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彼得在莫斯科。
【看中國2015年02月07日訊】一、
烏韋·彼得（Uwe Peter）總是聊起東德時期的經歷，如今20多年過去，他仍常和年輕的記者們說：「在東德的最後幾年，我是戴著手銬在寫作。」隔絕兩個世界的那堵牆已經倒塌，但記憶中的牆還在，時時刻刻被提起，作為見證，也是警醒。
彼得看上去頗為強壯，大高個，步態敏捷矯健。完全看不出61歲的他，曾是另一個時代的人。他出生於冷戰時代的德累斯頓，隸屬於東德。從小喜歡體育，這也是東德時期為數不多被鼓勵的愛好。東德在體育上曾取得比其他領域更多的驕傲，從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初露鋒芒（排名世界第五）開始，東德的競技體育大爆發。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會，東德僅次於美蘇，到了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已僅次於蘇聯。
彼得那時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名體育記者。而之所以想做記者，是因為「報紙太無聊了，我想改變它」。
在東德，所有報紙和雜誌都挂靠在德國統一社會黨、四個聯盟黨、或者自由德國青年（FDJ）、德國自由貿易聯合會（FDGB）這樣的組織下。德國統一社會黨出版的日報《新德國》，被稱為德國最乏味的報紙，卻是東德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但即便是這類乏味的新聞，也是被嚴格訓練出來的。在東德，要成為一名記者，首先必須經過統一培訓。萊比錫的卡爾·馬克思大學成為準新聞記者的統一培訓基地，每年僅有100個名額。在彼得就讀卡爾馬克思大學前，有關部門找他談話，說：「如果你不為我們工作，就不能學新聞，不能當記者。」
彼得。1974年。
這次談話以閑談的方式開始。彼得是個瘋狂的布魯斯·斯普林斯汀迷，收藏了這個巨星所有的唱片。他們聊這些唱片，聊這些搖滾樂。在當時的東德，這些搖滾唱片並不能出版也不出售，彼得的唱片都是通過西德的親戚和日本筆友這類「不正規渠道」寄來的。「我非常清楚，這些事情都是我身邊的人報告給他們的。」彼得說。
民主德國把宣傳分成兩部分：宣傳與鼓動，由此派生了宣傳部和鼓動部。東德有句廣為流傳的話，精妙地區別了這兩個詞語：「在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宣傳負責提供科學的基礎，而鼓動則是就曲折與困境做出解釋」。德國統一黨直言表明：「如果你在政治上不可靠，就不能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
這不是彼得的第一次談話。18歲當兵時，有關部門就找他談了一次，想讓他為黨工作，做秘密警察。彼得拒絕了。上大學的這一次，他同樣保持拒絕的態度。但也許在對方看來，彼得似乎仍是一個「可以爭取的同志」。他居然順利進入了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但在彼得的整個大學生涯中，他不斷被告誡，記者應該是憑藉「一種責任感」在工作——犯政治上的錯誤，不但會終結你的職業生涯，還有可能造成其他危害。
「培訓的記者很少，我們互相都認識。」彼得後來回憶，「我在1974年畢業，直到今天，我的大部分同學仍然在做記者。」
在培訓期間，記者們有一個幾乎無法完成的閱讀清單：43卷馬克思與恩格斯學術全集，40卷列寧作品，還有斯大林、東德領導人作品以及馬列主義研究所等學術機構的作品。「除了學校的培訓，更多的控制來自報紙的總編輯，他們都是黨性非常強的人。」彼得說。
畢業後，彼得回到德累斯頓，成為《薩克森日報》一名撰寫國際政治的記者。相比起那些報導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新聞的同事，彼得略感慶幸。「他們每週有一次交流會議，討論哪些選題是允許報導的，哪些是嚴格禁止上報的。」彼得說，「但作為國際政治記者，我們只是每個月在柏林的外交部有一次真正的信息交流會。」
東德的「鼓動委員會」第二號人物曾經告誡：「我們的新聞工作者是根據自身自由意志加入黨的前線戰士。沒人被迫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但在各種忠告之下，許多記者們往往會進行自我審查，以免失去這份坐在辦公桌前寫稿的飯碗，被趕到工廠裡工作。
壓力無處不在。到了1980年代後期，所有的情緒都處於崩塌邊緣。
1970年，彼得在萊比錫卡爾·馬克思大學。
二、
在德國，有關東德的故事往往很受歡迎，那像是寄居在這個國度上的另一個世界。柏林隨處可見東德的影子，沿著施普雷河漫步，可以看到滿是塗鴉的柏林牆遺址；在市中心，講述東德政治生態的DDR博物館常年擠滿前來接受課外教育的學生；在查理檢查站的街角，開設了一間不大的柏林牆博物館，專門展示東德人如何穿越柏林牆的各種方式和工具；就連地鐵站底下，都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東德故事的展示廳。
彼得每年都要向來自全球的記者分享自己的東德故事。我在2014年夏天遇到他，儘管他已經講述了很多遍，但激動之處，他不自覺地從英語轉換成了德語。「講自己的故事，太難用不屬於自己的語言了。」他抱歉地向翻譯克里斯尋求幫助。
克里斯是我們德國訪問的導遊兼翻譯。第一次見面，他就帶我們去Bernauer街的柏林牆遺址，他指著街對面方方正正的小樓問：「你們猜這一邊是東德還是西德？」每個剛到德國的人都會接受這樣的考驗，去辨認東德和西德的界限與區別。那個方正小樓，如今被居民裝飾著各式鮮花，外牆已粉刷一新，但仍可以看出它是蘇俄式的建築。
1961年夏末，東德領導人曾下令士兵用水泥填堵Bernauer街上所有樓房底層的門窗，目的是不讓東德人逃往西邊。為了反擊「叛逃」行為，東德的許多報刊上都登載了西德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
「那些曾經受過工作培訓的年輕女孩，在背叛祖國之後，淪為奴隸貿易的受害者。她們現在住在西德的妓院，把生命浪費在取悅和滿足美國佔領軍上，或者她們必須將其身體暴露在肥胖的資本家和花花公子們貪婪的目光注視下。這就是稱讚有加的自由世界，它採用流氓的方式來誤導人們，或強使她們以違法的方式背叛祖國，最終陷入悲慘的境地。」
但這種掩耳盜鈴式的宣傳，只會讓更多東德人感到恐懼。在Bernauer街，許多人爬上沒有完全被填堵的樓房頂層，藉助西德人的幫助，跳往西邊。1945年到1961年間，約有270萬人離開東德。在柏林牆開始修建的那一天（1961年8月13日），大約有15萬人試圖逃離，但不少人卻死在了路上。
今天，這條街上設置了照片展示窗，紀念這些「用腳投票」而遇難的人。這是一個晴朗的週末，不少柏林人在這裡駐足閱讀紀念牆上的故事，所踏之處皆是歷史，腳下的土地被嵌上圓形金屬片，設有不同的數字編號，人們可根據語音導覽傾聽這塊土地發生的故事。
克里斯把我們帶到Bernauer街的柏林牆遺址前，這部分牆被修復成一根根豎立的鋼管。「政府要重修柏林牆，柏林人不同意，畢竟這是一段不太好的歷史，這個牆給柏林人太多的陰影，後來就用鋼管的形式，可以穿行。」他說。
克里斯是個在讀的博士生，他的孩提記憶裡並沒有太多冷戰時代的陰影，但他對那段歷史的細節絲毫不陌生，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都隱藏著這段歷史。「你家住在東德還是西德？」幾乎成了他們那時聊天的必問句。
2014年，彼得在古巴。
三、
1989年10月，《薩克森日報》的記者們發出了許多以前不能發、也不能寫的故事。很快，報社被沒人管了，員工們自發召集了一個編委會，每個人都有投票權。
「那時我們天天聚集在會議室裡討論。」彼得說，「我們的未來該怎麼辦？」
在過去，「為黨工作」是東德所有報紙唯一的目標，但突然間，這個目標不存在了。同事們開始重新建立和統一大家的價值觀，自發創造這份報紙的各項規定，制定共同目標，解釋為什麼工作。
「我們制定的主要目標是完全真實客觀的新聞主義，我們規定我們的報導完全獨立於各個政府機構、政治團體和地方領導之外。」彼得說，「而且這個目標真的實現了，這也是為什麼我總說，那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好的歲月。」
經過民主投票，記者們票選了這份報紙第一個女總編，由她來代表這個報社和所有同事的利益。「許多報紙、廣播、電視臺都開始選舉新的主編。他們要給出一個承諾，這個承諾也意味著自由和專業：主編要引領大家面對公平的市場和客觀真實的新聞信息。」彼得說。在新主編的帶領下，記者們完全自主地計畫工作、尋找選題和決定報紙的各重大事項，包括各部門負責人的任免。
在東德，所有報紙都由歸屬單位撥款養活，發行則是通過東德的郵政系統。但到了1991年，《薩克森日報》已成立了屬於自己的發行系統，他們很快就能開始自己養活自己。
統一後的新德國成立了一個組織，管理這些原來的「黨管單位」。其中一些東德的報紙以優惠的價格賣給了西德的公司，但絕大部分東德的報紙還是消失了。
1993年，《薩克森日報》賣給了漢堡的出版集團。作為新股東，這個出版集團有權力決定誰是這張報紙的總編輯。但這位新股東表現得似乎「很圓滑」。彼得說：「他們找了個藉口，說他們並不瞭解德雷斯頓。因此新股東並不打算換掉編委會，原來的總編輯繼續留任。」 對於報紙的編輯內容，新股東至今都沒有插手過。他們最看重也最先開始入手管理的，其實是廣告部。
事實上，在瞭解西德媒體的運作後，彼得明白，對於漢堡的出版集團來說，總編輯這個職位，已經不是一個思想工具，而是否盈利卻成為一個總編輯的關鍵能力。
「這對我們來說是顛覆性的。」彼得說，「在東德，總編輯全權負責這份報紙，報紙是用來鼓動和宣傳的。但現在，我們和自由市場下的其他公司一樣，盈利成了中心目標。我們想要的獨立，必須建立在盈利的前提下。如果報紙不賺錢，股東就會再次賣掉它。」
從東德到西德，報紙所有權的轉移相對容易，但對於不少東德人來說，那堵牆已經建造在心裏。幾年前有次外國記者採訪，彼得向他們回憶起一件小事。柏林牆倒塌之後，德累斯頓公共電視臺被西德人接管，新上司是個女人，她走進會議室，氣勢頗強。然後她講了一番話，等待大家的回應——作為西德人，她習慣了辯論和質疑，但是會場一片沉默，沒有人說話。「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服從。」彼得說。
《薩克森日報》那時也曾經召開過一次編委會，公開投票表決，讓那些不能認同新的價值觀的人離開。在報社的很多同事看來，這當中有些人應該離職——他們可能是秘密警察，或者曾和秘密警察合作過，在東德時期監視自己的同事，他們甚至寫過許多關於同事的報告。
「但自從柏林牆倒塌之後，自由一直持續到了今天。」彼得說，「如今在薩克森州，幾乎沒有政黨喜歡我們——這才是一份報紙應該有的完美境界。」
1990年，彼得在莫斯科。
四、
我初次見到彼得，是在《薩克森日報》位於德累斯頓的辦公室。這個城市被美譽為易北河上的佛羅倫薩，曾是薩克森王國的都城。二戰時，英美空軍的3749噸炸彈和燃燒彈幾乎將整座城市夷為平地，那些輝煌的古代建築連同過往的歷史一同被毀滅。
二戰結束，兩德分立，德累斯頓被劃歸於東德。那天上午，彼得帶著我走到報社最頂層的會議室。「我們先來看看德累斯頓。」他邊說邊打開天臺的門。德累斯頓的建築都不高，站在那裡，整個城市盡收眼底。彼得指著遠處的一座教堂：「你們去過沒？聖母教堂。」那座教堂在大轟炸中幾乎蕩然無存，人們從廢墟中挑出舊磚，重建工程持續了13年。新教堂如今還保留著一面殘壁。
從天臺離開時，彼得突然說：「我覺得東德的社會主義和宗教很類似，不認同的人就是無用的人。如果有人說我們的體制是最好的，99個人同意，只要有1個人問為什麼，這個人就會有危險。」
彼得現在講起過去的故事總顯得雲淡風輕，但在當時，他過得並不輕鬆。「10%的東德人會和秘密警察合作。現在回頭看，我們的報紙那時沒有那麼多的秘密警察，是因為我們的總編輯、書記會主動向他們報告。」他說，「自我閹割比秘密警察要可怕得多。」
德國統一後，所有的報社都檢查了員工們過去的歷史。他們請研究者到管理秘密警察的部門去挨個查閱。但彼得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去查閱自己的材料。他並不想知道都有誰曾經出賣他，對他來說，那已經無關緊要。
在結束他的東德故事時，彼得拍了一下手，略顯輕鬆地說：「我很慶幸自己經歷了柏林牆倒塌的那段歷史，這種見證感讓我更加熱愛記者這份職業。
「現在呢？會有壓力嗎？」我說。如今已是另外一個時代，甚至已不是報紙的天下。網際網路波及全世界的媒體，德國的年輕人也沉溺於Facebook和Twitter。媒體正在經歷另一個歷史的轉變——技術革命將推倒另一堵牆。
「這或許該問問我的孩子們，他們也是記者。」彼得幾乎要大笑起來。他的一對兒女現在正在柏林和德累斯頓的報紙做記者。
彼得所在的《薩克森日報》報紙顯然已受到衝擊。這份地區日報共有210個全職編輯記者和自由撰稿人，每天銷售24萬份，報紙70%的收入來自廣告。但如今格局變了，廣告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0%。
對於媒體經營者來說，最可怕的莫過於人們的閱讀習慣已經改變。2014年冬天，德國的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經營者坐到了一起，討論如何收費閱讀。他們希望在2015年各大媒體的線上新聞全部轉為收費。但大多數人認為，這只是個下策。當他們無力順應潮流時，再設立一堵牆，似乎已無濟於事。
對於臨近退休的彼得來說，這一切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了。在他看來，新時代的革命不會逆轉，就像25年前的那堵牆終究會倒塌。不過，未來將是屬於他的孩子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