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專欄作家、81歲的老作家鐵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帶走並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他也是本網站《往事微痕》欄目的創始人與主要撰稿人之一，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他此前投稿給本站的部分文章整理後陸續重新發表，以饗讀者。
中國有個四川省，四川省有個樂山市，樂山市有個沙坪縣，沙坪縣有個遠近馳名的勞改集中營——四川省峨邊沙坪國營農場。這個勞改農場現在已經出賣給私人經營。埋葬在這裡的，有數千名右派難友的屍骨；遊蕩在上空的，是數千名右派難友的冤魂。在沙坪勞改集中營裡，10000多人的勞改犯竟然餓死了6000多人，毛澤東鎮壓迫害本國的右派份子的殘酷程度，遠遠超過了德國法西斯希特勒對奧斯威辛集中營裡的猶太人的屠殺虐待。
大渡河畔的沙坪農場
沙坪農場前有巨浪滔滔的大渡河，後有八百里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平均海拔2500米以上。與甘肅省武威地區的夾邊溝右派勞教農場相比，這裡的環境之惡劣與鎮壓之殘酷，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很簡單，當年的「西南王」李井泉，比甘肅省的當權者更加專制野蠻，也更加慘無人道。
李井泉，江西人，是毛澤東豢養在大西南的一條惡狗。早在延安時就緊追毛澤東，其後在山西武裝割據，以整人殺人聞名於中共晉、察、冀根據地。由於他不顧人民死活一味效忠於殺人惡魔毛澤東，幾年時間就從一名省委書記躍升為中共西南局書記，再躍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據官方公布的數字，1959年至1961年，四川省共餓死1250多萬人。按照更加真實的文獻資料來推算，實際人數應該超過2000萬。李井泉的飛黃騰達，是以犧牲2000多萬四川人民的生命換來的。真可謂「大吏封疆加朱紱，皆是蒼生血染成」。
沙坪農場一年四季氣候惡劣，野獸橫行，陰風怒號，霜劍冰刀，是一座天造地設的人間地獄。150多年前，太平天國領袖石達開，率領幾十萬大軍也沒有能夠逾越天塹，在這裡全軍覆沒。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期，大陸中國的一大批知識份子，因為響應毛澤東及共產黨的「整風」號召而淪落為「陽謀」圈套中的賤民囚犯。他們與當年的石達開軍隊一樣，死後無一具棺木，而是幾個、幾十個甚至上百個人埋葬在一起。埋人最多的一個荒坡幾年後種上南瓜，秋後南瓜竟然長得又肥又大重達百斤，一下子變成聞名遐邇的「南瓜山」。我為此專門賦詩一首：「千萬屍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滿山花；冤魂綿綿歸不去，啼血聲聲在誰家？」
隨著被囚於沙坪農場的勞教右派以及其它各種「反革命分子」的大量死亡，不少受難者家屬四處告狀，農場場長梁村夫因此被當作替罪羊判處有期徒刑7年。到了1963年，我因「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一度與梁村夫關在同一間牢房，他談及此事竟然面無愧色：「我是共產黨員，公安干警，執行上級指示是我的天職，至於餓不餓死人，與我何干？」
梁村夫個子高瘦，一副永遠正確的樣子，即使坐監也整天抱著「馬列著作」，讀得津津有味。同樣是囚犯，他每天的囚糧比我們多一兩。我們是「二三三」，他是「二三四」。在那個年月，多一兩囚糧等於多了一兩血，毛澤東喜歡用民眾的血汗供養劊子手，於此即可見一斑！
沙坪集中營的由來
1949年12月，四川以所謂「和平解放」的方式落入共軍手中。為了徹底摧毀舊政權的殘餘勢力，當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凡國民黨的軍（排、連長以上）、警（所長、分局長以上）、憲（憲兵以上）、特（國民黨的「軍統」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計調查局和「中統」即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政（縣長以上），以及國民黨和三青團的骨幹分子（區分部書記和支隊長以上）和鄉（鎮）長、保長、保隊副、幫會頭目等等，均屬殺、關、管、斗的專政對象。不足70萬人口的成都市，先後逮捕了數萬之眾。
毛一貫的政策是團結95%的群眾，打擊5%的「階級敵人」。當時四川總人口有5000多萬，遭受打擊的人數就應該是250萬人，其中被殺、管、斗的人數不少於150萬。這150多萬除被殺掉之外，大約有100萬人關押在被稱為勞改隊的勞改集中營裡。他們是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在槍桿子押解下叫幹什麼就幹什麼，不僅參加成渝、寶成鐵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的修建，還到最為邊遠的馬爾康砍伐過森林，此外還為不少政府機關、學校、醫院修建辦公大樓，就連當年中共西南局莊嚴巍峨的大禮堂，也是由勞改犯人參與建造的。廉價的勞動力，最低的管理成本，人員不夠的情況下還可以再來一次政治運動，又會有5%的人補充進來。所以毛澤東要不斷地搞階級鬥爭，其效應是既可以馴化本國人民，又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恐怖威懾作用。這就是毛澤東的治國之道，也是中共強化共產專制的獨裁權術。
1957年的「反右鬥爭」，四川省共揪出了10多萬右派份子（官方公布的數字是64720人，實際人數應該超過12萬人），其中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有4、5萬人。如何安置這些「階級敵人」，就成了當權者的一個難題。重修監獄耗時、耗工；放在城裡工廠又要添置設備且難以管理，最好的辦法是讓這些人用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
據說在省公安廳的一次會議上，勞改局負責人嘿嘿一笑說：「這還不好解決，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辦它幾個像雷馬屏一樣的農場，別說4、5萬，就是幾十萬人也能安置得下來。」於是當場拍扳，由勞改局派出局辦秘書李志昂和趙功到四川偏遠縣份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等地實地勘察，最後選定在位於小涼山腹地漢彞雜居的峨邊沙坪設立勞改農場，作為右派份子的「自新」之地。
自1957年10月起，源源不斷的右派份子在槍桿子的押解下，從四川各地到這裡「脫胎換骨」。其中包括教師、作家、畫家、詩人、記者、工程師、律師、技術員、幹部、軍官等等。中國人殘酷迫害中國人的沙坪勞改集中營，由此建立。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勘察定址的李、趙二人，不久也被打成右派押送至此，應了中國民間的一句俗話：「木匠作枷，自作自受。」
可怕的飢餓
1956年我讀過印度作家錢拉·菲德甫描寫1942年孟加拉國大飢荒的小說《飢餓》，結尾有這麼一段話：「飢餓，可怕的飢餓。1942年孟加拉國的大飢餓，不僅奪去幾萬條孟加拉國國人的生命，還改變了孟加拉國國人固有的傳統與性格，母親不再愛兒子，子女不再敬父母。飢餓，可怕的飢餓……」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我家雖然世代窮苦，卻從來沒有餓過肚子，所以我當時認為這部小說言過其實。自1957年被劃為右派，同年12月28日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我才體會到錢拉·菲德甫對於飢餓的描寫並不十分深刻，因為他自己並沒有真正挨餓。
我所在的沙坪勞教農場白夾林中隊，一共有200多名右派，住在兩座新搭起的大草棚裡，上下左右兩層通鋪，中間是過道。新壘的泥牆四處透風，刺骨鑽心的山風無孔不入。每晚點名排班，不少人都頂著被子站在空曠的山窪壩子裡，乍看就像一群俘虜兵。我們的糧食月定量是22斤，不是白米而是苞谷糝，沒有任何副食品。除去幹部小伙房卡油和廚房炊事員層層剋扣，每天吃到嘴裡的不足七兩苞谷。七兩苞谷用水煮成稀湯盛在碗裡，上可見「四海翻騰雲水怒」，下可觀「五洲震盪風雷激」，假如倒在石板上，流動的速度連狗都追不上，真是名副其實的「快餐」！
每到開飯時間，盛滿苞谷湯的木質大黃桶在壩子裡一字兒排開，四個大組每組一個桶。大家排成長龍，由大組長掌杓，按人頭一杓。在給第二杓時，如果碗裡沒有淨空就沒份。於是，大家訓練出一種特殊的吃飯技巧：一不用筷，二不動杓，三不管燙，一邊排隊一邊拚命「喝飯」，再輔以風捲殘雲的舌頭將碗底舔得精光。這一切全是為第二杓作好淨空準備。
當杓子再舀不出黃桶裡的苞谷湯時，大家便蜂擁而上，有的用手摳，有的用杓刮，有的用指醮，不停地往嘴裡送。只見「帽子與手臂橫飛，嘴巴共苞谷一色，胸襟湯湯一遍，斯文餓鬼一槽」。
吃著這樣的稀飯，卻要幹著牛馬一樣的重活，每天開荒定額0.12畝（80平方公尺），完不成任務就批判鬥爭。在這種環境中，誰還有羞恥？誰還有尊嚴？
無論再黑心的地主和資本家也懂得不吃飽肚子不能幹活的道理。然而，共產黨偏偏不給右派份子吃飽肚子，並且要強迫右派份子去幹重活，正應了拿破崙的一句名言：「飢餓加大炮，是統治人民的最好方法。」
生命回歸「自然」
「回歸自然」是時下的流行話語，只是早在1957年前後，我們這些右派勞改犯就已經在勞改集中營裡面「回歸自然」了。
我們小組15名勞改犯是清一色的右派，平均年齡不足25歲，正是充滿理想而且身強力壯的美好年華。悲哀的是，每天需要解決的只是如何獲得溫飽問題。一是拿錢買（那時托挑糧的搬運難友，在沙坪縣街上可以買到糖餅之類的東西）；二是寫信向家裡要。買和要必定有限，最好的辦法還是「就地取材」。我們在開荒中常常挖到白嫩嫩的魚腥草，俗名折耳根，四川叫豬屁股，其藥用功能是去毒開胃，健脾消結，也就是越吃胃口越好。把它用泉水洗淨，截碎放在臉盆中以鹽漬上，到了晚上九點鐘下學習，便取出臉盆盤腿坐在各自床鋪上，一撮一撮往嘴裡送。人人如是，個個一樣，那牙齒撕裂草根的嚓嚓聲，細聽去就像蠶房蠶兒在啃吃桑葉——你說，這是不是回歸自然？
感謝「英明領袖」，逼著我們學到了牛羊的本領。除用魚腥草，便是尋找能進口的塊狀植物，這得有神農辨百草的本領。假如誤將半夏等有毒物質吃進肚子，就會弄得嘴脹、臉腫、頭麻、體硬，難過得要死。
面對如此酷烈的情況，也有「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膽大之人，當面向干警提出質問：「共產黨是講革命人道主義，為什麼不給我們吃飽？」
干警板著臉粗聲回道：「沒有殺你們就是人道。糧食定量是國家政策，給多少吃多少，誰叫你們去反黨反社會主義？告訴你們，改造的第一關就是生活關！要想吃得舒服，就得拚命開荒種糧，秋後豐收了日子便好過，人民政府不會拿糧食白養你們。」
大家不敢抗辯，知道這裡是專政機關，吃不飽也得干，只好把希望寄託在金秋八月。餓就餓吧，反正勞教時間不會很長，咬緊牙關扛過去！誰知道有好多人注定是扛不過去，最終埋骨於這個慘無人道的勞改集中營。
殺人不見血的毛澤東
「偉人」就是「偉人」，幾千年幾萬年只有一個。環顧世界，暴君、屠夫有各種各樣的殺人辦法，哪一個都比不毛澤東戕殺右派的辦法既「先進」又「科學」。他不動刀，不動槍，只是用飢餓把人慢慢折磨致死，就像貓在玩弄斃命前的老鼠。有難友這樣說：飢餓是慢性的撲殺，槍斃是快速的死亡。飢餓之死其痛苦非言語可表，死者在斷氣前神智清楚，五臟六腑似痛非痛，腸腸肚肚在一寸一寸斷裂脫落！槍斃只是一瞬間，雖恐怖但不痛苦。那些時候經常聽到難友的哀求：「只要給我一頓飽飯，槍斃我都願意。」《涪陵日報》編輯潘天翼，曾經套用裴多菲的名詩抒發悲情：「生命誠可貴，糧食價更高；若能飽肚子，生命寧可拋。」
一個風雪天，我搶得滿滿一大碗苞谷湯邊走邊喝，不慎跌倒引起腸胃大痙攣，痛得側身躺在雪地上。出於本能反應，那碗苞谷湯完好地掌控在雙手之中。就是這個潘天翼，發現後飛跑到我的面前，第一句話不是問我跌傷沒有，而是直撲主題：「曉楓，你還吃不吃！」
我搖頭，流著眼淚把那碗苞谷湯傾底倒給了他。
人啊，是什麼荒謬與邪惡使你失去了良知與情感？
我們好不容易熬到開完生荒的1958年清明，轉入一年一度的春播歲月。在那拾淨草根的土地裡種下一顆顆黃澄澄的苞谷，也播下豐收的希望。豐收了自然能吃上飽飯，再不會為飢餓所熬煎。但是，這些屙屎不生蛆的生荒蠻土怎麼能長出糧食呢？一些地塊連種子都沒有收回來啊！
土地資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可是在中國就有一些「科學權威」，1958年「大躍進」時，斷言畝產水稻5萬斤是可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科學權威」斷言「偉大英明領袖」可以活到150歲。謝天謝地，如果「偉人」真是活到那把年紀，今天的中國人別說玩計算機、坐轎車，可能連西北風也喝不上了。
沙坪農場的環境資源本來只能養活幾百人，可是經過一些專家論證，結論是可以無限增容，於是在短短几個月內驟增到一萬多人，不餓死人才是咄咄怪事！
接著，毛澤東再次癲狂發瘋，說是要「超英趕美」，「一天等於二十年」，一夜之間在全國發起「大躍進」和「大煉鋼鐵」，又是「放衛星」又是「比武打擂」，折騰得每個人大汗淋漓、氣喘噓噓，甚至十天半月不允許睡覺。當權者置人民死活於不顧，干警們為了媚上請功，哪管你斷筋折骨、撕肺剮心，只要他自己平步青雲、加官進爵，什麼陰損缺德的事情都做得出來，這就是共產黨所謂的「黨性原則」。
中國有句俗話：人是鐵飯是鋼，一天不吃餓得慌，三天不吃見閻王。禍國殃民的「大躍進」和「大煉鋼鐵」，致使田荒土廢，大片大片熟透的莊稼爛在土裡，神州大地很快便餓殍盈道，雞犬不聞，四川、甘肅、河南、安徽等省都出現了人吃人的慘烈場面，罪魁禍首毛澤東卻把責任推給老天不下雨和赫魯曉夫逼債，號召老百姓勒緊褲帶過日子。
從1959年1月起，全國城鎮居民糧食定量從22斤驟降到19斤，我等有罪之人更是低得可憐。那19斤吊命玉米糝僅夠裝10天肚皮，於是浮腫、水腫、黃腫遍農場，走斃、立斃、睡斃滿中隊，有的中隊死去大半，有的小組幾乎死絕。10000多人的沙坪勞教農場，餓死了6000多人。
死於飢餓的劉盛亞
我知道劉盛亞的大名，是在步入文壇的啟蒙歲月。當時重慶市作協主辦的刊物《西南文藝》正在批判他的小說《再生記》，說是小說中充滿小資產階級情調，模糊敵我焦點，歪曲階級鬥爭，醜化人民群眾形象，違背了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
查閱相關資料，劉盛亞19歲時遠涉重洋到德國求學，爾後成為作家。在法西斯剛剛崛起之時，20多歲的他就以一部《在S字旗下》，向國人敘述了法西斯極權專制的野蠻殘暴，成為中國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學作品。
「七七事變」後，劉盛亞學成回國，以25歲的年紀受聘為四川大學教授。為避日寇轟炸，川大遷往峨嵋山，武漢大學遷來樂山，他又受聘於武大。抗日戰爭期間，四川各地彙集了來自京滬歐美的大批知識精英，留美歸來的戲劇家余上沅在江安主辦國立劇專，話劇運動的先驅人物熊佛西在郫縣主辦省立劇校，劉盛亞既授文學，又授德語，還一度在省立劇校任教。後來脫穎而出的青年劇作家劉滄浪就是他的學生。那時候，在江安國立劇專執教的吳祖光與劉盛亞被共譽為少年天才。吳祖光時稱北方神童，劉盛亞時稱南方神童。
劉盛亞家住重慶，郭沫若在重慶辦群益出版社，由夫人於立群主持社務，劉盛亞被聘為總編輯。隨著著名民營報紙《新民報》遷址重慶，劉盛亞與夏衍、聶紺弩、吳祖光等人，先後主編過這家報紙的文藝副刊，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就是吳祖光找來手抄稿公開發表的。
1950年以後，劉盛亞從西南文聯到重慶文聯，沒有了教授、作家的頭銜，只剩下一個專業創作員的職位。
我與劉盛亞認識於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之邀，以高級知識份子身份到成都參加「整風鳴放」座談會。那時的他身著呢料制服，滿臉紅光，風度翩翩，行事矜持，一副大作家派頭。想不到一年之後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以囚徒身份相聚於沙坪勞教農場白夾林中隊，遭受著中國集中營的法西斯專政。此時的他一臉晦氣，滿嘴胡碴，兩眼無神，穿著一身舊棉制服，腰上繫著一條皮帶，頭上戴著一頂毛線帽，胸襟上滿是苞谷湯的殘跡，神態顯得恍惚呆滯。
劉盛亞長我十多歲，又是個大塊頭，雖然沒有什麼力氣，卻易於激動，而且不能承受擔糞、施肥之類的重活。他所在的大組長還算善良，專門安排他看守播種在地裡的苞谷。他每天戴著斗笠，披著蓑衣，手裡拿一條系有布條的長竿，在地埂上走去走來趕麻雀、驅老鴰，時不時嘴裡發出「嗚嗚——」的吆喝聲。遠看就像個稻草人。
一天四下無人，他悄聲問我：「曉楓，你餓不餓？」
我苦苦一笑道：「劉老師，誰不餓啊！可有什麼辦法呢？」
他低低地嘆口氣，抹去流在嘴角的清水鼻涕，極其悲觀地說：「你年輕扛得出來，我看來會死在這裡。曉楓呀！又冷又餓的日子真難過啊！」
「你怎麼不寫信向家裡要點吃的東西？」
他搖著頭：「這信該怎麼寫呀？我能說農場吃不飽，這不是在攻擊黨和政府嗎！」
我聽後幾乎叫了起來：「劉老師呀，這是什麼時候了，你還顧慮這麼多，快向家裡寫信吧。」
他沒有寫，一直沒有寫。恰好我的妻舅在樂山川劇團工作，一天來沙坪縣巡迴演出，得知我們吃不飽，專程送來一罐三斤多的豬油，我立即分一半給他。開始他拒絕，說什麼也不要，在我再三強求下才肯收受。他接過豬油，兩手激動得發顫，聲音近似哭泣：「曉楓，你送我的豬油似血呀！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你。」
我不好意思道：「劉老師，我們現在是同經患難的難友，今後回到單位在寫作上求你多指教就是了。」
他一臉迷茫，對未來毫無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沒有那一天？」
我發現飢餓已奪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顆心已經死了。後來他家裡得知情況開始寄東西，可是為時已晚，他終於沒有活過1961年，活活餓死在峨邊沙坪農場。死後沒有棺木也沒有屬於自己的墳頭，農場連死訊都沒有通知他的家人。
1979年劉盛亞獲得「改正」，在四川文聯為他舉行的追悼會上，骨灰盒裡裝的不是骨灰，而是他身前使用過的一支帕克鋼筆。他曾用這支筆揭露過德國法西斯的暴行，卻不能用這支筆記錄自己親身經歷的中國集中營裡更加殘酷的法西斯暴行！
歸國學子董時光
1957年，在重慶西南師範學院批判鬥爭董時光的大會上，他臨危不懼地高呼：「你共產黨有四百萬解放軍，我董時光有正義感！」
1946年，董時光為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到美國留學。新中國成立後，他受到極大鼓舞，對共產黨和毛澤東頂禮膜拜，經常在美國的學校裡宣傳馬列主義和新中國的巨大變化，成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對象，1953年被驅逐出境。
在他和一大批學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的那天，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並與他們一一握手言歡。周恩來見著他的第一句話是：「董先生，祖國人民歡迎你們！我們共產黨歡迎你們！歡迎你們回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
董時光隨後被分配到西南師範學院教育系。由於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理念，他在工作上經常與中共黨委發生分歧。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院黨委多次邀請他給黨提意見，並且就如何改進教育事業建言獻策。他懷著對於共產黨的信任與熱愛，毫無保留地介紹了美國先進的教育制度。《重慶日報》邀請他寫文章，他毫無顧忌地寫了一大版，其中心意思是：「教育應由專家學者管，黨委不要干預太多。」
為此，董時光被定為「極右份子」，學院鬥，報刊批，但他堅決不認罪：「我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就不會萬里迢迢離開美國回到中國來，美國聯邦調查局就不會說我是親共的危險分子。你們請我提意見，說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現在我反而有罪了，共產黨不是出爾反爾嗎？要說我有罪，首先是你們有罪！你們西師黨委是教唆犯！」
他鏗鏘有力的辯解換來的是「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的政治處罰。
一年後沙坪農場大調整，董時光從三根橋中隊調到白夾林中隊，我們之間開始有了接觸。後來在陶渭熊的文章中，我又讀到這樣的介紹：「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襯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師範學院大禮堂主席臺。看他從容不迫而又大義凜然的氣度，像是要對台下6000多名師生員工作一次重要報告。此時，台下鴉雀無聲，幾千雙懷著複雜心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麥克風前，清了清嗓子，用鏗鏘洪亮的聲音開始講話：‘我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為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與共產黨併肩戰鬥，為國民黨所不容，不得已離鄉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國留學，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我在美國報紙上撰文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為美國政府所不容，被驅逐出境。1953年回到祖國懷抱，並來西南師範學院教書。我滿懷激情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反對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我沒有反對共產黨的任何企圖！’此時，主持會場的學生會主席馬嫻華（後來在陳希同案中據說是畏罪自殺的王寶森之妻）一手奪過麥克風大聲叫喊：不許右派份子董時光放毒！董時光必須徹底交待反黨罪行！接著，台下齊聲高呼：打倒右派份子董時光！董時光必須低頭認罪！董時光凜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這位年青時就嚮往自由、民主，並為之戰鬥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仍然鐵塔似地佇立在那裡，堅持說他是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參加整風運動，嚴詞拒絕了會議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檢討自己的‘反黨罪行’的威脅和誘導。台下繼續呼喊口號，許多爭當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經手舞足蹈地站了起來，會場秩序大亂。這時，會議主持人用幾句陳詞濫調對董時光亂吼一通：‘你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絕不會有好下場！’隨即宣布勒令董時光繼續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鬥爭會只得草草收場。」
由於董時光是四川乃至全國的名牌右派，相關數據中有如下記載：1951年他在美國留學期間，正是美國盛行「麥卡錫主義」的歲月，他懷著滿腔義憤於1953年9月回國後，來西師教書。他是個抱著自由主義理想報效祖國的知識份子，在《給毛主席的信》中說：「初解放時，知識份子都歡欣鼓舞，以為從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談，自由地寫，大膽地批評，大膽地陳述不同意見了。」
他在給友人羅容梓的信中說：「以我們的經濟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們和資本主義社會比較起來，便不比他們差了。」
理想主義的知識份子們對共產黨的共產專制顯然缺乏最低限度的調查研究。他們不知道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根本容不得普世性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雖然董時光沒有參加過1952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對發生在大陸中國的那些旨在摧毀知識份子尊嚴的政治運動，也應該是有所耳聞。1957年5月11日，他在老教師座談會上發言說：「黨員領導們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識份子的尊嚴，正是覺得他們太驕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們‘純學術觀點、純技術觀點、純業務觀點’，從來不檢討自己純政治觀點。其實純技術觀點，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絕不會嚴重到應該受鬥爭的罪惡地步。」
19天後，他又在「文科論壇」上發言說：「思想改造難道必須用殘酷的肉體傷害嗎？純學術觀點、不問政治，難道也應該拿來鬥爭嗎？應該把人家關起來寫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罵得狗血淋頭，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殺嗎？」
知道他的人這樣評價他：董時光是個具有強烈正義感的知識份子。他孤傲、不屈、自視高潔，看不慣一切污泥濁水；既鄙視不長腦筋的盲從者，又厭惡趨炎附勢的鑽營者。他的性格很難見容於專制社會。他寄希望於聲稱實行民主自由的中國共產黨，可惜他太天真。他哪裡知道，僅僅把民主自由當作「陽謀」圈套的共產黨，對於他這種桀驁不馴的自由主義者，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痛苦、彷徨、吶喊。他說：「我們領導上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把肉麻當進步，把投機當積極。真正品德好，有進步思想，不說肉麻話的人，反而被他們視為‘頑固’、‘落後’。」
當反右大潮迎面而來，從《人民日報》到地方報刊連篇累牘地向他潑污水的時候，董時光臨危不懼：「你共產黨有四百萬解放軍，我董時光有正義感！」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臨危不懼的知識份子，被開除公職送到峨邊沙坪勞改農場之後，在飢餓面前同樣蛻變成了一條單純覓食的「野獸」。我清楚地記得，董時光大約長我七八歲，勞動上體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據說他送來勞教時帶有不少錢，可是很少見他買東西吃，不知是出於節儉還是怕露富。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飯，他都用指頭去刮黃桶裡殘留下來的星點米漿，或者把洗碗缸裡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許帶糊狀的泔水充飢。有一次干警嘲弄他：「董時光，倉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極了！比美國麵包還好吃。」
由於飢餓，由於人與人之間缺少溫暖與關懷，似乎大家都變成爭搶食物的豺狼。在殘酷惡劣的境況下，一些難友竟去偷竊別人隨身攜帶的錢和糧票，或家裡寄來的食物。於是，有錢的人將錢縫在衣服裡，有食物的人出工把食物背在身上。董時光也是把帶來的錢縫製在貼身的棉背心裏。一天夜晚竟然被竊去幾十元，害得大家相互猜疑了好多天。自此，睡覺時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了失竊危險。但最終，卻沒有免去死亡的厄運。
1958年秋，董時光和我一起調離沙坪勞教農場，到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415」筑路支隊修筑內昆鐵路，只是不在同一個中隊。到了1961年，他有一次出差挑工具，在路上餓得東偏西倒，為求一飽，便用呢毯換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氣吃完。由於飢餓時間太長，腸子變得越來越細，造成腸梗阻暴斃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董時光的兩位兄長董時恆、董時進都是大右派，僥倖的是沒有像他們的弟弟那樣死在大陸中國的勞改集中營裡。
林憲君控訴右派往事
難友林憲君當年在四川省團校政治教研室工作，因為在日記裡面寫了一些對現實不滿的話語，便被劃為極右份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林憲君在沙坪農場的勞改集中營裡整整呆了20年，他在《往事不堪回首》一書中寫道：「我是1958年3月中旬被押到峨邊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的，在此生活了三年零八個月。我又是從沙坪農場死裡逃生的倖存者之一，親身經歷和目睹了三年大飢荒造成的數千人大面積死亡的情況，親手掩埋過的死者至少百人以上。1961年我自己也險些命喪沙坪。據粗略統計，三年來全農場死人過半，餓死約5000人左右。從1959年起，我們的口糧供應降為每月19斤，每天6兩。這點吊命糧還要經過層層盤剝，真正能落實進入肚皮的已是米湯一碗，餓極了的右派們到處搜尋野生動植物充飢。蕨苔、和尚頭、岩大蒜、野韭菜、隔山撬、糯米籐成為春夏秋冬的主食。當年曾是文質彬彬的知識份子，此時已變得窮凶極惡，連老鼠、癩蛤蟆、蛇、蚯蚓這類小動物都不肯放過。只要抓到手，不是煮就是燒著吃了。致命的飢餓令人失去理智不顧後果。1959年秋，我進深山老林砍柴，路邊遇見一條約40公分長的烏稍蛇，爬到樹上晒太陽，我急步上前一棍子將它打死，砍下頭剝去皮，不管是否有毒，架在枯枝上就燒來吃了。蛇燒得半生不熟，狼吞虎嚥塞進肚子，之後上吐下瀉，差點送了性命。冬天，一次我路過大堡，因無糧票吃飯，只好買兩斤豆瓣醬充飢。下肚片刻即口渴難熬，一路上爬趴在水溝狂飲。夜半時分仍在翻越山間小路，看不清是什麼水趴下就喝。天亮後重返路邊小溪，見其水中蝌蚪、螞蝗、紅線蟲紛紛游動，令我後悔萬分。好在未中毒，活了下來。」
林憲君一度是大組長，也就是管教幹部所信任的「教民」，曾看管過未成年的小勞教。據他介紹：「餓極了的小犯人更無理智控制自己。一次我在五中隊與公安學校來的付景德帶領十幾名小犯人挖洋芋。有人竟在洋芋地裡挖出一塊三斤左右的生羊肉。這塊肉已腐爛發綠，爬滿蝗蟲，臭氣刺鼻。轉眼之間兩個小犯人扑上前去，抓住就啃。付景德見狀制止他們說：‘這種東西吃了會送命的！’餓極的小犯人邊啃邊吞說：‘反正我們早晚都要餓死，打個牙祭死了也心甘。’事後方知，這塊肉是一名慣偷從彞胞那裡偷來的一隻羊，吃不完分成幾塊藏在這裡忘記了。」
一年之後，付景德因「逃跑」未遂被關進禁閉室。在一次押往工地勞動時私自離去，被看守的公安開槍打死。
小犯人為了生存，見什麼偷什麼，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那些知書識理的右派，在與飢餓的鬥爭中則軟弱得讓人心酸落淚。華西醫科大學教師鐘廷躍，全神貫注地等待一個農村小孩解大便，人去之後他用樹枝掀開糞便，撿出十幾顆未消化的嫩豌豆，在草地上擦了一下糞渣便丟進嘴裡。四川大學的戴心如教授，在鐵筒裡煮熟了一隻癩格寶（蛤蟆），正喜滋滋地準備享用這「美味佳餚」，被中隊羅隊長一巴掌打翻。他捨不得到手的肥肉失去，便爬在地上用嘴叼起呑在腹中，這樣才把生命延續到1979年改正歸來。
三年大飢荒使沙坪農場的多數右派都患上水腫病，死人的事幾乎天天發生。每個中隊都有一片墳場，死者既無棺木更無墓碑，一穴數屍或十數屍。林憲君所在的小組開始為23人，幾個月後只剩下7人。與其它組合併後，再過幾個月又由20多人減為6人。他前後經過多次小組、大組、中隊合併，死的人可想而知。能大難不死，保住性命，實屬萬幸。
1960年春，林憲君被派往跑馬坪後山林區官料河邊燒槓炭，供農場幹部冬天烤火用。每天帶領14名身強力壯的小勞教犯人進入深山伐木。經常餓得發昏爬不上山。全天的口糧只有一小碗苞谷蘿蔔糝，出工前就已被消滅乾淨。幸虧有付景德在播種小麥時偷來分享的一包小麥種，平時不敢吃，只有悄悄帶進山裡偷偷塞進口中。這袋生麥種助他度過一個飢餓之春。14名小勞教犯人卻因大量吃野生植物得了重病。伐木燒炭任務無法完成，只好全部撤回五中隊。
不久，這批小勞教犯人陸續死亡，大部分都是林憲君親手埋掉的。年底，這個燒炭大組連林憲君只剩下三個人。其它農業大組的小勞教，大多都躺在通鋪上，在呻吟中等待死神降臨。「隊部為減少死亡人數，對即將死亡尚未斷氣的小勞教，採取立即送作業區衛生所的緊急措施。我身為大組長，幾乎每天都有送病號的任務，每送一個可領一個苞谷耙作加班飯。如果一趟背兩個可得兩個苞谷耙。那時，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只有二三十斤重，形似一具活骷髏。我一個背兜可以裝兩個。大多數還未送進衛生所半路上就死了。衛生所不收死人，背回中隊要挨批評。兩難之下，只有就地處理，可手上又未帶鋤頭，只好將屍體拋向波濤滾滾的官料河，由河水將屍體沖走。一次，我背了一個小勞教叫肖復興，他趴在我背上斷斷續續地告訴我：‘林大組長，我三歲喪父，媽媽靠撿垃圾把我養到十七歲，因肚子餓偷了公社幾個紅苕，被判了勞教……我惟一的心願就是死前能見我媽媽一眼……’說著說著他哭了，我也哭了。走了一程，我再叫他已不答應，只聞到一陣惡臭扑鼻而來。」
在五中隊，一覺醒來常會發現旁邊的人已長眠不醒。有的說著話，一頭栽下立即氣絕身亡。市公安局來的唐步明，就是和林憲君邊說話邊倒下的，再也無法將他喚醒。在零下20幾度天寒地凍的跑馬坪，土地硬如堅冰，已沒有足夠的力氣挖坑埋人，只是刨開一些浮土把破草蓆卷的死者放在地上，再刨些泥土蓋在身上，如此草草收工。來年積雪融化，屍體暴露荒野，被野獸撕咬得血肉模糊，慘不忍睹。此情此景令即將就木的右派們不寒而慄，他們知道自己的來日也是如此，紛紛互托說：「假如我死在你之前，看在朋友分上，千萬埋深一些。」
結束語
由毛澤東一手策劃發動的反右鬥爭到現在整整五十多年了，毛澤東政權的繼承者迄今為止也沒有對他所犯下的這一空前絕後的反人類的罪行進行懺悔和贖罪，而僅僅以輕描談寫的「擴大化」三字一筆勾銷，這是絕對不能令人接受的。我認為當今中國的大多數人道災難始於反右。沒有反右不會有「文化大革命」，不會有「六四」天安門事件，甚至不會有「法輪功」慘案。共產黨自此封殺言路、戕害正義，為阿諛奉迎之輩、無恥賣友之徒提供了晉升的階梯。儘管共產黨在毛澤東死後對於政策和策略進行了局部的調整與改變，但「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橫殘暴的「共產專制制度」依然沒有改變。大陸中國的根本出路，只在於像歐美文明國家以及日本、臺灣那樣開放黨禁、開放報禁，以至還政於民，還利於民，逐步建設和完善憲政民主的現代政治制度。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率先在全國範圍內揭露批判毛澤東殺人不見血的殘暴罪行，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