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0月29日訊】香港人通過遊行示威爭取民主二三十年，卻似乎從未聽人問過：「遊行示威」和「爭取民主」有什麼因果關係。我們都知道，我們是通過「遊行示威」來表達我們的政治訴求，前者可能會也可能不會促成民主改革（因為有無數原因使得改革出現）。但我們不會說，遊行示威之所以可以做或值得做，是因為我們知道它和民主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今天，香港人通過佔領街道的方式爭取民主，卻有人問：「佔領街道」和「爭取民主」有什麼因果關係？當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我們只是通過「佔領街道」這個公民不服從的方式來表達政治訴求，施加壓力，從而尋求民主改革。如果我們發覺這個方式不好，當然可以考慮其他方式。也就是說，「佔領街道」本身是否合理及是否有效的方法達到目的，皆可爭論，但和因果不因果沒有關係。
公民抗命可以是直接違反它所要抗議的法律，此稱之為直接公民抗命（direct civil disobedience），也可以通過間接的違反其他法律的方式來進行，例如首次提出「公民抗命」這一概念的梭羅（Thoreau）便是因為反對奴隸制而拒交人頭稅因而入獄。又例如綠色和平的許多環保反核行動，也是通過故意堵塞交通的方式來進行。這些都是間接的公民抗命。也就是說，直接或間接，根本不是定義公民抗命的構成條件，和什麼「因果關係」無關，也和它能否得到市民支持及最後能否成功沒有任何必然關係。
我想，大家關心的問題，實際上是：一，佔領街道這種方式，當影響到其他市民的利益時，真的有足夠強的道德理由來為之辯護嗎？二，即使道德上可以站得住腳，它又真的能夠有效促使中國政府作出改變嗎？這兩個問題都重要，前者關乎目的，後者關乎手段，的確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回應的。
反對佔領的市民和商戶，經常會說：佔領街道損害了他們的經濟利益，所以不應該。這意味著：他們並不反對民主是屬於所有人的好東西，只不過在爭取民主的過程損害了他們的經濟利益。既然如此，只要有合理的經濟賠償就問題不大。
誰來賠呢？當然應該由全香港支持民主的廣大市民來共同承擔，而不應該只由金鐘和旺角的市民來負擔。而最直接簡單的方法，是由政府代納稅人來支付（又或減免這些商戶的稅務），卻不應由抗爭者來賠償（因為抗爭者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抗爭，而是為了社群的共同利益）。更甚者，由於抗爭者已經要為爭取民主付出極大代價（包括可能失去人身自由），全港支持民主的市民也是有責任共同分擔這部分代價的。這點十分重要，因為只有這樣，站在最前的人，才不會最後陷入孤軍作戰的境地。
補充：
謝謝各位的意見。我試試回應。我當然知道現實上政府不會這樣做，我旨在思考理念上是否說得通。
讓我們先假定以下是事實：有商戶及市民因為這次佔領運動而導致經濟損失。
那麼問題是：誰需要為這些損失負責？一般的答案有兩個：1. 沒人需要負責；2. 佔領者需要負責；第一種回應似乎說服力不強，因為這等於要這些受影響的商戶承擔所有損失，而他們是無辜的。第二種回應，卻又將所有責任放在佔領者身上。我嘗試提出第三種可能：既然這次運動是為香港所有人爭民主，所以應該由所有支持民主的人來共同承擔這些損失。原則上，如果有較政府更好的團體來做，的確不需要由政府來做。但由政府做有一些好處，例如避免free-riding，體現一種共同承擔的精神等。
但這個建議，會面對上面的朋友提出的兩種質疑：1. 不支持民主的人，為何有責任？2. 支持民主卻不支持佔領的人，為何有責任？因此，最為合理的結論，應是：只有支持佔領的市民，才有共同承擔的責任。
我暫時同意這個結論。但對於以上兩種質疑的朋友，是否就真的完全沒有責任呢？未必。例如即使是藍絲帶的朋友，又或政府官員，許多聲稱自己也是追求民主的。（如果大家對於民主有不同理解，可以討論下去。但分歧不見得會很大。）因此，一旦追求民主成功，大家都是受益人。既如此，負擔一部分成本也是合理的。
至於第二種質疑，我們可以說：既然爭取民主是我們的共同目標，但前路艱難，我們因此要嘗試不同方法。佔領這個方法未必最有效，但我們可以同意一個更高序的公平原則：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我們願意共同承擔爭取的代價，無論是今次還是下一次，這裡面不僅有公平，還有一種團結（solidarity）的精神。這裡也可加多一個考慮：參與佔領的人，其實較不參與的人，付出的代價已大得多，包括時間體力精神等等。就此而言，不參與的人負擔的其實已經相對地少了。
最後，仍然有一類人堅持說：說了那麼多，我就是不支持民主，為什麼我有責任？我想還有一類理由：既然香港的基本制度是由基本法規範，而基本法寫明香港要走向民主，作為公民其實是有一個政治義務去使得民主落實於制度之中。所以，現在有其他公民在窮盡其他方法後選擇用公民抗命方式爭取，大家是有一個隱性的共同承擔的義務的（tacit obligation）。
也許仍然不夠強，先拋出來，供大家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