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久志一九六三年生，本來學的是木工活，但不知何故當上應德國環保運動而生的《日報》的記者。九十年代，兩大德國左派媒體《日報》和週報《時代》在北京合開一個記者站後，花久志從一九九七年起就是其駐京記者，雖然他不懂中文，妻子是日本人。
針砭時弊，呵護善良，匡扶正義是記者的本職。面對中共在大陸製造的人禍，花久志不得不履行他的職責，但是，他總是避重就輕，迴避一黨專制是各種問題的關鍵，繞著彎為中共辯護。在此以花久志對中共迫害法輪功、武力鎮壓藏人和維人的態度為例。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一日，花久志在《時代》上發表長文《終點站竹子古拉格 — 綁架、挨打、電擊：法輪功教派的追隨者在中國的勞改營遭受怎樣的折磨》。 一方面花久志陳述了大陸人因為信仰法輪功而遭受殘酷迫害和中共享「勞改」來迫害異己的罪惡；另一方面，他卻聲稱，「但法輪功也並非無辜」，他給出的理由是中共的宣傳「法輪功導致一千六百六十人死亡，其中二百三十九人自殺」。可是任何一個有職業道德的記者不難獲知法輪功嚴禁殺生，遑論自殺。
花久志在文章結尾斷定，「如果北京政府不用殘酷鎮壓來對付到處興起的新宗教（指法輪功），那麼，威脅這個國家的就是類似內戰的局面。」
花久志不是在關注中共侵害人權，而是在為中共迫害異己辯護，為中共剝奪老百姓的信仰尋找毫無根據的理由。在江澤民把法輪功打成邪教以前，法輪功在大陸傳播了七年。集體煉功可能就是法輪功在大陸製造的最大場面，這與「類似內戰」可謂南轅北轍。法輪功學員的「四•二五」萬人上訪，是因天津共警毆打抓捕四十五名學員後發生的，並且得到了朱鎔基的和平解決。倒是以江澤民為首的共產黨濫用國家機器迫害法輪功，發動了中共歷史上最大的整人運動，產生了「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惡」。加拿大人權律師麥塔斯和政治家喬高聯合發表的《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 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足以印證花久志身為記者的嚴重失職。
二〇〇八年，中共因再次武力鎮壓西藏人而遭到西方輿論譴責。五月，花久志發表《中國不是邪惡帝國 — 柏林必須不管西藏向北京靠攏》，自稱其寫作動機是出於對「西方對待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傲慢態度的惱怒」。他這是在偷換概念，轉移矛盾，把自己為人權惡棍張目，說成是為中國打抱不平。在書中，他一邊抬高自己表示，「當被壓迫者奮起反抗統治者時，與他們站在一起，是一名記者的道德義務」，一邊詆毀批評中共侵害人權的同行，說他們這麼做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等同於侵犯人權，這樣的報導是最有市場的」。
眾所周知，中共如何辱罵達賴喇嘛，花久志無法掩飾，因此便倒打一釘耙，誣蔑達賴喇嘛使用「文革」語言。他寫到，「在過去幾年裡，拉薩由一個西藏僧侶城市變成了漢人的商業和旅遊中心。成百上千的漢人商販來到這裡定居，自二〇〇六年七月青藏鐵路通車後，來自北京、上海的旅遊團蜂擁而至。很多藏人至今對漢人的大量湧入仍然感到難以接受。但人們是否就因此可以稱之為‘文化屠殺’呢，就像流亡中的達賴喇嘛常說的那樣？這一概念同樣也像是文革語言」。
與此同時，花久志還宣稱， 「中共很可能還將在相當長時期內領導中國，沒有其它力量可與之匹敵。除了與其對話和合作之外，別無選擇。」簡言之，花久志無法掩飾中共的罪惡，便將中共和受害人各打五十大板，然後毫無根據地替中共開脫，當然他還得首先無視中共反對派的存在。共產黨把中國精英要麼殺害，要麼囚禁，要麼趕出國門，而洋五毛則宣稱中共天下無敵！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一日，德國之聲中文網以《德國記者眼中的新疆事件》譯介一篇德國和瑞士的報導。首先是花九志在《時代》週報發表的評論《血的和諧》。這一次，花九志表示，「不應過急地批評中國的軍警。與去年西藏首府拉薩一樣，他們面對的是意圖使用暴力的示威者，這些示威者看來想發泄對數十年受屈辱、受歧視的不滿怒火。當時在西藏，軍警甚至更多地表現了克制。中國這個獨裁體制內大多情況下沒有進攻型的警察，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很可能也是這樣」。共警到了他的筆下居然成了被動的受害者。如果共警像他說的那麼講理，楊佳就不會被迫在二〇〇八年中共的生日，用生命向共警討說法了！
接著花久志表示，「中國每年有八萬多起較大規模的衝突和抗爭，通常警察不使用武力就能平息。過去三十年，資本主義大放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但並沒有隨之爆發較大的暴力行動，這確實是一個政治奇蹟。它證明，共產黨用儒家理念處理衝突與所謂明智鎮壓相結合的做法具有高度藝術性。」共產專制導致的人禍到了他的筆下居然變成了中共的政績！
花久志的報導大致是這個模式。 他總是竭力美化中共的暴政，混淆中共與中國，用被中共綁架的人民來掩飾中共的罪惡，試圖把民眾的功勞算在中共的頭上，堪稱「小罵大幫忙」的德國典型，容易迷惑不分中共和中國的受眾。（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