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美國是個怎麼樣的國家？一個完美無缺的民主社會還是一個貪婪的資本主義魔窟？著名記者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給了我們繪形繪色的回答。
這是一本歷史書，但又不只是一本歷史書，作者從1932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上臺前後一直寫到1972年的水門事件，勾畫了整整40年間的美國歷史。但筆觸所及，卻遠遠超過了簡單的史實，而往往給人以極其深刻的洞見。新聞記者寫歷史，難免有些雜亂無章，而且分析得未必事事在理，但作者的敘事能力的確不凡，事實上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我們聽說的很多關於美國的小故事都來自這本書。
作者用「光榮與夢想」做標題，但全書很少發出讚美的聲音，相反，作者對歷任總統的政策都做了尖銳的批評，對每個時期的社會經濟狀況和人們的精神風貌都做了深入的反思。雖然身為自由派的民主黨人，但作者卻毫不避諱民主黨的光輝領袖羅斯福和肯尼迪的個性缺陷和政策失敗，同時也真誠地讚揚了共和黨總統的取勝之處。
什麼叫做「新聞自由」，一個普通記者能夠這樣「肆無忌憚」地抨擊國家領導人，這就是新聞自由。
對比下前蘇聯同一時期的歷史，作者在本書中提到的人物和言論之多，令人嘆為觀止。前蘇聯的人口與美國相當，但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幾乎佔據了這一時期的所有光芒，剩下的只有尤里•加加林這樣的英模人物，還有千人一面的附和，在前蘇聯只有人民卻沒有人，甚至很多人在被大清洗之前的供詞都是一模一樣的。而在美國卻是人盡其才，羅斯福總統去世時，民主黨有杜魯門和貝爾納斯這樣的人堪當總統大任，塔夫脫和威爾基等共和黨人也毫不遜色。
專制社會縱有什麼好處，但就統治者一人要剝奪無數人出人頭地機會而言，這個統治者就該死去，這種社會就該滅亡。也正因為如此，紀伯倫曾經說過：「什麼事情對心臟好？爬樹和做愛；什麼事情對心臟不好？與偉人生活在同一時代。」
美國的政黨政治，是貫穿本書的主線，坦率地說，政黨政治是有其混亂和不利的一面。美國國父華盛頓和麥迪遜都認為政黨可能包辦政治，排斥黨外賢人，政黨間的競爭可能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政黨紀律又可能限制黨員的自由和獨立。但政黨的形成發展還是勢所必然，因為組黨可以形成更大力量，取得競選勝利，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執政黨和在野黨歸屬分明，有利於選民選擇。
美國政黨制度的優越性在於它的鬆散性和競爭性，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國父的憂慮。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本書中提到的。共和黨要推出一個合格的候選人競選加州眾議員，所以找到當時還不是黨員的尼克松。共和黨的調查人員佩裡問尼克松：「你是共和黨的嗎？」尼克松停了一會才回答：「我想是吧！上次大選我投杜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票。」佩裡說那就行了。
這一簡單的對話，最終為美國帶來了一位傑出的總統。
很多人談論美國政治制度，總是喜歡強調「三權分立」。其實這是一個誤解，在本書中人們就可以看到，總統、國會和最高法院之間矛盾激烈，聯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爭執不休。美國的制度重在權力「制衡」，而不是「分立」，事實上美國副總統同時也是參議院議長，最高法院法官則由總統任命並由國會批准。只有相互制約和監督，各部門才能更好地自行其責，不會殆政。
談到這裡，不能不追溯到賦予美國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憲法。雖然美國並不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國家，但美國憲法卻是延續至今最古老的憲法。美國憲法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成為維護國家穩定的根本，還是在於它自身具有合法性，這是經常被人忽視的一個事實。憲法絕不僅僅是存在於紙面上的東西，而是存在於國民心中。美國憲法的合法性就源自這樣一個過程：200多年前各州選出自己的立憲代表到費城開會，制定出憲法後再由社會各界爭論，在傑弗遜等人的反對下又產生了10個修正案，這樣最終憲法及其修正案才得到各州議會批准。
相比之下，政府的產生是在憲法產生之後的，政黨的出現則是更晚的事情。在很多國家，這一過程卻恰恰相反——憲法是由政府或者某一政黨制定的，這樣一來憲法的份量就大大折扣。憲法是賦予其他法律和相關制度合法性的，既然憲法都如此，那麼法治社會又從何談起？
的確，美國的制度無法完全避免政府不作為和腐敗。胡佛總統的不作為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經濟的惡化和社會的動盪，而羅斯福和杜魯門時期龐大的政府部門更成為腐敗之源。但是美國的政治體制總是能有效地控制住這些弊病，不會讓這些弊病進一步發展成不可治癒的頑疾：國會成立專門委員會進行調查，反對黨議員予以揭露和抨擊，新聞媒體抓住任何細節問題不放，胡佛和杜魯門所在的政黨都被選下臺。
本書中提到的一個例子真的頗讓人感慨不已。羅斯福總統突然去世，副總統杜魯門接任總統，新總統提起關於他在康涅狄格大道那套公寓的遺留問題：「我們的傢俱現在還放在那裡，還會放一些時間……但是我已經付了本月房租，而且下月他們如果還沒有把白宮重新佈置好，我還要再付一個月房租。」這樣的話真的不像是一個馬上要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說出來的。要知道，哪怕是在一個小國當上一個小官，也常常是呼風喚雨，朝鮮人已經餓成那樣，金正日還在花天酒地，動不動向世界揮舞遠程導彈和原子彈。
民主社會未必不會犯錯，一個典型例子就是1944年羅斯福已經病入膏肓，可是老百姓還是把他繼續捧上總統寶座。這樣做的一個惡果與中國直接相關：1945年羅斯福在狀況極其不佳的情況下與斯大林舉行了「第二次慕尼黑會議」——雅爾塔會議，出賣了蒙古和中國東北的權益，還有東歐弱小民族的權利。
但是民主社會再犯錯，也是老百姓犯錯老百姓承受，而專制社會犯錯，則是統治者犯錯老百姓承受，就這一點而言，民主社會也具有無可爭議的優越性。
沒有人甘願因為思想觀點或者信仰被捕或者屠殺，在利益受損時不能公開吶喊。社會各階層乃至每個人之間的利益難免不時發生衝突，靠專制來暫時壓制一方而使另一方受惠的做法是不公正、不可持續的，最後往往導致被壓制一方採用最激烈的手段來抗爭。而且專制統治者即使有心調和社會各階層利益，但也往往力不從心，最後甚至社會各階層都反對他——因為他沒有社會各界選出來的合法性。看看法國大革命吧，最先發難的是貴族而不是資產階級或者普通市民。沙皇被推翻時，甚至調不動一個團的兵力來保衛他。
美國的種族歧視和暴力，自當是它的一個嚴重問題，本書中對3K黨和其他種族主義團體的暴行也進行了一再抨擊。但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多的種族問題呢？其實想想就明白了，美國是世界上種族最為多元的國家之一，洛杉磯的小學有81種語言在使用，極少是歐洲語言。紐約市的非英文期刊數量遠多於英文期刊數量。這就好比美國的車禍很多，但這並不是因為汽車或者道路差，或者美國人不遵守交通規則，而是因為美國汽車太多。
美國的制度在解決種族歧視和暴力方面已經取得很大成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很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廢除種族隔離運動最早是從最高法院的判例開始的，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總統在推動平權時遠比大眾積極得多。在聯邦政府的逐漸衝擊下，美國公眾也在不斷改變看法，從而為種族平等鋪平了道路。歐巴馬當選總統，正是美國這方面成就的最好證明。
相比之下，專制制度下種族和民族問題似乎更少，社會顯得更加平靜。
1970年代，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驕傲地宣稱這個國家已經沒有民族問題，全國已經成為單一的「蘇聯民族」。可是這種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啊？它靠得是普遍壓制各民族的利益，車臣人被從高加索集體流放到西伯利亞，活躍了幾百年的哥薩克被斯大林集體消滅。不錯，1970年代的前蘇聯看上去是很穩定，可是僅僅過了十多年，這個國家的民族矛盾就以最激烈的形式爆發出來——15個加盟共和國全部獨立，車臣人的恐怖主義活動至今仍然此起彼伏，俄羅斯境內的民族獨立活動依然不斷，許多獨聯體國家內部的民族衝突也從未停歇。
美國建國兩百多年來，也一再遇到嚴重的危機——英國入侵、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共產主義和法西斯的威脅，但在危機面前，絕大多數美國人並沒有拋棄甚至反對這個國家和它的制度，而是堅定地捍衛它們。
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兩年一次的國會改選從未間斷過，美國旺盛的生命力正在於此——美國並不完美，甚至非常不完美，但它近乎完美的制度模式和價值觀一直擁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可以允許不斷地改進所有不完美之處。
相比之下，在前蘇聯行將滅亡的時候，不僅老百姓反對它，甚至連絕大部分各級官僚都紛紛跳船。
相比之下，無論是古代的君主專制，法西斯德國的統治，還是共產主義蘇聯，或者佛朗哥右翼獨裁之下的西班牙，都無法與美國制度的穩定性相比。
談論美國的優劣，真希望中國能夠取長補短。
不在乎美國現在有多麼富裕，技術有多麼先進，這些都是次要的。
要知道，鴉片戰爭前後中國依然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200年前美國的經濟和技術顯然比中國落後得多，但它只用了200年就趕上了中國5000年的成就。
也正因為如此，內在的東西更值得中國人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