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網路圖片）
豐子愷 （1898－1975）
浙江省石門縣（今嘉興桐鄉市崇福鎮）人，著名散文家、畫家、文學家、美術與音樂教育家 。師從弘一法師（李叔同），曾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
我們所知道的豐子愷，於藝術的領域，幾乎無所不通，繪畫、音樂、文學、金石、書法等，然而，人生無常，世事無常，也正是他一生結緣的藝術，給他帶了巨大的災難。
一.
歷史的風雲變幻莫測，誰也意料不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其時，豐子愷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
6月份，上海中國畫院出現了第一張批判豐子愷的大字報。大字報是針對豐子愷發表在《上海文學》1962年八月號上的隨筆《阿咪》的。《阿咪》的成文來自一次約稿。1962年，《上海文學》因為擴大版面的需要，當時在作家協會編輯部工作的女作家羅洪出面到豐子愷先生家向他約稿。 兩週後，豐子愷便交給羅洪《阿咪》一文。
豐子愷曾經寫過《白象》一文，稱讚一隻名叫「白象」的貓有壯士風、高士風；也寫過一篇《貪污的貓》，調侃了貓可愛的貧婪；而這次的《阿咪》，寫的無非也還是家裡一隻非常可愛的貓咪。然而令人根本想不到的是，文章因為「貓伯伯」一詞而遭大罪。
他是這樣寫的：這貓名叫「貓伯伯」。在我們故鄉，伯伯不一定是尊稱，我們稱鬼為「鬼伯伯」，稱賊為「賊伯伯」。故貓也不妨稱之為「貓伯伯」……（《緣緣堂隨筆集.阿咪》）。
江南一地，這「伯伯」一詞真的是尋常得很，而大字報居然說，「貓伯伯」是影射毛主席，因為江浙一帶口語，「貓」即「毛」之諧音。中國歷來就有捕風捉影的高手，歷來就有「莫須有」的罪名，而如此超群的想像力，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令人生畏啊。
其實「貓伯伯」一詞，於豐子愷也許是習慣。1959年9月11日，他給幼子新枚信中就有這樣的話：「家中一切平安，貓伯伯也比以前胖得多了。」（《豐子愷文集.七》第511頁）他的習慣還因為他比較喜歡用家鄉的一些俗語、方言，這在他的文中信中常可看到，如他用「白場」代場地，用「捉草」代割草等，這也是我們今天還在用的方言。信手拈來的詞兒，卻令這個童心未眠的老畫家，無辜地捲進了這場可怕的政治漩渦中。
這之後，豐子愷被誣陷為「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黑畫家」、「反共老手」等等，甚而成為上海市十大重點批鬥對象之一。
針對《昨日豆花棚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一畫，有人寫大字報，說此畫歡迎蔣匪反攻大陸。「好風」者，好消息也。如此歪曲作品的意圖，實在是可笑之至。《炮彈作花瓶，人世無戰爭》這幅畫批判豐子愷迎合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轟炸》一畫，原本是用來揭露、控拆日本侵略軍暴行的，卻說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叛國行為製造輿論，對豐子愷漫畫進行徹底的批判，他們還出專刊，如《打倒美術界反共老手豐子愷》、《砸爛美術界反共老手豐子愷》等。
對於豐子愷來說，他之挨批也不是一回兩回了。早年，他曾經因為提倡四君子畫而受到過中共嚴厲的批判。 當時，有人畫一個人拉著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豐子愷批評說這幅畫缺少生活經驗，其實只要拉一隻頭羊，其它的就會跟著走的。有人立即拍案而起，反駁他是在暗示不要黨的領導。在其後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他和其他許多高級知識份子一樣，作過深刻的自我批評，寫過《檢查我的思想》，把過去的自己批得體無完膚，甚至是自虐。1956年的《城中好高髻》、1962年文代會上關於大剪刀的發言也都受過批判，《阿咪》一文在刊出不久，《上海文學》雜誌要求從1960年起作全面檢查，檢查的結果，《阿咪》被捲入了「毒草」的行列，結論是影射。《阿咪》首次被批。雖然這樣，但是一個有思想的文人，他的意識深處總是仍保留著自我，雖然那個聲音已經很微弱。
因為製造了如此多的「毒草」，他本人需要「消毒」。這以後，豐子愷不得不每天去畫院，交待問題、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經過了幾次被抄，電視機被搬走了，毛筆書籍字畫被運走了，僅書畫就有四大箱一百七十幅左右，十多本相冊也被拿了去，更不可思義的是，還被抄去了七八千的存款，更不用說，工資已被減到了一半。
豐子愷一家寓居的這幢位於陝西南路39弄長樂村93號西班牙式的三層小洋房，1954年他用六千元頂進，其後每月付租金，現在一樣遭遇了不測，原本用作起居室的底層被退租，另外住進了人家，鋼琴間、磨子間也不再歸豐家，一個造反派甚至一度佔用豐家二樓的北房，似穿梭般經常來豐家，很讓人討厭。
二樓南房外有一個封閉式陽臺，陽臺中部有一個梯形突口，三面都有窗，上方還有天窗，豐子愷常在此處看書。坐在這裡，白天可看到太陽晚上可觀見月亮，因此被命名為「日月樓」。但是，這時候的日月樓，已是空空蕩蕩了，這對於一個畫家作家來說，沒有了書沒有了畫，沒有了精神食糧，還能算是一個有著完整意義的家嗎？
因為豐子愷的問題，有關人員受到了牽連，中學教師、佛教居士朱幼蘭因寫《護生畫集》文字之故，被指犯有罪過受審查，學生胡治均最初也受牽連在審查。最讓豐子愷傷心的是，原定要出國深造的小兒子新枚，因為父親豐子愷的問題，被迫留在上海等待分配。
二.
「牛棚」，是我們經常看到的文革中的一個字眼，豐子愷一樣沒逃過「牛棚」一劫 。
「弟每日六時半出門辦公，十二時回家午飯，下午一時半再去辦公，五時半散出，路上大都步行（十七八分鐘可到），每日定時運動，身體倒比前健康，可以告慰故人。」這是豐子愷1967年4月8日致廣洽法師的信。除了身體不錯，實在沒有什麼好事可說的。這時，他為了交待問題，不得不天天到畫院，他是多麼地不情願，又是多麼地無奈，在此前的信中他這樣告訴故人：「弟近日全天辦公，比過去忙碌。而人事紛煩，尤為勞心……但得安居養老，足矣。」（1967年2月25日致廣洽法師信，《豐子愷文集.七》第347頁）而所言之「辦公」其實就是被批鬥的代名詞罷了。因為當時拉出去被批鬥也是家常便飯。
漫畫家張樂平後來這樣回憶：「文劫」時期，我們當然在劫難逃。因他是美協上海分會主席，沉柔堅和我是副主席，他挨鬥，我倆總要輪流陪鬥，坐「噴氣式」，掛牌，一樣待遇。有一次在閘北一個工廠被揪鬥，我們一到，匆匆被掛上牌子，慌忙推出示眾。一出場，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鬥，總是子愷先生主角，我當配角，而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價倍增。低頭一看，原來張冠李戴，把豐子愷的牌子掛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頭頭指指胸前，全場哄笑，鬧劇變成了喜劇。有時鬥完之後，我們同坐一輛三輪車回家，彼此談笑自如。有一次他問我怎樣？我說「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問他怎樣？他笑著說「處之泰然。」後來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他那飄飄然的長白鬍鬚被剪掉了。我很為他氣憤，他卻風趣地說：「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輕了。」 （張樂平《畫圖又識春風面》，收入《寫意豐子愷》）
讀這一段文字，可以想見，這兩位漫畫家，在經歷的無數次的批鬥之後，已經能夠安然處之了……
1967年仲夏，豐子愷被關在上海美術學校數十天，雖然幾乎每天被揪出去批鬥，但他從不放在心上。他和畫家邵洛羊一起被隔離，還有的一點自由，是可以到食堂吃飯，可以到井邊汲水，兩人「牛棚」一間，短榻兩具，藥酒淺酌。豐子愷拿出自己摘錄的一本魯迅語錄給邵洛羊看，夜色低垂的時候，他倆蝸居斗室，卻是海闊天空地聊談，他們談得很多的是佛教，談佛教的大乘和小乘、南北宗，又慢慢轉到豐子愷的修佛上，談弘一法師，談人生之無常，談他的護生畫……從人變成了「牛」，作品從香花變成了「毒草」，不變的還是那一輪明月。「牛棚」雖小，月亮同樣默默地灑進光來，精神上的創傷是這樣能夠相互安慰的！
有一次，作家巴金去「牛棚」上班，在淮海中路陝西路路口下車，看見商店旁邊的牆上貼著批判豐子愷大會的海報，陝西路上也有。1967年8月16日，豐子愷在黃浦劇場接受專場批鬥會。九月，《打豐戰報》第一期出版，這份批豐專報除了批判文章之外，還有一些為批判豐子愷而畫的漫畫等。
當年畫家沉本千從朋友那裡看到一張「批鬥豐子愷專刊」，上有「十萬人鬥爭豐子愷」的大標題，不由怒從心起，信筆寫下一首《寄慰子愷》的絕句：「有理不容辯假真，鑠金眾口屈難伸！‘鬥爭’我謂堪矜汝，畫筆能當十萬人！」（沉本千《湖畔同窗學畫時》，收入《寫意豐子愷》）寫完之後只是終究不敢寄去，不敢去安慰老朋友。
1967年12月，新枚結婚之夜，豐子愷又被揪到虹口區開批鬥會，兩位新人不住地擔心著，幾次跑到樓下去看。
三.
1969年3月，「文革」小組組織的狂妄大隊衝進上海畫院，他們把熱漿糊倒在豐子愷背上，貼上大字報，並讓他到草坪上示眾。回家時被家人發現，其間憤慨可想而知，但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起這事，只是要求快拿酒來。如今對於豐子愷1967來說，一杯酒下肚，什麼憂愁都沒了，他已經把悲歡榮辱置之度外，有的是冷眼旁觀塵世的鎮靜和達觀。
當時，國無國法，「棚」卻有「棚」規。每天，豐子愷必須清晨五點到「牛棚」，去作早請示；回家時，胸口挂的「牛鬼蛇神」的標誌牌不讓摘下，以便使我們的「資產階級思想」讓路人皆知。豐先生似乎永遠戴著牌子。一次，我乘26路電車，恰逢他從陝西路站上車，胸前赫然戴著「反動學術權威豐子愷」的標誌牌，車上許多人圍著他起鬨，有人高喊打倒他；豐先生並不在意，自管自緊拽車頂扶桿，紋絲不動，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筆直，像塊厚實的木板。我想，他也許真的四大皆空了。（方堅《風雨憶故人》，收入《寫意豐子愷》）
1969年十月底，畫院全體人員到郊區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隊參加「三秋」勞動，勞動期間每月放假四天。豐子愷在家附近的襄陽公園乘26路車到徐家匯，換56路到港口，再換龍吳路汽車到曹家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拖著顫巍巍的身體，顛簸在公交車上，輾轉一個多小時，這才到達目的地。他因為從小素食，所以自帶了醬瓜乳腐，每餐吃三兩飯，勞動是採棉花，洗臉用的是河浜的水，睡的是稻草床，卻是鋪在地上的！冬天下了雪，他和另一位老畫家朱屺瞻在一起，枕邊被上都是雪。
在鄉下，批鬥還在進行中，他們還是沒有逃過被批判的命運，畫家俞雲階這樣回憶：林彪「一號通令」下達後，我和豐先生一起被趕到鄉下。看守的「小將」常常逼迫我們用漫畫的形式，來進行自我批判。這也算「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吧」。豐先生也畫了。一次，他把自己畫成一個叼著煙卷沉思的老頭，嘴裡噴出的煙霧，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頭上盤旋成一堆高帽子。眾「小將」把這幅畫大批一通，說是豐先生這種時候有條件抽煙，可見革命尚未觸及靈魂。以後，他畫一張，被批一頓，並收入「黑畫冊」。現在想來，那些畫真是絕品，凝聚著歷史思考、時代特徵和中國人的精神意識。（方堅《風雨憶故人》，收入《寫意豐子愷》）
四.
還在1973年6月時，上海市舉行書法篆刻展覽會，豐子愷應囑展出寫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對聯書法一件，誰知，不久就被當時上海一位當權人物下令取下，形勢再次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4月，形勢不容樂觀。有一工廠中貼出一張大字報，說豐子愷寫蘇曼殊詩意的「滿山紅葉女郎樵」，是諷刺。紅是紅中國，樵取紅葉，即反對紅中國。北京的畫家李可染、吳作人等，向一個外賓發牢騷，說畫題侷限太緊，無可作畫，此言立刻在外國報上發表。唐雲畫一隻雞，又被批評，說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國……雖然還沒直接受到批判，警鐘已經敲響。這之後，豐子愷提高了警惕，決定以後不再畫「滿山紅葉女郎樵」，即使畫，要改為「滿山黃葉女郎樵」。
7月份，為鞏固「文革成果」，上海又開批判會，受批判的四人，豐子愷、林風眠、程十發、劉海粟等。豐子愷受批首當其衝的便是這幅「滿山紅葉女郎樵」，起因是他畫好了送人，那個人將畫交出，被畫院的領導看到了，因此受批判。
五.
1975年，豐子愷到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年。
在學生胡治均和三女林先等人陪同下，豐子愷乘滬杭線火車，到長安站下車，走運河坐船，這位78歲的老畫家步履維艱地來到了故鄉石門灣，其時，豐子愷右手右足動作不靈，右手已不能握毛筆，只能執鋼筆。後來才知道，這時的他，其實肺癌已病入晚期。所以他從長安站到上船不長的路竟走了很長時間……
不幾日，有一天吃晚飯時，豐子愷發現用筷挾菜竟挾不住，最後幾口是家裡人餵給他吃的，且有了熱度。他的病情由右手指不靈，逐漸發展到右腕關節不靈，右肘關節不靈，乃至右肩關節不靈，去醫院幾次，肺部雖作了X光透視，也沒有發現什麼。
一日，日月樓對聯飄落一聯，這似乎是一個不祥的預兆。
8月15日，杭州傳來了三姐豐滿病逝的消息，這對豐子愷是一個沈重的打擊。他病體奄奄，躺在那張連腿也伸不直的小床上。8月29日，豐子愷當醫生的姨外甥女沉國馳主張趕快送醫院，於是送進了大華醫院。透視肺部，仍未發現病變。這晚，豐子愷住在充當急診室的走廊裡，一吟陪伴著父親，豐子愷跟他說了好多話 。8月30日，豐子愷被轉往華山醫院，住在內科觀察室九床，8月31日做超聲波檢查，正常，9月1日做腦電圖，還是正常，9月2日轉神經內科觀察室27床，做X光片檢查肺部，發現右肺的葉尖有一個拳頭大的腫瘤。醫生分析，可能已轉移到了左腦，因此使右臂不能動彈。這時的豐先生與先前已是判若兩人，豐子愷形容消瘦，臉色蒼白，連平時散射智慧的目光此時也黯然失神。
1975年9月15日，豐子愷病逝於華山醫院急診觀察室。
劉海粟在豐子愷逝世後，用整張宣紙寫下「精神萬古，氣節千載」八個大字，又畫了一張橫幅墨梅，上題：「養成德性自天全，節操冰霜久耐寒。一點真心似鐵石，老梅香馥自年華。」
在追悼會那天，他用剛領到的一個月的生活費託人買鮮花紮成花圈，讓學生送到火葬場，是追悼會上唯一用真花紮成的花圈。他希望豐子愷的藝術像鮮花一樣馨香遠播，秀氣長存。
吳湖帆（1894-1968）
江蘇吳縣人。海上著名畫家、鑒藏家。吳湖帆出身名門，祖父是清朝的顯臣、金石大家吳大澂，家中收藏極富。他的鑒藏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名重一時，王己遷、徐邦達皆為其入室弟子 。
1965年冬，吳湖帆再次中風住華東醫院治療，病情嚴重，喉頭麻痺不能進食，賴插管補液維持生命，繼而氣管痰塞無法排出，被切開氣管插入管子引流排痰，從此喪失了說話能力。「文革」浩劫開始，造反派在他病榻旁批鬥他，最後與當時一批病員同時被趕出醫院。吳湖帆所有書畫文物和傢俱也被抄一空，據說，被抄物品裝滿了八卡車。回家後華東醫院的好心護士常私下去為吳湖帆護理消毒，後來風聲更緊，想來也不能了，治療等等都陷於停頓狀態。有一天吳臥室中電燈壞了，水電工拒絕為「牛鬼蛇神」修理。
吳湖帆病中直至彌留之際，神志一直是清楚的，他頑強地與疾病抗爭，最終他預感到自己不可能堅持到大地回春之日，吳湖帆1968年7月7日用殘餘的一點氣力拔掉了所有的插管導管，飲恨而終。火葬場來運屍體時， 弟子畫家陸一飛為老師扣好上衣兩粒紐扣，替他繫好褲帶，又想為他穿上放在床邊的一雙灰色長襪，結果運屍者不耐煩而未成。遺體被白布一裹運走了 。
陳半丁 （1876--1970)
浙江山陰（今紹興）人。自幼學習詩文書畫，後拜吳昌碩為師。40歲後到北京，任教於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擅長花卉、山水，兼及書法、篆刻。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北京畫院副院長、中國畫研究會會長。
陳半丁性格直率，為人處世剛正不阿、疾惡如仇。1958年後，他針對中共「大躍進」等錯誤而說道：「這些年，國內的事情辦糟了的原因就在『牛』、『馬』二字上，一是吹牛，二是拍馬屁辦事，怎麼能不糟呢？」他敢於對邪惡發出不同的聲音，其勇氣令人讚嘆。
某次畫展，陳半丁因對一畫家作品之意見與中共特務頭目康生相左，康生懷恨在心。文革初，陳半丁已年過90，康生還藉機將其所刻「不使孽錢」、「老年清苦」、「強其骨」等閒章捏造成「反黨」之罪證，把陳半丁作為文革中美術界最大的靶子，抄其家，將他收藏上好的雞血石和一些歷代名畫據為己有，併進行一系列批判、遊街、毆打。批鬥之餘，陳半丁的作品被大量焚燒。康生為洩私憤，欲置陳半丁於死地而後快。文革中，無休止的批鬥，使老人腰部留下了殘疾，在他不能行走的情況下，批鬥依然沒有停止，他的夫人只能租來小車，推他去北京畫院和中央美院接受批判。
晚年厄運的突然降臨，陳半丁愈發感到世事的變幻無常，他刻了「不值一笑」一印，表達對時事的不屑；這一時期，由於境遇之變，陳半丁的作品中常鈐「江南布衣」等印以自況，又常鈐「利名都是一鴻毛」、「蓬萊山民」等印以示清高和超凡脫俗之心境。
1970年，某大報再度點名批判陳半丁，見報後老人諳然無語，遂一病不起。1月29日，病情加重，子女將老人送往北京一醫院，醫生知其名後便不敢醫治，以致延誤了搶救時間，於當時故去。
作為20世紀初期到中期，京津畫派的領軍人物，雖然他的藝術成就在中共的殘酷迫害下曾被遺棄，但是他高尚的品格和繪畫的藝術價值，在中國近代繪畫史上永遠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潘天壽（1897-1971）
浙江寧海人。著名畫家、教育家。擅畫花鳥、山水，兼善指畫，亦能書法、詩詞、篆刻。受教於經亨頤、李叔同等人。其寫意花鳥初學吳昌碩，後取法石濤、八大。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美術學院院長等職。
1966 年文革爆發，身為院長的潘天壽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鬥的對象。他被關牛棚的時間最長，吃的苦頭也最多。但無論哪一次揪鬥、陪斗、遊街、示眾，他都強制怨 恨，默默承認。有一次，他對一位老友說：「人總是有這麼一天的，年紀大了的人倒無所謂，擔心的是國家和年輕人。國家的損失無法估計，年輕人失去了寶貴的青 春，永遠無法補救。」
這期間，他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文化特務」以及「國民黨特別黨員」，從文革開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將們」從未停止過 對他的折磨。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 「打潘戰役」達到了高潮。《浙江日報》以「浙江美院大批判辦公室」名義，整版發表了《文化特務潘天壽為甚麼能長期獨霸浙江美術界》、《禿鷲是特務的化身》 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將潘天壽推上了萬劫不復的受刑臺。隨後，報紙、廣播、大字報、大標語、漫畫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報、刊物，鋪天蓋地而來。潘天壽在杭州 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將們」拉走的珍貴書畫文稿達六、七車之多，連筆墨紙硯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黑畫名單，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種標記， 踩上一個個鞋印……在沒日沒夜的折磨下，這位體質強健的老藝術家漸漸垮了下去。
1971年5月，專案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壽宣讀了定性材料，即定 案為「反動學術權威、為敵我矛盾」。潘天壽氣憤之極，當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緊接著在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寧海老家，交給當地群眾作為「活靶子」批鬥，百般 凌辱……他在寫下一首絕命詩後從此不起，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氣喘得厲害，雙腿劇烈地抖動，汗如雨下。他用最後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雙腿，嘴裡還喃喃地 說：「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讓它……不要抖……」
黎明前，一代國畫大師潘天壽帶著「士可殺不可辱」的傲骨，帶著「自古有沉冤」的無聲吶喊溘然長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