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一邊在各種場合吹捧魯迅，一邊像魯迅一樣詆毀他人，雖然明知「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並向來「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二〇〇八年，新華網等多個媒體報導顧彬撰寫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在大陸出版發行。在新華網題為《顧彬：40年的愛給了中國文學》的報導中，顧彬說，「那個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譯介紹給歐洲的，但把他和其它偉大作家相提並論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從他獲獎之後我們就決裂了。」
高行健從二〇〇〇年獲得諾獎後，就遭到顧彬詆毀。對德國《明鏡》週刊記者，顧彬一邊說和高行健是朋友，一邊說，「高的作品總的來說只能算中等」，有比他「好很多和重要很多的」中國作家，諾獎委員會「抓錯」了。但另外三個接受採訪的德國專家都贊成高行健得獎，其中海德堡大學漢學教授瓦格納（Rudolf Wagner）「稱讚也能用法語寫作的高是與世界文學關聯最大的中國作家」。
顧彬貶低的高行健認同東西方傳統，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背道而馳，達到了世界文學的高度；顧彬吹捧的魯迅，反對中國文化，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哄抬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偶像，雖然這尊共產偶像從一開始就被正人君子比如蘇雪林視為「流氓大師」。
從顧彬的言行也能看出他與魯迅相似，魯迅與秋瑾和徐錫麟是同鄉，都曾留日，但秋瑾和徐錫麟敢於奮起反抗清王朝，並因此壯烈犧牲。徐錫麟還被剖腹挖心，心肝被劊子手分吃。魯迅不敢正大光明地譴責清王朝的暴行。清王朝被推翻後，在烈士犧牲十一年時，魯迅卻「聽將令」，為《新青年》寫作《狂人日記》，借瘋子之口誣蔑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吃人」，詆毀中華文化的根基「仁義道德 」，首次自暴「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變態心理。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杜塞爾多夫劇院舉辦中國劇展，主持這個項目的德國戲劇家表示，要研究大陸當代的戲劇繞不開高行健。受慧能啟發的《八月雪》在德國首演，高行健被請到杜市參加活動。據貝嶺說，顧彬上前對挨罵者表示要「相逢一笑泯恩仇」，這也是中共當局對中華民國的要求。可高行健在由魯迅癔造、共產黨落實的「鐵屋子」中長大，在「六四」屠殺後「逃亡」，主動退出共產黨， 不自覺地成為魯迅的對立面，所以，顧彬那套，高行健明白，而顧彬的現任妻子來自大陸，生長在紅旗下，一口共產普通話，她說顧彬冤枉，罵高行健的是媒體，高先生會相信嗎？
想來，顧彬親共與這位來自紅色中國的第二任妻子密切相關，就像《被忽視的中華民國》的作者韋唐仕（Thomas Weyrauch）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與他來自中華民國的妻子密不可分一樣。顧彬在另一篇德國之聲的採訪中，回答說，「我的妻子非常強，她敢說，跟中國作家不一樣。另外她什麼都不怕。我需要一個強者。如果她覺得她應該說，她就說。如果我覺得她不應該這樣或那樣做，我總是反覆思考要不要說，所以對她來說我是個弱者。」
面對這位一九五〇年生在大陸，喝中共狼奶長大，一九八五年到德國的女中共黨員，顧彬不敢亂說，但在公開場合，顧彬卻不謹言慎行，豈不反常？ 對此瞭解德國漢學界的流亡學者還學文在點評顧彬的 「胡說八道」時，表示，「它們並非無意的‘胡說’，言者是真情吐露；它們並非隨意而言，而是有斟酌、有分別的」。
遭顧彬詆毀的高行健、貝嶺都不為中共當局所容， 貝嶺還因為想在大陸秘密印刷創辦於美國的中文雜誌而遭中共逮捕；棉棉、衛慧和虹影的中文，絕對不比鐵凝差，但前三位不是共產黨員，沒有可能代共產黨操控大陸作協，不太可能為共產黨吹喇叭，抬轎子。得到顧彬讚賞的北島和楊煉，可以在大陸出書，顧彬可以試圖用他們來以偏概全，證明極權中國空前自由。
無論哪個華人，都不可能像顧彬那樣在紅色中國如魚得水，成為中共媒體的寵兒。 就憑顧彬撰寫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在德國一發表就被翻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就足以證明身為德國漢學教授的顧彬，符合中共的意識形態。
即使是大陸評論界也對他心生疑惑，其中《書城》二〇〇九年七期發表羅四鴒的評論《顧彬的可疑與可敬》，明確表示 ，「顧彬對中國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的整體評價是非常可疑的」；不過顧彬「將海外漢學界的研究成果一次性地搬運到中國學界」，是個可敬的「搬運工」。
上海作家孫甘露認為，「我覺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更像是中國人寫的，體例、標題都很像。」
確實顧彬與接受中共領導的大陸學者沒多大區別。他在這本書裡除一如既往地撻伐高行健外，還自動過濾了幾乎所有的獨立寫作者，比如，海子和王小波，但提到了八十年代在大陸挨批，後流亡海外的劉賓雁和遇羅錦。與此同時，顧彬換了一種說法肯定毛澤東對魯迅的吹捧，宣稱魯迅是「二十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中國作家」！
不僅如此，顧彬還竭盡所能地抬高郭沫若。郭沫若像魯迅一樣詆毀中國傳統，投靠共產國際，得到顧彬吹捧，不令人驚訝。驚訝的是顧彬說郭沫若的《天狗》「成功地創造了具有生動形式、熱情洋溢的詩篇」。《天狗》與《狂人日記》異曲同工，都是狂人囈語，不過前者沒有後者那樣隱諱扭曲。郭沫若敢於直接宣泄對現實不滿，要砸爛一切的病態野心。
中文網上題為《德國漢學家顧彬論魯迅與郭沫若》的文章則透露，顧彬於二〇〇七年前去四川樂山師範學院講演時宣稱，「郭沫若不但能代表二十世紀的中國，而且還能代表二十世紀的德國和歐洲，因為他的知識和經驗跟歐洲的知識份子一模一樣」。這讓人想起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顧彬如此讚賞郭沫若，卻不肯定天狗精神，還反其道而行之，表示，「所以我總是講破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目前進入了合作的時代。」主張與共產專制合作，這應該是顧彬目前在大陸走紅的原因。
這篇講演還透露顧彬非常清楚，「魯迅原來是憂鬱者」，但顧彬卻聲稱，「他的憂鬱或苦悶不是病態，而是一個人對民族、對文化的一種態度」。同時，顧彬還在這次講演中表示他二十年來做過不少有關「苦悶」的研究，因為它和「現代性」是分不開的。當顧彬在大陸遭到抵制後，為他辯護的清華大學教授肖鷹在文章《波恩的憂鬱：罪與對話─我所認識的德國漢學家顧彬》中寫到，「 顧彬正是將‘憂鬱’作為‘一種生活態度，一種與生俱來的、被銘定的生活方式’實踐於其人生的漢學家」。就是說，肖鷹間接證實顧彬也是憂鬱症患者。（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