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3月04日訊】（接前文）
共產黨是具有「遠大理想」的高級傳銷組織，聚焦於殺人。前面論述過，我將傳銷分為低級的產品傳銷，中級的商業模式傳銷，高級的理想傳銷。在低級傳銷中，傳銷組織的人們還考慮賣產品，通過賣產品獲得收入，也就是還在鼓勵人們做事。到了高級的理想傳銷，已經不需要考慮做事，而是完全到了玩人（整人）的程度。在玩人（整人）中，還有高低兩個層次：低層次屬於「玩人（整人）層次，以理想為主，以殺人為輔，包括孫中山的黨國-軍政模式和社會主義模式，都試圖通過少殺人或者不殺人的方式，實現奴役制度，獲得自己的寄生蟲利益；而高層次則屬於殺人層次，對於組織內部的人員，則大開殺戒、隨意殺人。比如，很多人加入國民黨後，還可以宣布自己脫離國民黨，基本上來去自由。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加入或者離開任何一個黨，也都按照個人意願。但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當一個人決定加入共產黨，就意味著完全屬於共產黨，就要隨時準備為共產黨的利益犧牲自己。對於脫離共產黨的人，就會被黨認為是叛徒、內奸，在黨需要的時候隨時鏟除。如果做產品的傳銷組織發現加入者思想或者行為上開始分裂組織，就會採取說服教育，或者將這個人開除出去；而共產黨則直接肉體消滅，免除後患。所以，即使是共產黨的內部鬥爭，也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從三灣改編，毛制定了「黨指揮槍」的關鍵原則開始，你死我活的鬥爭不僅僅涉及到核心人員，而且是派系與派系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之後，共產黨通過一次次你死我活的鬥爭和屠殺，逐步消滅不符合凝聚力的軍官和部隊，建立起具有絕對忠誠、絕對執行、絕對戰鬥力的組織系統。在內戰中，共產黨在斯大林的直接援助、授意和指揮下，打垮了已經成為一盤散沙的國民黨，最終佔領中國大陸。
周恩來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主要基石。他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特務情報系統，就像人體中的神經系統，監控和操縱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運行。1924年，26歲的周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心腹，從法國途經莫斯科到達廣州後，很快就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並很快轉正，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中將軍銜。有分析認為，周在加入共產黨後於德國滯留2年，期間受到共產國際著名特務頭子季米特洛夫的訓練。在廣州和北伐期間，周利用國民黨和蘇聯給的經費，在發展國民黨調查科的同時，開始著手建立更加秘密的共產黨特務間諜組織，當時稱為中共特科，其發展模式的組織嚴密、數量之多、級別之高、速度之快、隱藏之深，超乎國民黨的想像。周掌控的組織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滲透在國民黨之中，二是掌控軍隊中指揮官和政治系統。作為特務和政治機構的核心人物，週一方面蒐集情報，另一方面負責殺人。在蔣中正清共開始後，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情報員顧順章叛變，潛伏在國民黨內的錢壯飛快速通知周。周立即動手，撤出共黨在上海的情報機構，並且決定對顧順章全家人滅口。周親自帶領人到顧家，將顧順章的岳父母、妻子和孩子、小姨子和佣人等12個人全部用繩子勒死，只留下一個12歲的男孩和不會走路的女孩。另外，當時在顧家的其他人也都被滅口，被深埋在花園裡。其中，一個黃埔學生斯勵在顧家打麻將，他是國民黨二十六軍第二師的師長斯烈之弟。蔣中正「四一二」清黨後，周被第二師扣押，隨時可能被處死，而二十六軍黨代表趙舒和斯烈共同徇私（據說斯勵也參與其中），放走了周。周為了防止消息走漏，也將自己的救命恩人斯勵滅口。根據國民黨著名特務頭子徐恩曾的回憶錄，當時直接負責執行周暗殺任務的王竹友交代：凡是違反黨中央或是周的命令的共產黨黨員，都會遭受這樣處置，不是這樣嚴厲的話，就無法維持地下活動的紀律。在上海，中共這樣的殘暴案件案件發生多起，引發當時社會的廣泛譴責。到後來，甚至共產國際都都發表文章，譴責這樣的殘暴行為，說「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殘酷的報復手段」。
在蘇區建立後，周的特科系統開始牢牢控制中共系統。特科控制中共系統的方式不僅在於控制民國政府控制區的中共地下黨，更重要的是控制中共蘇區的軍隊和黨務系統。特科的特點是，為了控制中共系統，周採取多樣的殺人的方式。在徐恩曾看來，向忠發的檢舉人拿了賞金後很快消失，以及檢舉向忠發對於中共的影響，因此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向忠發被檢舉落網，是當時共產黨借刀殺人的手段。另外，瞿秋白因為不完全順從蘇聯而被撤職後，在條件很好的上海養病。本來，瞿秋白在租界的生活非常舒適，但是考慮到對瞿秋白的控制，命令瞿秋白到連吃鹽都困難的中央蘇區，讓瞿秋白過著非常困難的生活。當蘇區失敗、軍隊逃跑（長征）時，軍隊帶走了大量的物資，連沈重的印刷機都拆卸帶走。在這樣的情況下，周親自通知瞿秋白留下來，也就是拒絕帶上瞿秋白。國軍對留下來的人伏擊，逮捕並且處死瞿秋白，也屬於周借刀殺人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特科系統在蘇區已經不是簡單的情報和針對少數人的特務機關，而是形成強大的秘密警察隊伍。這個秘密警察隊伍從鄧發到閩西蘇區負責開始，到周恩來親自到蘇區，通過操控博古實際領導。利用各個蘇區的肅反大清洗的機會，對軍隊形成相對完整的控制系統。周的秘密警察系統基於毛的黨指揮槍的黨務系統，也就是毛確立了中共軍隊中，黨代表控制軍官的模式。隨著肅反的開始和擴大，保衛局等秘密警察機構的權力急劇擴大，對黨務系統控制，周實際上牢牢控制著對軍隊中高級領導人的生殺大權。尤其在中共長征後，除掉了勢力極大的張國燾，秘密警察系統從延安開始形成對於軍隊的整體控制。而週一方面通過保衛局實施肅反屠殺，另一方面在屠殺過頭後出來對當事人批評，以公正的形象收拾殘局。在中央蘇區無法維持下去的時候，中共開始向西北逃跑，逃到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也就是中共後來所說的「長征」。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中共在出發前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或者受傷無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負責安排內部事務的具體執行。
在1949年中共統治大陸之後，周仍然牢牢控制著共產黨內的秘密警察系統。從全局形勢的角度，中共已經從延安時期以軍隊為主的模式，轉變為中共統治整個大陸的民眾宣傳控制、官僚系統和軍隊系統等三大系統並行的模式。或者說，隨著中共從共匪變成統治大陸的主導者，中共的勢力遍及整個中國大陸，尤其是三大系統開始明顯分割，導致秘密警察的控制能力嚴重下降。因為，周的秘密警察系統主要掌控範圍在於軍隊，但是軍隊只不過是被動保障中國統治的力量。在大躍進和大飢荒後，不論中共內部還是社會控制方面，關注點都在如何解決吃飯問題上，軍隊只能加劇糧食和吃飯問題，所以秘密警察閑置下來。所以，周恩來的權力控制範圍不僅達不到民眾，甚至難以控制官僚系統。而且，毛為了防止軍隊政變，嚴厲限制軍隊的行動，連級以上的部隊調動都要經過中央軍委批准，導致周的秘密警察系統更難以發揮作用。另外，周能夠控制秘密警察系統，長期的靠山在於蘇聯，而不是中共內部。而當中蘇交惡後，周失去了蘇聯靠山，導致自身地位岌岌可危。由於周的特科出身，導致毛對周也非常警惕。在1949年後，毛派貼身警衛員汪東興指揮中央警衛師一團（後來著名的8341部隊），負責毛、劉少奇、朱德、周和林彪等人的安全保衛。這隻部隊實際上由毛直接領導，而且毛經常與這隻部隊互動，因此周面臨因為用進廢退而完全失去權力的危險。不過，毛髮動的大躍進直接導致中國數千萬人餓死，因此在中共內部受到孤立，也面臨被廢黜的危險。1966年，毛在孤家寡人的情況下開始發動群眾，也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提出砸爛公檢法，與以彭羅陸楊案和劉少奇案為代表的官僚系統對抗。這時候，周開始全力支持毛，利用自己出身和長期積累的政治手腕和秘密警察經驗，力圖保住毛的地位，也維護自己的地位。雖然毛和周相互敵視和警惕，但是在關鍵時刻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通過外部發動群眾和內部秘密警察系統共同夾擊官僚系統。周擔任中共政治局秘密成立的中央專案組組長，替代公檢法的功能，成為毛的主要打手。周指揮的秘密警察作為中央專案組的主要執行者，如同明朝時期的錦衣衛和東西廠，成為支持毛的秘密執行力量。在中央專案組中，江青等人也僅僅是副組長。
周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其行為特點。由於周掌控的組織特點，周在中共的官方上一直沒有明顯的職務和功能，但是長期佔據著顯要的位置。而如果深挖歷史，則能夠看到周在早期塑造中共、以及後期（尤其1966年以後）影響中共的作用。從整體特點上，周指揮的系統雖然血腥變態和令人恐怖，但是自身難以獨立，更不敢對外曝光。從1966年開始，中央專案組雖然存在了十三年，但是從來沒有公開的官方信息披露；這種做法與1930年代中共肅反時，中共的秘密執行機構的行為模式完全一樣。在21世紀中國網路發達後，網上流傳著一個關於周的段子：文革期間，每當有名人被紅衛兵打死之後，他就會匆匆而來，非常痛苦地對其家人說：對不起，我來晚了。但是後來發現，所有這些抓捕或者處死名人的命令都由周簽署。這個段子總結了周的真實歷史，也反映周掌控的秘密警察機構，周恩來的個性和做事方式。從1966年陰謀反黨集團事件中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到劉鄧、陶鑄、賀龍等人。毛要打倒誰，周就相應支持，對其甄別式的處理。需要說明的是，周不僅從組織系統上支持毛，而且還在具體事件上事必躬親。周任職中央專案組組長的同時，還兼任劉少奇專案組、賀龍專案等關鍵人物的專案組組長。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針對關鍵人物的審查都必須經過周的批示，實際上是1930年代肅反的翻版，而且周的控制更嚴格。
另外，周還根據毛的意思組織相應的反革命材料，而且周親自給劉少奇和賀龍等人下具體的定語，也就是當時意義上的判決書，供毛簽字決策。而且，周還親自指示紅衛兵將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後來彭德懷在長期批鬥和虐待過程中患病死亡。等這些人的反革命案件定性後，由周簽字負責執行殺人行動。例如，周主持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1968年夏天，獄中的劉少奇一度因肺炎併發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須保證讓他活著，那怕還有一口氣。劉少奇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由於他疼起來時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乾脆就在他每隻手中塞一個硬塑料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舉手錶決，以133人贊成，1人反對的結果，通過了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決定。11月24日是劉少奇70歲生日，毛和周特意囑咐汪東興給劉少奇捎去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從收音機裡傳出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劉少奇把收音機狠狠摔在地上，到死都沒有再說一句話。
周為了支持毛的各個重大決策，經常拋棄掉盟友、朋友和親人。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周的養女孫維世的慘死。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的鐵桿部下，在德國和週一起接受特務訓練，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教官，在北伐中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1927年蔣中正清黨，孫炳文被逮捕。國民黨反覆規勸，而且允諾高官厚祿，被孫炳文拒絕，最後國民黨將之處決。雖然孫炳文將女兒孫維世托付給周，但是週一直沒管，孫維世從兒童開始就過著流浪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孫維世還幫助母親給共產黨送過情報。16歲的時候，孫維世找周恩來，周才故作吃驚地知道她是孫炳文之女。孫維世見到周，立即扑到周懷裡痛哭，隨後周將孫維世收為乾女兒。後來，孫維世的侄女孫冰說，周和孫自然地產生了感情，已經超出了父女之情。在延安時期，孫維世一休息就到周的窯洞裡去。由於孫維世長相好、活潑、富表演才能，還被毛澤東和林彪所追求，也被他們稱為紅色公主。在毛帶領代表團訪蘇時，周又讓孫世維做毛的翻譯。歸國後，江青問孫維世有關毛的情況，孫拒絕回答。據說因此激怒江青，導致孫後來在文革期間的慘死。孫維世在獄中有將近7個半月的時間，在牢房裡也帶著鐐銬，而且牢房裡只有一堆乾草。後來，孫維世受盡酷刑（蹂躪），死時帶著鐐銬、渾身赤裸，而且頭上被釘入長釘而死。
在人們看來，周在文革中為了自保，不顧周圍人的死活，任由江青對孫維世進行迫害。但實際上，周以通敵叛國罪簽署命令，逮捕孫維世，促成孫的死亡。另外，成元功原是周的衛士長，從1945年19歲時就開始為周工作直到1968年，歷任周的警衛秘書、衛士長。文革爆發後的1968年3月被整接受改造，而正是成元功稱為大姐的鄧穎超要求逮捕他。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寫道：「周的老婆鄧穎超代表周告訴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東興仍未同意。後來汪同我說：‘成元功跟他們一輩子了。他們為了保自己，可以將成元功拋出去。’」
從內部控制和鬥爭的上，周可以說是中共的靈魂人物。在中共最初的主要領導人中，只有毛、朱德和周活到1976年。其中，朱德由於年齡較大，早已經退出中共的內部權力鬥爭。毛和周以各自的方式，堅持到鬥爭的最後。其中，毛屬於站在前臺的人物，隨著毛消滅的競爭對手越多，其本身的力量也逐漸耗盡。到了毛最後的時日，最後只有少數幾個家人親信在自己床前。毛本來希望華國鋒將位置傳給江青，毛遠新等子侄掌控大權，自己能夠保持偉大英明的形象。沒想到，自己剛死不久，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等人開始行動，抓捕江青與毛遠新等人，讓毛最後的期望落空。不久之後，中共開始撥亂反正、清算文革，人們也對毛的做法產生了一定的瞭解。與此同時，周則在暗中支持毛，但是表面上又在盡力保護老幹部，讓人們認為周是鞠躬盡瘁的好總理。而且，隨著文革的進程，周的保護姿態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認可。當人們看到劉少奇和林彪等接班人被毛整死後，在心理上也明顯傾向周。因此，當1976年周病死之後，全國各地的無數軍人、工人和學生自發組織起來，在4月5日清明節紀念周總理，並且引發4.5天安門事件。這個事件是對文革的致命一擊，毛感覺自己已經無法掌控局面。而且，在這種民意表達的情況下，推動了毛死後的很快變天。
當然，雖然周在外部擁有很好的名聲，但是仍然對於事實真相具有極大的恐懼。據李銳（曾任高崗、陳雲的秘書和毛兼職秘書）說，在鄧小平掌權後，鄧穎超找楊尚昆，說周有些（文革的）文件不能留，要求銷毀。楊尚昆說要請示鄧小平，鄧穎超說那現在就請示，她不走了，就在這裡等。楊尚昆當場電話請示，鄧小平同意銷毀。銷毀時李銳等人在場。但是，真相很難掩蓋得住，隨著時間的推移，周的實際狀況也逐漸為越來越多的人瞭解。可以說，如果毛是在陽光下作惡的話，周則一直在暗中作惡。周都在黑暗的角落裡、做著黑暗的事情，而且害怕別人知道。這個黑暗中的力量，成為中共生存、壯大、統治大陸和維護統治的一個內在的基礎力量。
從外部組織角度，彭湃、張國燾、王明等人都對中共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毛是這些人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充分學習和借鑒他們的思路和經驗，經過一次次血雨腥風，最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象徵。其中，彭湃被毛稱為農民運動大王，可以說是中國特色共產主義的起點， 2009年還被中共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之一。彭湃出身於地主，在日本留學期間開始信奉馬列主義，成為共產主義者。從日本回國後，彭湃在眾人面前，將自家祖傳田契燒燬，把自家農田分給農民無償耕作，還幫助佃農解決債務和土地糾紛等，而得到了無地農民的廣泛支持。彭湃這種六親不認、不考慮家族利益的模式，受到家族的反對。彭湃自己說過：「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餘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殺我而甘心。」方志敏也像彭湃這樣，向自家人開刀的模式。方志敏在家鄉成立農會，組織農民要求減租減息。方志敏的五叔、地主方雨田站出來反對，對方志敏說：「我是你親叔，你該不會六親不認吧？」方志敏則對其他農民說：「你們不要以為方雨田是我五叔，我就循情看面子。他既是地主，又和我們對抗，咱們就跟他鬥爭到底！」雖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親都求情，但是方志敏還是下令處死了方雨田。
彭湃領導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並任會長。之後，彭湃加入共產黨，在廣東省農會成立後，被推選為廣東省農會執行長。在陳炯明取締農會後，彭湃投靠孫中山，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演講，煽動農民革命，後來彙集成《海豐農民運動》，成為毛《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藍本。1927年8月，彭湃參與領導南昌暴動，失敗後南下廣東，10月發動陸海豐暴動，11月21日成立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號稱小莫斯科，並且修了紅場，不過在1928年2月被剿滅。在這2個多月的時間內，彭湃貫徹瞿秋白組織三次暴動的紅色恐怖方針。彭湃信奉列寧「不講法律、反動的就殺」思想，並且告訴手下：「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他甚至提出要對「土豪劣紳」「大殺特殺，殺到他干乾淨淨」，殺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褲都給反動派的血濺的通紅」。在彭湃領導的共產海陸豐暴動中說到：「凡暴動勝利後，各級農會及武裝組織，皆應佈告准予革命民眾自由殺戮反革命，以資鼓勵……設法在敵人範圍內隨時殺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敵人不分皂白亂殺，而圖報復……各種書店，及圖書館或人家所藏書籍，純係養成反革命之知識份子者，應即盡量焚燒之。」
彭湃領導的大屠殺給共產主義樹立了榜樣。在國民黨北伐期間，共產黨就開始批鬥地主，到後來開始殺地主。著名的共產黨勞工領袖李立三的父親是地主，雖然李立三寫信保證其父不會反對農會，但還是被他家鄉醴陵縣的農民協會處死。彭湃則更進一步，仿效明末張獻忠的七殺令，頒布了20殺，並要求參加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的代表每人負責殺20人。一些赤衛隊員（大多是青年農民和無業遊民）從最初的對於殺人的膽怯，後來變得殺人不眨眼，甚至覺得殺人是福利。隨著殺人的進程，人們想出了越來越多的殺人新花樣。在費正清主編的親共《劍橋中華民國史》中也說到：「到兩星期過了以後，蘇維埃政府也無需給行刑者以報酬：赤衛隊員（大多是青年農民）非常樂於執行這種令人羨慕的光榮任務。對一個反革命來說，沒有受拷問就被殺死是一種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親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後被殺死的人是幸運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塊，另一些人（例如捷勝地區的一個地方官）被關在一個板箱裡，被慢條斯理地鋸成一塊塊，而行刑者們還不時停下來喝茶休息，以延長其痛苦。」後來，還出現很多人吃人的情況，包括革命群眾吃反革命，在活著的反革命身上割下肉，讓反革命家屬吃肉，並且讓反革命看著。彭湃指揮攻打海風捷勝城、陸風碣石城、普寧葵潭城、惠來縣城，每攻下一城之後，都要屠殺數千民眾，而且完全燒燬房屋，被當地百姓稱為「殺人黨」。當時海陸豐地區40萬人，跑到廣州、香港逃難的超過5萬人。到後來，不僅僅是農民對地主和富農進行屠殺，更引發宗族之間的屠殺，一個人如果到了對立姓氏宗族控制的地盤上，也可能隨時被殺掉。這種屠殺不僅形成當地的恐怖和瘋狂狀態，更引發長期的仇恨。
彭湃的農民運動模式可以反映為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流民作亂，尤其以元末朱元璋和明末李自成和張獻忠為代表。在初期，組織當地的地痞流氓形成共黨的主要支持者，並且以均田免糧的方式吸引大多數農民，建立地方統治；然後，組織當地民眾，以均田免糧的口號，開始對外進行戰爭擴張。在擴張過程中，對於擁護自己的地區，主要殺掉地主官僚，並且劫掠財物；對於抵抗的地區，則進行全面的燒殺。而且，使用各種酷刑折磨敵人，並且鼓勵屬下吃人肉，也是朱元璋的手段，也被李自成和張獻忠所使用。在之後發展中，共產黨（尤其是毛）一方面仿效彭湃的做法，高度重視農村地區的農民運動，並且利用紅色恐怖的效果；另一方面，不像彭湃這樣，將屠殺過於擴大化，防止因為屠殺的速度過快而導致自我毀滅的情況。(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