。說實在的，芝加哥六四音樂會已有多年歷史，我還從沒有聽見任何一位八九六四時就認識的老朋友在音樂會大庭廣眾之下如此誇獎楊逢時的，張夏陽這一不同舉止使我感到很新鮮。
沒想到的是，在2006年他又一次把「飛機票」事件提出來並指責我賴錢，勝林又跟他吵了一架。
經過是這樣的：2006年2月初，全球發起了接力絕食，聲援高智晟律師的維權運動。芝加哥法輪功的兩個朋友跟我電話聯繫說，接力絕食已經到了芝加哥，需要有人組織，他們要我來組織，我猶豫再三答應了。我和法輪功一位朋友商量於數天後的2月22日（星期三）絕食，絕食的形式是各自為陣式的。我第一個就給張夏陽打電話徵求他同意，然後才一個個地給郊區幾個朋友打電話。徵得所有人同意後，我列出絕食者名單，寫了絕食宣言，交給了法輪功的朋友，當天在芝加哥「新世紀」電視新聞上播出了這個新聞。沒想到，新聞播出後，郊區一個朋友給我打幾次電話留言，說我當初並沒有說絕食，張夏陽告訴他們也說我沒說絕食。我聽後非常震驚，2月23日星期四早晨我便給張夏陽打電話問他：「當初我電話向你徵求絕食同意，是不是一開口就開門見山地告訴你在2月22日絕食？」他說：「我記不太清楚了，當時大概你沒提絕食的事。」我問：「如果我沒有第一句話就提絕食的事，你為什麼第一句話就說‘絕食？那我忍不住怎麼辦？’」張夏陽一時語塞，說：「噢，那你還是說了絕食的事了。」我說：「我不但說了絕食的事，還說了日期和那天是星期三。我們那次電話來回也就十幾句話，我記得很清楚，我們之間每句話都是談的絕食，你為什麼過後大改口，告訴其他朋友說我沒說絕食？是我做小人騙你絕食，是嗎？！」我說著說著就哭了，他不回答我對他說假的質問，卻耍賴地問：「曉東，你是不是正更年期？」然後說了一通不要計較別人說錯話的大道理，又問：「曉東，你還記得那年飛機票的事嗎？」我說：「你賣我們壞票，到現在還耿耿於懷？」他馬上忿忿不平地說那是好票，航空公司不知道，並指責我賴錢。
勝林下班回來，我告訴他張夏陽如何撒謊誤導朋友，如何又提起十幾年前的飛機票事情，如何說我更年期、言語不敬。勝林給張夏陽發去一封簡短的電郵，平靜到位地批評了他，張夏陽回的電郵沒有具體內容，只重複說了三遍「勝林，寶刀不老啊！寶刀不老啊！寶刀不老啊！」如果真如張夏陽所言，勝林在1995年的李志綏追悼會上就主動再三道歉，那他為何十幾年後還耿耿於懷？勝林又為何再發出這封一針見血的電郵批評他？事實是，對張夏陽騙人賣壞票這件事，勝林到死都沒有改變認識。而這次絕食事件如果不是我逼問得緊且問到點上，張夏陽哪能語塞到說實話？當天晚上我就把早上我質問張夏陽有關絕食的對話發信給朋友們，使他無法狡賴。
這第二次爭吵很快就過去了，因為張夏陽已經進入這個朋友圈子，我們之間的關係雖然因這次爭吵有些僵但並沒有破裂，張夏陽還在數月後請我和另一對夫妻去他家吃飯，我隱隱感到似乎張夏陽也與那位丈夫在什麼事情上發生了不愉快。從絕食事件以後，我總覺得張夏陽哪點不對。
2010年聖誕節前，老朋友許毅教授全家從英國來到芝加哥，住在我家十天。他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與我們都是老朋友，聖誕節那天我們一起開車去郊區的朋友家聚會，那次聚會張夏陽也去了。聚會間，正當朋友高談闊論時，張夏陽的手機響了。他接通手機後對著手機大聲說到：「是啊，我們在開party！對！三妹劉曉東也在這裡！……」我聽見他提我的名字，就把注意力轉移到他那，他一邊說一邊轉身進了旁邊的廚房，因為這邊很吵，他在廚房說話的聲音也因此很大，我坐在廚房外邊能清楚地聽見他在廚房裡的說話，他又說：「還有誰啊，還有楊逢時夫婦，還有xxx，xxx，還有許毅，許毅是誰啊，就是英國的許毅教授，從英國來度假的！……」他從廚房出來時，我問他：「夏陽，是不是你弟弟海洋來的電話？」他說是。
回家的路上，我對許毅說：「這個張夏陽怎麼這麼大嘴巴啊！誰家的弟弟來電話會這樣關心party的參加人？這與他有什麼關係啊？」許毅說：「怪不得我一進門他就問我許多私人問題，我對他這樣刨根問底地問來問去挺不舒服。」勝林有點自言自語地說：「夏陽這人就是這麼包打聽、大嘴巴。那次陪魏京生去參加學自聯週年大會，一個老民運朋友談起一次會議，張夏陽把人家問煩了，反問他：你這麼關心這些幹什麼？」
張夏陽的弟弟張海洋（筆名海濤）是美國之音的資深記者，他進入美國之音大概近二十五年光景了。他八九年前後在芝加哥居住，與我有過交往。我還把我給我父親的一個富人學生的定期清掃工作轉讓給他的太太。六四過後就發生了兩件與張海洋有關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張夏陽在哭文中躲躲閃閃遮遮掩掩地編寫了一通，現在還是由我把它們都挑明說清吧。
八九六四剛剛過去的「十一」，芝加哥中領館大擺宴席，使出全身解數招攬賓客，似乎只要中國人願意參加都能入場。我先生王勝林的教授William Liu收到請柬，去了，並在飯桌上跟領館的人爭論了幾句，表示反對中共鎮壓殺人。後來劉教授和我父親在我家吃飯時說到了這段故事。「十一」那天晚上，我、勝林和幾個朋友身上裹著寫有「國殤」大字的白布在場外抗議。「十一」後沒過幾天，張夏陽來電話，說：「曉東，有人說海洋參加了領館的國慶宴會，這是造謠，我可以作證，他沒參加。」我心裏還挺納悶，我又沒說他弟弟張海洋參加國慶宴會，他為何不打自招地給我打電話？我很快就意識到，可能因為我先生王勝林是聲援國內六四運動的芝加哥地區召集人，我們又在宴會外面示威抗議。至今，二十五年過去了，張海洋這二十五年的文章和行為令人不禁發問，當初他參加國慶宴會的傳說是空穴來風嗎？
又沒過多久，就聽說張海洋在美國之音找到工作，他是學新聞的，入了本行，當然無可非議。大概91年或92年間，一位自稱美國之音新聞署的調查員給我先生王勝林來電話，問是否能見面談談張海洋。王勝林問對方怎麼知道自己的名字和電話的，對方說誰誰誰告訴他的，他說了幾次那個中文名字，但發音不清，王勝林聽不明白。那幾天，一位鄰居朋友，也是王勝林的社會學系同學何蔚星夫妻倆連著兩天晚上來我們家話裡有話地問勝林有什麼消息，我們也不明白他們是什麼意思。勝林對他們說：「很奇怪，美國之音新聞署的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和電話？」何蔚星在那紅著臉不說話。
我和勝林在家裡接待了那位美國之音新聞署的官員，才搞清是何蔚星告訴他勝林的電話和名字的。那位官員說何蔚星不想捲入，就介紹了勝林，我看出勝林的臉色明顯表現出對何蔚星的不滿。然後這位官員就談到他們收到一封對張海洋的舉報信，他拿出這封舉報信遞給了我。舉報信很短，大概內容是講張海洋曾在國內新華社工作，他出國帶有特務任務的可能性很大，他的身份不適合在美國之音這樣的機構工作，信的下面有十幾個人的簽名。我這人快人快語，馬上就說，這些簽字顯然都不是真的。勝林看了後也說不是真的，是一個人模仿的。那位官員又拿出一個文件讓我倆在上面簽了字，所有手續就這樣完成。最後他說，他們不會因為一封舉報信開除一個僱員的。其實，我和勝林在與他見面前也談及此點，也想到了，我們為張海洋證明和不證明都不會對他的工作有任何影響。當晚勝林對我說，他對何蔚星不滿的是：他不願意捲入也可以理解，介紹別人捲入也沒關係，可他起碼應該通知有人會來找你吧？他不但不通知還來包打聽，看著你在他面前犯疑惑他也不告訴你實情，這是什麼心態？勝林氣憤地說：「我還一直把他當成最好的朋友！」我很理解中國人這種膽小如鼠的心態，這點小事都能把他們嚇得尿褲子，哪還敢反對共產黨？
見了美國之音新聞署官員的當天晚上，從未失眠過的勝林在外面開了一夜車瞎轉，對何蔚星不夠朋友的行為失望傷心。其實那只是一個插曲，主題曲是張海洋。至今，二十五年過去了，張海洋這二十五年的文章和行為使人不禁再發問，當初那封舉報信是空穴來風嗎？
二十五年來，海濤（張海洋）時不時地寫與中共搭調的文章，讀者可以去美國之音搜索。我舉一個例子，媒體大亨默多克的妻子鄧文迪在一次會議上出手保護默多克，打了一個襲擊者，國內官媒和小報都一致喝采，海濤也寫篇喝采文章。什麼意思？鄧文迪何許人也，值得美國之音資深記者海濤大書特書？再舉一個例子，數年前，一次海濤主持美國之音的節目，一位國內人士寫了一個跟帖，質問海濤，我現在有幸找到這個來自中國的帖子：「2011年2月20日tt (china)：美國之音記者海濤先生中途試圖中止何姓人發言，並指責他發言不理性。不知是voa的觀點抑或海濤先生個人觀點。讀上面有聽眾評voa有中共滲透之嫌，似有可能性。綜合海濤先生長期節目來分析，本人有此感覺。試圖中止姓何的這種方式的發言在亞州自由臺和其他節目主持人中間也絕無僅有，這也非海濤先生第一次的反應。」
當時我把這個帖子發給了張夏陽，問他弟弟是怎麼回事？他沒回音兒。
2011年勝林得病，終於讓張夏陽得著報復機會，也終於讓我這個一直不黯人情世故的人知道了什麼叫人心叵測，人心險惡。
首先要說明的是，勝林的癌症被耽誤，主因是他自己固執的性格和我們的無知，張夏陽的誤導起了極壞效果，暴露出他陰暗狡詐的人品。
我有個習慣，在月曆上記事，只不過簡單寫幾個字，比如在日期框中寫上「腸檢」或「勝林住院」。所以，下面記述中的日期和事情都是當初的記錄，清楚無誤。
2011年3月25日，我和勝林做了例行的腸鏡檢，醫生診斷說勝林有內痔。到四月初，勝林開始感覺肛門內刺痛。但他堅持說是痔瘡拒絕再去醫院尋求第二意見。將近四月十日時，勝林與張夏陽電話談起他的「痔瘡」，從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這一個月中，張夏陽三天兩頭來電話，表現得很有經驗，使勝林分外信服，4月22日我們倆家一起去看神韻，路上也在說勝林的「痔瘡」。勝林比多數男人更反感去醫院，這次腸鏡檢還是我堅持才做的。他的固執性格到六十歲後更加嚴重，而且在那一個月他更是偏執到反常，偏執地依賴張夏陽的電話諮詢，對張夏陽的誤導深信不疑。而事實是：痔瘡軟，癌腫瘤硬；痔瘡流血是鮮血，癌腫瘤是污血；張夏陽卻全部說反。張夏陽還一再強調，一定要天天熱敷和按摩，把堅硬的「痔瘡」熱敷軟後按破，把污血膿血擠出來就好了。他還特別給我打電話囑咐：「曉東，如果勝林自己不敢按摩擠破痔瘡，你來幫他搞破，一定要搞破那地方，把瘀血都擠出來就好了。」他還告訴我，他就得過痔瘡，很有經驗。他對勝林甜言蜜語地安慰和說服，使勝林完全信服，真的按照他的壞招去做了。我意識到不對時，勝林已經進入偏執狀態，完全不聽我的，只認為張夏陽說得對。只要我一說去醫院，勝林就氣急敗壞地發脾氣，說我小題大做。
到五月初時，張夏陽緊鑼密鼓地天天來電話問，給勝林以決心。勝林本是個怕疼的人，可在張夏陽的鼓勵下，他堅持天天在家熱敷，按摩那個離肛門口很近的「痔瘡」，近五月中時，勝林終於把那個「痔瘡」按破了，流出許多污血，與清水混在一起，勝林一盆一盆地不斷地沖洗污血，還高興地對我說：「張夏陽說得真對，污血流出來就舒服多了。」到五月十六日，他痛得不行了，流血過多造成的貧血使他感到虛弱。在我的堅持下，才又去找那個當初的診斷醫生，醫生再次檢測才發現那不是痔瘡而是腫瘤。勝林還堅持不去醫院，要先把工作都交代清楚，我歇斯底里地一聲聲重複地大哭大喊：「快去醫院！」五月二十日勝林住進醫院。
奇怪的是，自五月中旬勝林搞破「痔瘡」後，張夏陽突然停止給我們來電話，直到五月二十三日半夜一點半多他突然來電話，這個時間來電話已屬反常，而他說的話就更加反常。如果不是這個半夜莫名其妙的電話，我根本不會想到他此前是在誤導勝林，也不會想到在2005年我們關係剛緩和時，我與他和解交談的第一句問話是：「你父親好嗎？」他當時告訴我，他父親已得直腸癌去世。我還無知地問，直腸在哪。這個半夜電話讓我清楚地想起來，他對直腸癌是有經驗的。我疑惑，他父親又是怎麼耽誤死的？是不是也用的張夏陽給勝林支的熱敷招數？
這是我與張夏陽認識二十九年來的唯一一次半夜電話：2011年5月23日清晨一點半後他來電話，我一拿起電話就聽見他興奮地大聲說：「曉東！我正在網上與馬悲鳴吵呢，倒底六四是用的達姆彈還是子彈！」我一看鬧鐘半夜一點半多，奇怪他在這個時間跟我談達姆彈是什麼意思？他在五月中旬以前天天來電話都是關心勝林病情，按常理他一個多星期沒來電話，這個電話首先要問勝林病情才自然合理。此時勝林得癌住院才三天，這巨大打擊使我身心俱疲，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突然的半夜電話把我吵醒，更令我難受至極，我有氣無力地打斷他說：「夏陽，勝林已經住進醫院。他不是痔瘡，是癌。」說到這我抽泣起來。他咂咂地說：「咂咂咂，唉呦，我在家就跟莉莎說，勝林這病不是痔瘡，當初我得痔瘡時可沒有勝林這麼難受。勝林是癌……」我馬上問他：「那你為什麼當初不告訴勝林？」他說：「我哪能做烏鴉嘴啊，我哪能嚇唬勝林啊，我只能說好話啊。」我說：「如果是我，我一定會告訴對方真實情況。」他緊接著說：「我們不能做烏鴉嘴啊。莉莎甚至還說，勝林這一走，曉東准完蛋！」然後他對我大聲說：「曉東，我得勸勸你，你就哭吧，但不要在勝林面前哭，要和曉曉在家抱頭痛哭，高聲痛哭，唉，你怎麼哭都行，可千萬不要在勝林面前哭。」他又大聲對我說：「你哭啊，在我面前哭！別這麼抽泣哼唧著哭，大聲哭！」我抽泣地說：「你不著三不著四地在說些什麼？」他說：「不著三不著四也能說到點上！」我那時很脆弱，頻臨崩潰，不想多說話，更不想與他爭辯，還打岔地問他，莉莎怎樣。我女兒從她的屋子來到我旁邊問，什麼人這時候來電話啊？我放下電話告訴了曉曉張夏陽對我說的話，曉曉說：「我真不明白你們怎麼能與這種人交朋友！」
哭文中張夏陽有大段編造，什麼檢查消息三天還沒出來我（劉曉東）「情緒突然崩潰，開始歷數勝林的不是，從暗戀卡瑪說到小曉6個月的時候拉稀，勝林沒有及時送醫院。。。。。。我緊勸慢勸。。。。。。沒想到曉東突然話鋒一轉，‘說你不夠朋友，明知道勝林是直腸癌，偏偏欺騙我們說是痔瘡。。。。。。耽誤了勝林。。。。。。’」
張夏陽這段編造是欲蓋彌彰。他試圖以假亂真地用這個編造去遮蓋或代替他半夜電話的真正惡言。他沒想到的是，他打半夜電話後三個星期，我就通過電話和電郵把他莫名其妙的電話告訴了好幾個朋友。我是個心裏憋不住事情的人，這個性格卻無意地側面為我證實了這件事的真實性。在丈夫生命危機的狀態下，如果他沒有打來半夜電話，我絕無可能在那種注意力都在丈夫病的狀態下造出對話，毫無緣由嘛。我最終看透他就是這個半夜電話。實際上，從張夏陽哭文中的這段編造也可以看出他對半夜電話的心虛，所以才要惡人倒打一耙，此地無銀三百兩。我們還是讓事實說話。
事實是：自從勝林住院後，除了五月二十三日的半夜電話外，張夏陽還來過兩次電話，此後我就與他斷絕一切來往，向所有朋友宣布，只要張夏陽參加的聚會和活動我概不參加。那麼，讓我們看看這三次電話，有哪次電話我會有機會和可能說出他拼湊的那些對話來。
第一個電話是五月二十三日的半夜電話，那時勝林剛住進醫院三天，我處於極度感情脆弱的狀況，這種巨大恐懼的打擊沒有經受過的人不能體會，作家章詒和聽到丈夫患癌的消息暈倒兩次，我沒有暈倒過但是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張夏陽半夜電話中的那番惡言惡語我根本無從招架，我當時是在抽泣著哭的狀態下聽他說那些傷人話的。他是有備而來，我則毫無設防，極度疲憊下被半夜電話擾醒，哪有心思和力量說話？在那個特殊的半夜時刻，我有可能說出他編造的這段東拉西扯的對話嗎？
他的後兩次電話，一次被我女兒打斷，一次被我冷言拒絕，這後兩次電話更無可能去說張夏陽拼湊出的那段對話，這兩次電話的經過如下。
張夏陽第二個電話是在五月三十一日晚九點二十，他電話中說他打了無數次電話，一直沒人接。那時勝林正在腸梗阻的危險時刻，我和女兒都疲憊不堪，我對他說：「我們一直在醫院，剛剛到家，現在太晚了，我們累了，要休息了。」他說：「九點二十不算晚，勝林怎樣了？」我說：「動了手術了。」他馬上連問三次：「造瘘了沒有？造瘘了沒有？造瘘了沒有？」我一時沒反應過來什麼叫造瘘，突然反應過來正要解釋，曉曉聽出是張夏陽的電話就在旁邊忍無可忍地大叫：「Come on！ Mom！」張夏陽那邊也聽到曉曉發火的話，我就放下了電話。我一放下電話，曉曉就大聲對我說：「媽媽，從現在起，你永遠不許理張夏陽！」曉曉怕我再受張夏陽的語言傷害，她知道我面對嚴酷家庭災難的打擊還一時不足以堅強到跟張夏陽拉臉。
勝林手術後發生腸梗阻，住院三個星期不見好，於六月十五日晚轉到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搶救，第二天，我電郵通知朋友勝林轉院，第三天勝林的腸梗阻好轉。那天，六月十七日，張夏陽打來第三個電話問能不能來探視，勝林接的這個電話，說：「我不能決定，這得問曉東。」說著就把電話遞給了我，我說：「現在勝林身體很弱不能接待人。」張夏陽說：「那陳哲怎麼去探視了？」我說：「陳哲是醫生，帶給我們許多信息和知識，你只能帶給我們負擔。」勝林在旁邊埋怨我說話太不客氣了。我放下電話沒好氣地說：「他半夜三更來電話那樣傷我，我都忍了，我這麼回答他就算客氣了。」那時我已經決心遵照女兒的意見，再也不與他來往。自他打來這個第三個電話後，我就再也沒跟他來往和說話。他打來的這第三個電話，我們之間只有來回三句對話，我有可能說出他哭文中編造的那段拼湊出的胡言亂語嗎？
如果這三個電話我都沒有可能說出他哭文中的那段話，勝林從病到死這近四年中我從沒跟他有過任何來往，那段話不是他臆想編造的又是什麼？從那段編造，我看到的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小人。
勝林一直不理解張夏陽怎麼會這樣低劣，怎麼會在這種時候還能出口傷人，所以一開始他是不相信的。後來，勝林鼓勵我說：「曉東，以前我總煩你動不動就哭，可在遇到大事的關鍵時刻你表現出的堅強卻讓我刮目相看。我相信，張夏陽的低劣只會使你更堅強。」後來出院回家後，他又這樣說過幾次。
勝林出院後，一位住在東部的朋友來電話告訴我：一個共同的朋友表示要給勝林打電話慰問，她五年前得癌，可以告訴勝林她的經驗。結果張夏陽對她說：「你可不要給王勝林打電話，我給王勝林打電話要去看他，王勝林對我說‘你來看我幹嘛，來幸災樂禍啊。’」我把東部朋友的傳話告訴勝林，我說：「這個張夏陽不知還要編出什麼樣的謊言來！」勝林說：「因為這句話是第三者傳給你的，所以是傳說，只有經過當事人證實，才是事實。雖然張夏陽有說假前科，但具體到這句話，還需要當事人證實。」
雖然與張夏陽發生過諸多不愉快，可勝林在我面前卻從沒說過重話判斷張夏陽這個人，也不想談論他。勝林唯一一次談論他是我告訴他這位東部朋友的傳話後的那天晚上，那次勝林根據事實對張夏陽下了一點判斷。勝林問我：「曉東，你還記得張夏陽特別為《零八憲章》的事跑到咱家，勸說我們簽字嗎？」我說：「記得，我當時還告訴他，零八是否定前三十年，吹捧後三十年，零八是為共產黨說話，說共產黨進步了。他還跟咱們爭呢！」勝林說：「可是，後來我們給諾委會寫信反對劉曉波獲和平獎，他又非常熱衷地幫著我們提建議、改稿子，最後我們問他簽字，他又閃爍其辭地不簽字，這就是他本性中的農民的算計和投機。」這次談論張夏陽後，我們再也不想談論這個人。
張夏陽心懷二十年小人之恨，編造謊言可謂處心積慮、心計多端，而勝林輕信無腦、毫無心計和設防。說實在的，勝林個性和私生活上問題實在太多，抽煙喝酒脾氣暴躁，率性胡作，不是一個謹慎自律的男人，死前他也後悔地表示，他的早死是他自己作的。我確實對他抱怨很多，但是，回看我們這三十四年婚姻歷史，勝林雖有諸多的個性缺點，卻完全沒有害人之心，更沒有防人之心，真是個毫無心計和設防的人。對傷害過他的朋友也毫不計較，過去就忘。他對朋友都是以誠相待。對中國民主運動，更是出錢出力，沒有保留。尤其對那些利用民運以求己利的中國人，他也熱情相助，從不計較，他說，應該理解人家的自私常情。記得八九年六四剛過時，勝林在西北大學工作後，西北大學出面給他申請和辦理綠卡，解決了我們在美居留問題，而周圍的所有中國朋友還都在為居留擔憂。那時，我們周圍一些朋友想利用政治避難的方式解決在美的居留問題，可又沒有膽量，一些朋友的居留限期已到，非常著急，而政治避難是解決居留的最快方法。一個朋友提出要勝林挑頭干政治避難，勝林與我商量，我說：「我真看不起這些中國人，政治避難也不敢，想佔便宜又左顧右盼地算計。」可為了消除朋友對中共極權的恐懼，我和勝林還是決定由勝林挑頭搞政治避難，勝林放棄了西北大學的綠卡機會轉而申請政治避難。勝林答應帶頭後，所有朋友都放下了恐懼，躍躍欲試。從這件事就可以想見，當時的中國留學生恐懼中共到什麼程度。另外，那時找律師搞政治避難需交三千至五千美元律師費，這對窮學生是不小的數目。勝林覺得沒必要花那個錢，他便去移民局打聽清楚了政治避難所需的所有表格，自己填寫。一回生、二回熟，之後他幫助二十多對夫妻朋友填寫了表格，分文不取。但是那二十多對夫妻，沒有一對象我們這樣真正地堅持追求民主的，辦好政治避難後就都從我們的民主活動中消失了，勝林也表示理解他們的選擇。
與勝林去移民局遞交政治避難表格那天的情景我永生難忘。那位移民官查閱和認可了我們的表格後，把工作許可證鄭重地放在我們手中，說到：「永遠不要放棄！」我答應時，心中暗自保證我絕不輕言。回到家後，勝林對我說，聽到那位官員說never give up時他很激動，我說我也是。勝林又重複說：「Never give up！所有的中國留學生都變了，我們也不變！」
此時此刻，一切都如過眼雲煙。王勝林已死，張夏陽還不解恨，竟然寫出這樣一篇詆毀之文，其哭文的後半部分充滿狡詐詭譎、惡意編造。近三十年來，張夏陽寫了不過三篇文章，一篇被他父親收進分析帝國主義窮途末路的書中，一篇是他數年前回國探親的見聞，他當時得意地問我寫得怎麼樣，我說有邏輯不通的地方。這篇哭文算是他的第三篇。就這寥寥三篇，他卻成了著名政論家！有網民質疑他這個頭銜從何而來。
以前，張夏陽利用私下對話對我施以言語攻擊報復，他拿住我一人空口無憑，他可隨意抵賴，這篇哭文又是故伎重演。不過，這次他是機關算盡，卻有一失。這次我可不是空口無憑了，這次他可是白紙黑字，無法抵賴。他是太忘乎所以、無所顧忌了，殊不知，他不顧道德約束即反會自爆自戕。他一不知，文字的力量在於真實；他二不知，文若其人，他的低劣人品會在文章中表現出來。不要低估讀者的水平，讀者已經看出他的不厚道，其實何止是不厚道。我相信，我所擺出的諸多事實可進一步表明張夏陽的真實為人，請讀者明鑒。
三妹於芝加哥家中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
張夏陽：我哭王勝林
今天，2013年10月26日，清晨4點，王勝林走了。永遠地走了。在最後的時刻，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醫院裡，身邊沒有親人，唯一的女兒小曉，還在從紐約趕回芝加哥的途中。是醫院給他家屬打了電話。通過朋友傳朋友，我才知道這個噩耗。
勝林是江蘇無錫人，我稱呼他為江南才子。他屬豬，因為上學早一年，文革剛開始的時候，他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勝林大學畢業分配後到人民畫報社當英文編輯，在外文印刷廠廠老虎廟一帶上班。和卡瑪（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製片人，白種美國姑娘）認識。
1979年勝林和劉珙的女兒劉曉東相識成親。1985年我在伊利諾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和勝林在校區內的洗衣房裡認識。勝林那時是社會學系的碩士研究生和TA。很快，我們全家就和勝林全家，勝林的岳父捻熟了。劉珙是文化部外文局的副局長，行政12級，《中國建設》雜誌的總編。在許家屯投奔西方前，劉珙是共產黨裡反叛出來的最高級別的幹部。
勝林是文革前的老大學生，對共產黨的看法一針見血，毫不含糊客氣。我們之間因為政治理念相同，因此非常談得來。他們家和我家不到兩個街區遠，不論是當窮留學生時候還是大家都找了工作住房條件改善後都一樣近。我的父母來美探親，89年5月20日北京戒嚴的當天回北京去。勝林夫婦在他們WEST FLOURNOY的老房子裡為我爸爸媽媽餞行。宴席上我父親就說「這次共產黨是一定會開槍鎮壓學生的。」我母親爭辯說：「怎麼可能，那麼多學生和市民，朝誰開槍，朝哪裡開槍？」「當兵的知道什麼？領導叫朝哪裡開槍就朝哪裡打，你真是糊塗，連這點都不知道？」我父親指著我母親說。當時我們真希望我父親的預言出錯呀。
勝林對海外民主運動非常投入。他是當時海外最大的民運組織中國民聯美中地區主任。1989年6月4日，共產黨在北京屠城，朝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學生開槍，造成舉世震驚的天安門慘案。消息傳到芝加哥，大家悲痛欲絕。勝林領導了芝加哥地區的大遊行。當時的情景到現在存我腦海中，歷歷在目。將近4千多留學生和海外華僑將芝加哥密西根大道上的共產黨總領館層層包圍起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震天動地。勝林頭纏絕食布條和民聯另一個負責人手持步談機指揮著龐大的遊行隊伍，走在最前面；他還帶頭給領事館遞抗議信。但遞進去的信都被領事館扔了回來。
總領館的高層窗戶裡，露出許許多多贊同的V字形手勢。芝加哥總領館6-4後一共出走4個外交官，他們是時任教育參贊張念人夫婦，和一秘小來夫婦。芝加哥是6-4後共產黨外交官海外出走最多的城市。大遊行讓共產黨的外交官們看到民心所向。勝利和所有這些尋求正義和公理的外交官及家屬保持著聯絡直到去世。
89年10月，共產黨總領館在一個大酒店舉行招待會，勝林帶領一大群留學生前去抗議，指著當時的總領事鄧朝崇的鼻子說「你們的酒杯裡是北京學生市民的鮮血」。勝林為了明志，放棄了通過科技人士得綠卡的第三優先，用政治避難的方式對共產黨說「不」，他沒有乘坐89-64後美國政府給予10萬中國留學生及家屬的綠卡列車。
勝林6-4後在匯豐銀行找到報酬豐厚的工作。地點在芝加哥北郊。單程開車要一個小時多。勝林為了遷就家屬喜歡芝加哥中心的城市生活，毫無怨言的開了20多年車直到開不動。
勝林生性活潑好動，最喜歡打乒乓球。我在社區健身房裡經常看到他滿身大汗地和留學生們打乒乓球，矯健的步法，紅扑扑的笑臉，根本不像64歲的人。
勝林曾經對生活充滿了情趣，他穿著講究，開「悍馬」，愛擺弄照相機，挎著相機經常到處照相，還常和鄰居一個喜歡相機的小孩共同討論各種照相機。
勝林的木工手藝很好。他告訴我說他是從5-7干校學會的木匠活。講起各種樹木材料，滔滔不絕，如數家珍。他家地下室裡有完整全套的細木工工具。他來我家幫助我出主意改建廚房流理臺。
勝林的幽默感很強。朋友在他家吃飯，做飯洗碗從來都是勝林的幹活。他笑著說：「曉東手腳不利索，有給她收拾的功夫，我什麼都幹完了」。就在陪民運領袖魏先生去開學自聯週年紀念會的路上，勝林還笑著侃自己的暗戀：和那個白人姑娘卡瑪是辦公室接辦公室，造反開始的時候，我們大學生造反隊佔了一間辦公室當隊部，那個卡瑪在對過佔了一間。我天天能碰到她。她的那個身材好呀，前凸後翹，胸脯有這麼大（用手比劃了像個小西瓜模樣）。（後來在他家裡吃飯的時候，勝林又說起西瓜的笑話，曉東是淺淺地一笑，當時給我的感覺是這對夫婦真溫馨，丈夫誠實，呵護妻子，妻子大度，包容丈夫。記得在車上說到這個笑話的時候，我調侃勝林：「你知足吧，江南才子能找到高幹子女（我指曉東），你是三生有幸呀」。勝林笑著說「是呀，我知足」。
就在那次學自聯開會的時候，我因為在旅館裡匆匆忙忙，不幸一頭撞到了極其透明的玻璃門上，頓時頭暈腦脹，鼻子出血。勝林立即叫來了救護車。他親自陪著我到醫院急救，X光片就拍了幾十張。前前後後三個小時才得以出來回到會場。我真感激勝林的仗義。到了會場，有些人質疑勝林的民運身份，勝林說出他是1989年學自聯在芝加哥成立大會的糾察隊長的時候，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
二十年前，我的極其要好的朋友兄弟受到共產黨第五縱隊的匿名誣告信暗中陷害，是勝林以他民聯美中地區主任的身份向美國政府說明真相。
勝林極其愛護妻子到可以放棄任何朋友的地步。很久之前，我辦過了一個電視臺。一家航空公司用北京芝加哥來回機票替換電視臺廣告費。曉東要送她母親和小曉等三人回北京，以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要了四張來回票。曉東覺得機票不是現錢，不願意付錢，要求從北京回來再付費。我說不是一個人開的電視臺，做不了主，曉東可以另尋便宜票。曉東執意當時不付錢（北京回來再說），不退票。我拿出多年的交情說事，曉東反而說我是黃世仁，不和我做朋友啦，但也還不退票。勝林為護著曉東，不惜和多年的老朋友斷交。後來直到李志綏去世，在李志綏的追悼會上，勝林主動再三道歉，兩家才算恢復了邦交。
2011年4月我和勝林夫婦合夥買票觀看「神韻」晚會。勝林西裝革履神采奕奕，曉東穿戴整齊時髦。
晚會之後，曉東告訴我，勝林因為痔瘡便秘，在晚會上沒敢上廁所。到中國城弄了些中藥，塗上不管用，現在痛的死去活來。我建議他們立馬去醫院不果後，給他們出了一個「土方」：「熱水坐浴二十分鐘，用芝麻油塗手指和肛門將堵塞物摳出，然後再去醫院。。。。。。」勝林試用後，果然通了，感覺不錯。揚言立即去醫院做痔瘡手術。
我告訴他做痔瘡手術是個很普通的事，故坐等他的消息。
幾天後半夜得到曉東消息，在痔瘡下面是一個腫瘤，現在還不知道是良性還是惡性，通常兩天的就能到到的檢測消息，三天還沒出來。曉東說到這裡，情緒突然崩潰，開始歷數勝林的不是，從暗戀卡瑪說到小曉6個月的時候拉稀，勝林沒有及時送醫院。。。。。。我緊勸慢勸。。。。。。沒想到曉東突然話鋒一轉，「說你不夠朋友，明知道勝林是直腸癌，偏偏欺騙我們說是痔瘡。。。。。。耽誤了勝林。。。。。。」
後來勝林立即做了全切手術，效果不甚理想。我傻了咕唧總打電話要去看望，遭到曉東痛斥：「你又不是醫生，你來能幹什麼？」後來，不知道為什麼，還將該我的名字從他們的電郵LIST中刪除了。
曉東嫌朋友們麻煩，將勝林與朋友們完全隔離開來聲稱「靜養」，便於他康復。現在想起來，假如在勝林有病期間，經常和朋友歡聚，我想也許會對他的身心和病情恢復都有益處。
可憐的勝林，在化療、放療和環境的打擊下，日益消瘦，健康指標急轉直下。
2013年10月23日，我從朋友轉來的曉東親發的電子郵件中得知，勝林癌症復發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醫生要給他做核磁共振並開刀，他拒絕了，情願安樂死，不回家，就死在醫院。我立馬要求朋友轉達我去醫院探視他的願望。
勝林是被病痛和身心折磨的失去了生的慾望。到今天，他才66歲呀。
他曾告訴我，他要好好享受即將到來的退休生活，可憐的他，一天退休生活都沒有過上。
他們夫婦揚言，如果闖過這關，就立馬修煉法輪功。。。。。。
我是他在美國認識最早的朋友之一，在勝林彌留之際都沒能得到消息和機會去看望他，我真是百感交集，只能仰天長嘯，並以此短文寄託哀思。
勝林自願將他的軀體捐給醫學院，他身後，沒有任何追悼會、追思會，就像一縷青煙，消散在空中。。。。。。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
勝林，你走好，天堂有路等著你，你在那邊會快樂，你Deserve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