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8月31日訊】希特勒與本拉登都是反人類的罪魁禍首，文明世界的公敵。希特勒發動二戰，侵佔大半個歐洲。大量掠奪猶太人的財富和被佔國的資源維持和擴大對外侵略戰爭，屠殺六百萬猶太人，造成歐洲數千萬人悲慘死亡。

雖然希特勒大規模掠奪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財產、資源、甚至寶貴的生命，但文明世界和有良知的人卻尊重希特勒的個人財產，跟希特勒的貪婪鯨吞形成鮮明的對照。據奧威爾傳記載：在二戰最激烈的時候，英國廣播公司BBC節選播出希特勒《我的奮鬥》，當然是供批判用。然而令人吃驚的是：BBC為此透過中立國瑞典向希特勒支付版稅。

本拉登是窮凶極惡的恐怖大亨，他策劃九一一事件，以跟他近日無仇、往日無怨的平民作為恐怖襲擊的對象，造成將近三千無辜的人被殘忍地活活燒死，其中半數以上灰飛煙滅、屍骨無存。

雖然本拉登使那麼多美國人死得不明不白、毫無尊嚴、十分悲慘而又冤枉，但美國人沒有以同樣的手段對付他。美國發現拉登在阿富汗的秘密住所後，派出海豹突擊隊抓捕他。拉登試圖反抗而被擊斃，這符合抓捕涉嫌嚴重刑事犯罪份子的法定程序。拉登死後，葬禮按伊斯蘭傳統習俗進行。屍體用白色被單包裹，美國軍官為他準備了宗教禱告，並被一名當地人翻譯成阿拉伯語，隨後進行像模像樣的海葬。可見美國人給予拉登的死和他的屍體有尊嚴的待遇，這跟本拉登滅絕人性、大規模濫殺無辜形成鮮明的對照。

BBC跨越兩個國家給希特勒支付版稅，美國為本拉登舉行伊斯蘭傳統葬禮，反映文明社會和具備牢固人權意識的人對待最邪惡敵人的公正態度。這種公平對待敵人的態度是貴族精神和紳士風度的體現。英美等西方人對外部最危險的敵人都能遵守程序正義和文明準則，對內部敵人更是如此，甚至相互為敵的雙方都能以尊重文明社會遊戲規則和底線倫理的態度公平較量。

例如美國內戰爆發後，當時全美唯一軍事天才李將軍拒絕出任北方聯邦軍總司令，要回到維吉尼亞的老家「保衛家鄉」對抗聯邦，成為當時的美國總統林肯潛在的最危險敵人。但林肯並沒有派人暗殺或拘禁他，而是讓他自由回鄉組織抵抗。後來李將軍擔任南方叛軍總司令，率軍多次大敗聯邦軍。最後李將軍兵敗，部下建議他分兵打游擊，這樣很可能轉敗為勝。但他認為打游擊會把將暴力引向民間，在人民中間埋下暴戾仇恨、打擊報復、政治上殊死對抗的種子，會造成整個民族道德淪喪。所以他寧肯把自己交給北方吊死在絞架上，也不願用游擊戰犧牲全民族和平。而李將軍投降後，林肯也沒有聽從軍方以「叛國罪」嚴懲南方叛軍將領的呼籲，全面大赦包括李將軍在內所有南方將士。

林肯領導美國人民推翻奴隸制，重新統一聯邦，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李將軍雖然客觀上維護蓄奴制，但他跟林肯一樣，面對戰場上的敵人能夠嚴格遵守戰爭規則和人道準則，所以至今仍然被美國人民視為英雄。西方人以公正的態度對待各種各樣的敵人——內敵外敵、公敵私敵、政敵死敵、仇敵情敵等——的例子很常見。比如英國光榮革命，不流血推翻並抓獲詹姆斯二世，不僅沒有斬草除根，還故意放走他，體現了對政敵公平和人性化的態度。又比如英國國王亨利一世死後，他的外甥史蒂芬和外孫亨利二世都認為自己有權繼承王位。史蒂芬在國內捷足先登基，亨利二世從國外帶兵來打，到英倫三島錢花光了，就向敵方史蒂芬借錢購買糧草，史蒂芬居然慷慨解囊。過幾年亨利二世捲土重來，終於打敗史蒂芬。但他沒有奪走史蒂芬的王位，而是與其立約當王儲（史蒂芬王位繼承人）。

除了英美人，西方其他國家的人也具有公正對待敵人的貴族精神或紳士風度。比如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被雅各賓派送上斷頭臺，王后上斷頭臺不小心踩了儈子手的腳，說了句：「對不起，先生」。而路易則對殺氣騰騰的儈子手說：「我清白死去。我原諒我的敵人，但願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西方普通人對仇敵也會表現出這種紳士風度。比如十多年前，居住在中國南京的德國人普方及其妻子、兒子和女兒，被四個入室行竊敗露的中國人殺人滅口。普方的母親瞭解案情後竟然寫信給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這些行凶殺人者死刑。這位德國母親對殺子殺媳殺孫的仇敵態度是人道、理性和公正的。但中國法院對這幾個激情殺人的罪犯態度是嚴厲而苛刻的，沒有一絲憐憫之心。所以拒絕受害的德國家屬求情，維持死刑判決。

歐洲的貴族精神源於中世紀，中世紀騎士通常具備貴族精神。他們在戰場上嚴格遵守戰爭規範，不濫殺無辜也不搞偷襲，對失敗者寬宏大度。貴族精神在歐洲進入資本主義後並沒有中斷，一直流傳到現在。而在中國的歷史上，春秋前各諸侯國貴族之間的戰爭跟歐洲騎士打仗很相像。他們對待戰場上的敵人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乘人之危。宋襄公在泓水之戰不肯乘敵軍渡河之際發動攻擊，正是那個時代貴族風度的流露。後世批評宋襄公在戰場上嚴守信義和規則而招致大敗，嘲笑漫罵他是「蠢豬」，說明貴族傳統在中國很早就斷裂了。

自從中國進入封建社會後，先秦貴族精神嚴重衰退，以致喪失殆盡。秦始皇統一六國過程中，把那些國家的貴族基本上都消滅了，貴族精神失去最重要的載體。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儒家文化強調忠孝，所以封建大臣和官僚都成為皇帝的奴僕。這跟春秋戰國時期謀士說客跟君主平起平坐，一心想當君王老師的情況區別很大。封建王公大臣通常都是看皇帝的臉色行事，對皇帝討厭的人群起而攻之，瘋狂撕咬。對皇帝的敵人，如敵國、敵軍、以及欲鏟除的朝廷內外勢力或個人，都是極其殘忍，血腥鎮壓和殺戮，毫無人性可言。而皇帝往往生性多疑、殘酷嗜殺，不時做出誅殺大臣（包括忠臣或功臣）甚至滅人九族的惡事。在冷血皇帝的影響下，春秋前比較公正對待敵人的貴族傳統斷裂失傳是必然的。

從漢唐盛世到宋代以前，中國人還不失雍容文雅，身上多少還存在一些先秦尤其是春秋早期貴族精神的遺留。但到了宋代以後，中國人的品質大幅下滑，古代貴族氣息消失得無影無蹤。貞觀年間，唐太宗給全國300多死囚放假一年。假期一結束，這些死囚全部信守承諾回到立即執行他們死刑的監獄。唐太宗深受感動，下令全面大赦釋放這些死囚。死刑犯對要他們命的監獄方如此講信義，這種事不可能發生在民族品格日益衰退的明清兩代。

清朝末年，美國傳教士明恩溥來華傳教，他對當時中國人的德性做了細緻考察和深入研究，寫下《中國人的素質》一書。書中提到那時中國人當中普遍存在「互相猜疑」「言而無信」「缺乏同情」、極端冷漠和殘忍，以及無處不在的惡毒漫罵和激烈爭吵。從這些表現來看，封建社會末期的中國人是以嚴加防範和充滿敵意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熟人、族人、親朋好友甚至家人（當時大家庭內部往往矛盾重重，不時爆發公開爭吵）。而他們對陌生人尤其外國人的態度更惡劣，成見和敵意更深。這些跟對敵人都講信義，都公正對待的貴族精神和紳士風度完全相反，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

這本書中還提到：英美人來到人與人相互勾心鬥角、互相欺騙防範的中國，「中國人很快就察覺到盎格魯-撒克遜人（指英美人）真誠的天性，對敵人、對朋友同樣公正。」然而中國人面對人家高尚的品質、紳士的風度，不是產生心靈的震撼從而見賢思齊，而是充分利用盎格魯人這種「敵友不分的怪癖」揩人家的油水。他們堅定地相信外國人會公正辦事履行諾言，所以替外國人辦完事往往都會說對方事先定下什麼規矩、答應過什麼地方應多付錢，或乾脆說他是這樣認為的，實際上外國人原先根本就沒有這樣定下或答應過什麼。面對中國人惡意盤剝甚至敲詐，外國人為了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公正，往往充當冤大頭付錢了事。明恩溥把這種情況說成中國人「天性誤解」所致，實際上這完全是中國人耍無賴的表現，是流氓習性和痞子精神的反映。

帝制推翻後，中國人嚴重缺乏貴族精神和紳士風度，對敵人不講規矩和底線、甚至採取痞子無賴手段對付敵人不僅沒有得到糾正，而且還在不斷「發揚光大」。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就是不講程序正義、不擇手段對付心目中敵人的恐怖行為。後來成立的中共對付內外敵人更狠，如周恩來領導的特科殘忍殺掉叛徒顧順章一家老小和親友十二人；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清洗莫須有的「AB團」，至少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幹部群眾慘遭殺害；林彪為逼長春守敵投降，圍困該城不讓市民出逃，造成至少十二萬人活活餓死。

中共建政後，不斷加強「階級仇、民族恨」以及「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仇恨教育，發動「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一系列不擇手段揪出和鏟除階級敵人的政治運動。在文革中，封建社會末期那種人與人之間相互為敵、互相猜忌、隱瞞、防範、惡毒攻擊謾罵、殘忍相鬥的劣根性，以及對敵人無比仇恨，不講任何程序規則、底線倫理、道義良知，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的義和團式痞子暴民心態發揮到極致。

文革中「火燒」「炮轟」「橫掃」「砸爛」「消滅」「埋葬」的威脅恐嚇用語以及捕風捉影、上綱上線、詛咒漫罵、抹黑構陷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兄弟閻牆、夫妻反目、父子告訐之風層出不窮；批鬥楸斗、人身羞辱、拳打腳踢、酷刑折磨、被逼自殺、迫害致死隨處可見，甚至大規模持戒武鬥也不時上演。結果造成兩百多萬人非正常死亡，一億多人被整。文革對中國人的人格侮辱和摧殘到了空前絕後、無以復加的地步。

文革最突出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對敵人的刻骨仇恨，以及毫無底線沒有任何規則不擇手段地整肅、打擊、鏟除和消滅敵人。儘管這些所謂的敵人頂多不過是人們頭腦中的疑似敵人或假想敵，事後證明幾乎都不是貨真價實的，但人們卻用最野蠻的態度和最凶狠的手段去對付。如果對敵人的態度稍微公平一點，而不是那麼野蠻至極，那文革就開展不起來，就會變成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和平理性的觀點爭論，絕不會演變成無數人被無情整肅和殘酷迫害的十年浩劫。

雖然官方早已宣布文革已經結束，然而文革最主要的特色：對敵人完全喪失理性的暴戾仇恨心態、以及全然不顧道義、良知、底線和規則不擇手段打擊報復敵人的態度和做派迄今尚存，甚至還不時被強化。有的人在微薄上發表這樣的評論：文革還沒有結束。的確如此，官方主導的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文革雖然早已成為過去，但民間自發的局部的文革從來沒有間斷過。比如網路文革方興未艾，五毛和毛左在微薄上棍棒橫飛，造謠污蔑、惡毒詛咒、威脅恐嚇「美分黨」「帶路黨」，甚至對他們心目中「賣國漢奸」發出死亡威脅，大有當初大字報大批判「火燒」「炮轟」「橫掃」「砸爛」「消滅」「埋葬」之勢。

如果僅僅五毛和毛左身上存在文革遺風問題還不是很大，令人遺憾和擔憂的是：不少民主派人士也存在不擇手段打擊敵人的文革思維和文革心態，甚至跟五毛和毛左一樣持有歇斯底里的陰謀論。比如某自由派知識份子，經常在微薄上發表反對專制極權的言論而不斷遭到官方刪帖、銷號。僅僅因為他同時也發表一些反對濫用暴力，主張程序正義，尊重私有財產和私權的言論，就遭到一批打著民主旗號的人在微薄上圍攻，他們無憑無據指控他充當官方的「維穩工具」，是「白色五毛」。甚至株連九族，用惡毒的語言咒罵他的家人和祖宗八代，逼得他憤然退出微薄。這些號稱民主派用對待敵人的最惡劣最野蠻態度對待他們心目中的這個假想敵，實際上屬於推動自由民主的正能量。

對待敵人的態度跟人品也有很大關係。一個人的文明程度和道德素質的高低，往往不是由他對待絕大多數親朋好友、同事和熟人的態度決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對待心目中敵人的不同態度決定的。即使殺人不眨眼的強盜，也往往會對生他養他的父母盡一點孝道，對一見傾心的戀人表現出溫情的一面，對狐朋狗友更是兩肋插刀。但對妨礙他的仇敵卻不共戴天，往往用最卑鄙最下流最凶殘的手段打擊報復和鏟除。而一個對敵人都能採取公平態度的人，對家人、朋友、同事、熟人甚至陌生人的態度還能壞到那裡去？難道還不能包容和善待他們？反之，一個對敵人沒有任何程序、規則和底線，習慣於無所不用其極的人，他把陌生人（有時甚至是熟人或親友）當做妨礙他的假想敵進行野蠻打壓的可能性就比較高，做出傷天害理事情的可能性也更高。

當下中國人（無論左中右）的敵人觀念和對待敵人的方式還十分落後，還停留在中國人品質和民族品格降到最低點的封建社會末期的水平上。應當用現代人權意識和文明社會的遊戲規則改造中國人的敵人觀念和對待敵人的態度與手段，學習一點西方貴族傳統以及英國人對待希特勒和美國人對待本拉登所表現出來的紳士風度，批判肅清封建社會末期以來中國人普遍存在的人與人相互猜忌、敵視與爭鬥的劣根性和對敵人不講任何底線規則的痞子暴民精神，借鑒、改造、繼承和發揚春秋前中國社會流傳的貴族精神。這對於徹底杜絕文革悲劇重演，強化現代人權意識和倫理道德觀念，有效遏制社會上暴戾仇恨情緒和恐怖爆炸、暴力衝突蔓延的勢頭，使各種不同派別理性爭論和平相處，克服民粹傾向，構建法治社會，實現政治變革和社會的平穩轉型，都大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