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港獨：承接中華而獨立於中共(圖)

本來，在正常社會裏，政府推出一個如此不堪而影響深遠的法案，民間發起一個泛社會的意見調查，讓議會裡的所有民意代表看結果而知所應對，乃是絕對正當的事，無奈連這個合理做法也給黨國控制的宣媒打成「借民意搞港獨」。如此和理非非的做法也不見容於統治者，可見港人並沒有多少文明空間去實現《基本法》賦予的公民權利。

 

筆者對特府主導的政改已有充分評論，昨天特府推出的政改方案毫無新意，故不打算作什麼評論，只想重複一句：投票否決，不必多說。此外，李怡先生建議泛民老將為新生代開路而主動退選，筆者十分贊成，不過還想加一個提議：採取柯文哲模式，向社運中冒出的受過鍛練的年輕人開放提名。這樣做，新陳代謝最直接，也最能打出新局面。

 

今天的本欄文章集中討論泛民爭取民主政改失敗後勢必日益強化的本土意識、分離主義和港獨思潮，並介紹一些「國際標準」。

 

反港獨麥卡錫主義登場

 

梁特及其領導的激進班子上臺不到三年，已令一場本地民主真與假的理念爭拗，在硝煙底下變成地方與中央之間的管治矛盾，繼而化作以「港陸融合」與「命運自決」兩口號對抗為標誌的民族危機，嚴重之處，乃回歸之後首二任特首治下十五年所未見！

 

從來一地一民之中的分離意識、獨立思潮，見光即生、打壓即烈，故於其未艾方興之際，宜用懷柔之策，羈縻之、籠絡之；此中華帝國開枝散葉兩千年，版圖日益擴大雖衰而不歇之所本。不幸的是，梁特眼界所限，只知借用歷代暴君乃至中共處理邊疆少數民族以高壓為主的錯誤策略中的高壓部分，先是以彈壓對付「雙學」熱血，繼而於公開場合高調把鬥爭矛頭指向學苑學生及反水貨人士，無中生有亂批港獨而客觀上為之張目。

 

主子如此，特府麾下趨炎附勢之輩更肆無忌憚，每遇政見相左之士即不分青紅皂白而惡言詰問：「你是否港獨？」官員這般盛氣凌人的態度，再加上早由北人掌控的本地宣媒一波又一波的「反港獨」攻勢，一場天師捉妖式的反港獨的港式麥卡錫主義運動由是登場。

 

話說當年美國政府裡的極右派發動反共麥卡錫主義，自1950年起，大批社會人士遭無妄之災，藝人失業、教授及官員丟職、科學家投獄、媒體被查、敏感行業工人受監視，最後卻因手段完全違反美國憲法而遭人民詬病，不得不草草收場，而參與打棍子最力的參議員Joseph McCarthy，亦於1954年被議會同僚立項調查之後正式譴責（condemn），兩年後鬱鬱而終；惟其所攻訐的蘇維埃左翼思潮，後雖經歷反越戰運動及毛主義的迴光反照，亦終歸無法在開放社會立足而日落西山。

 

然而，梁特及本地宣媒這次發動的反港獨麥卡錫主義運動的鬥爭對象，卻不會如此輕易銷聲匿跡，反會如春火之焚野草一樣愈燒愈烈；蓋馬列毛的共產主義違反人性，而受中共打壓應運而興的香港本土意識，卻有特別強大生命力，不僅在年輕一輩當中孳生了港獨思潮的幼苗，在中生代甚至再老半輩的人當中，也漸漸發酵。何也？

 

大中華與港獨之外的第三極：「小中華港獨」

 

佔中前後，泛民分裂，其中各派反共不反中的人士，儘管佔了大多數，但在「民主回歸」徹底觸礁之後，失去「回歸」的憑藉，深感失落，成為現實政治上的無主孤魂。這些人由於背景、年齡、意識形態等原因，受中華文化影響比較深，雖然反共意志堅決，卻不能背棄「文化中國」。其實他們當中，不少人的反共，正正是從捍衞正統的中華或華夏文化作起點的；因此，他們在感情上沒辦法投入已經背棄「中國」概念的群體，沒辦法接受「港獨」標籤，沒辦法反過來攻擊、嘲諷哪怕只是加了括弧的「大中華」（群體）。

 

然而，這些反共人的失落，乃是受困於二極思維，直覺上以為非「大中華」即「港獨」、非「港獨」即「大中華」。不過，當這些人一旦意識到二極之外還可以有第三極，「小中華港獨」這一極便可應運而生。文化上承接中華或華夏，政治意識上謀求香港某種意義上的獨立，概念上兩者完全沒矛盾，講得通。

 

這裡說「概念上」，是因為無論何種港獨，實踐上要成功，一百年也未必可能。這裡頭有一個「國際標準」：加拿大的魁獨、英國的蘇獨、西班牙的巴獨和卡獨，都是可追溯上百年以至幾百年歷史的運動。至於中國，邊疆上最「年輕」的台獨，最先由中共派員領導的臺灣共產黨於1928年成立之時提出，至今也差不多一個世紀【注1】。事實上，「中華民族」的概念於1902年最先由梁啟超提出，今天基本上建構完成，也經歷了百年時間；若相當一部分人意識上要從這個概念獨立出去，歷時一百年才瓜熟蒂落也不算很長。

 

思潮不一定潤育運動，運動不一定成功；上下四方古往今來成功了的獨立運動只佔極少數。然而，有趣的問題是，獨立思潮在什麼條件之下會上升成為運動，運動在什麼情況底下會失敗、成功？主流政治學者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十分多，可謂汗牛充棟，筆者得專家朋友指點，看了其中一些，甚有啟發，今天向讀者轉介一些內容，特別著重杜克大學法律學院政治學教授、種族衝突研究專家Donald L. Horowitz的一篇力作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以及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Montserrat Guibernau的National identity, devolution and secession in Canada, Britain and Spain。【注2】

 

下面，筆者先討論Horowitz文章裡的若干要點。

 

關於分離主義的一些實證規律

 

一個很基本的關於分離主義的實證規律十分發人深省：一國之內個別地域出現的分離意識幾乎毫無例外是由內因引起的，但最後能否成功卻往往繫乎國際因素。如果看從中國獨立出去的外蒙古地區，這無疑是正確的，當時的主要國際因素就是蘇俄。

 

一國之內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本身並不是產生分離主義的要素；如果是的話，那麼應該是中等程度發展的國家的分離主義問題最嚴重，因為一般而言，中等程度發展的國家的地區發展差異最大，但觀察到的結果是分離主義出現的頻率與國家發展程度無關。引致分離主義的最常見因素是局部地區的族群普遍認為（或者僅僅是主觀地認為）受到一國之內的其他地區族群或中央政權的歧視、虧待、爽約，包括在政治、語言、經濟、身份地位等各方面的。很多這些因素在香港的多數人心目中無疑是成立的；例如昨天「無驚喜」的政改方案公布，不少人會認為是大陸對香港的一個嚴重的背信棄義；又例如，在香港的學校低年級開始即實施「普教中」，不少人會理解為一種語言甚至身份歧視。

 

一國之內，最容易出現分離主義運動的就是發展相對落後地區裡的落後族群；其次就是相對旁邊地區發展先進得多的族群。後者便是香港人和臺灣人的處境；前者則是西藏、新疆、內蒙古族群的處境（其餘兩種情況，即先進地區的先進族群、先進地區的落後族群；但這兩類情況出現的次數和頻率都比頭兩種低得多）。

 

二次大戰之後的大量案例說明，落後地區的落後族群的分離主義運動發生得比較早，大多數是在所屬國家一旦獨立之後便觸發；相比，比周邊先進的族群的分離主義運動發生的比較慢。解釋這個分別的因素有好幾個，都是與經濟有關的，與香港的處境有可比照處，其中一個是：先進地區族群一直以來對落後地區輸出經濟、管理和教育精英，同時更對落後地區輸出高價值產品和資本，因此，對這個先進地區的族群精英而言，與一國之內其他地區同處一個政體之內很有利，分離的話，已經向落後地區輸出的人和資本，很可能都受損，故除非不得已，例如受到落後地區的族群強烈排斥，否則不會主動支持分離主義運動。

 

這個說法借用在香港也非常有意思，因為香港的資本家、不少專業人士、文化教育精英，三十年來都大量在大陸作金錢、時間和勞動力投資，留在一國裡的誘因很強，因此對分離意識沒有好感，有些更表現得出奇愛國愛融合。這個情況，可能要待到大陸的精英起來了，為了爭取自身利益而全面排擠在大陸長期以來有很大投資足印的香港精英，才會起變化。

 

落後地區裡的先進族群的分離運動因為有比較高的機會成本，所以儘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會試盡所有爭取平等權利的手段而不得要領，才會興起分離的念頭，因此他們的分離主義思潮出現得比較晚。這個說法對香港甚至具體到對香港的泛民主派而言，也是成立的。這些先進族群的分離主義運動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一旦遭受周邊的落後族群的暴力對待，分離主義意識的出現幾乎是即時的。這個說法，拿來形容去年9．28的硝煙效應，也非常貼切。

 

那麼，面對分離主義情緒高漲的族群，一個中央政府應該如何反應呢？Guibernau的論文對此有實證研究的答案：從加拿大、英國和西班牙的經驗看，中央實行把更多權力下放到出現分離主義運動的地區（devolution），的確會強化當地的地區主義意識，但弔詭的是，分離主義力量卻會因而減弱。筆者把這個現象稱作「孟獲效應」，其表現最明顯的是加拿大的魁省獨立運動，近年明顯因為渥太華對之下放權力而大大減弱。這個結果，應該讓死抱「剩餘權力」、不斷干預香港自治的北京好好參考、反省。當然，如果共產黨會願意那樣參考、反省，就不是共產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