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賦》是蔡邕一篇很重要的寫琴賦作，極具典雅美學風格，代表了蔡邕賦作創作水平和創作藝術特色。《琴賦》是東漢音樂賦作中的典型之作，是這一題材中的優秀之作，自宋玉《笛賦》後，音樂進入賦中，成為被描寫的對象，音樂賦興起，有馬融的《長笛賦》、王褒的《洞簫賦》、劉向的《雅琴賦》等等，這些賦作組合成一個系列，體現出音樂賦的創作特色，蔡邕的《琴賦》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短小精悍，靈動如樂曲，氣韻天成。其抒情、典雅而流麗，有較重的駢偶化趨勢，代表了漢代音樂賦的走向，亦是漢代音樂賦的小結，又直接引導了同名絕頂之作——嵇康《琴賦》的出現。蔡邕是漢末文學家、音樂家，其對音樂的感悟表達在《琴賦》中，顯示出了他的天賦，蔡邕繼承了孔子以來的儒家強調雅樂和音樂教化的傳統，張揚了音樂的「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的功能。嵇康《琴賦》認為琴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是對蔡邕音樂美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蔡邕是一個天才音樂家，也是一個天才文學家。他的音樂賦除了《琴賦》外，還有《瞽師賦》，另外還有《琴操》等。他的賦不僅展示了卓絕的文學功力，也展示了他精深的音樂修養，二者相得益彰。只有對音樂、對琴有深刻體悟，才能熟知彈琴指法和技巧，才能深通樂理，寫得出《琴賦》。《琴賦》的寫作無疑是他音樂理想和琴的理念以及文學創作情感的釋放。
蔡邕素喜儒學，他重視雅樂、重視悲音是其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面對東漢末年的社會境況作出的必然選擇，他的賦作行文從內容到形式都擺脫不了儒家思想對他的控制。蔡邕處在東漢末年的社會背景下，企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匡復漢室，做出一番成績。仕途不濟的情況下，在藉助彈琴與文學創作抒發自己情志的同時，他希望用音樂用文學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從人心上感人，起到救世的作用，音樂與文學較好地統一於蔡邕的這一社會理想中，但遺憾的是，漢室積重難返，大樹將傾，蔡邕個人也無力回天。
蔡邕的才華在書法、繪畫特別是音樂上有過人的表現。蔡邕曾經創造了八分體，精妙絕倫，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蔡邕的畫在當時也有重要影響，可惜沒有作品流傳。
蔡邕的音樂作品大多沒有流傳下來，《文選》李善注嵇康《琴賦》說：「俗傳蔡氏五曲，《游春》《綠水》《坐愁》《秋思》《幽居》。」同時，還多處引用蔡邕的《琴操》，《琴操》是蔡邕收集的樂曲資料，其中記載了很多古代的琴曲故事。蔡邕也品評過當時的漢樂，把漢樂分為四品。蔡氏五曲和《琴操》都沒有完整地保存下來，較完整的與音樂有關的只有《琴賦》。
《琴賦》的美學風格解讀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巔，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協之鐘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爾乃閑關九弦，出入律呂，曲伸低昂，十指如雨，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弦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弦既抑，雅韻復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嘆，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琴賦》
以下是幾條為佚文：
「一唱三嘆，淒有餘哀。」
「丹弦既張，八音既平。」
「苟斯樂之可貴，宣蕭瑟之足聽。」
「於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衰人塞耳以惆悵，轅馬蹀足以悲鳴。」
蔡邕是東漢末的文學領袖，是漢末最後一位辭賦家，他的賦是東漢文學向建安文學的轉型，《琴賦》作為一篇賦作，體現了這種轉型。漢大賦以經學為價值取向的特徵特別突出，蔡邕是東漢經史大家，於經學和史學都有很深的造詣，曾經刻石經，正定六經文字，又寫《靈紀》和《十意》，記錄漢事，所以才有劉勰《文心雕龍·才略》說：「張衡通瞻，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所以，蔡邕之賦，隸事用典信手拈來，揮灑自如，化用天然。錢基博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中說：「邕之文，澤古者深，其辭坦迤，如不經意，而暗與之和，大抵以《書》之端凝植其骨，以《詩》之安和植其節，以《左氏》之整暇調其機。其文以意度勝人，不以骨力見高，舒詳安雅，而氣如瑩，裷裷乎三代之遺音也。」錢基博對蔡邕評價很高，說他用典是不經意的，沒有痕跡，與文章融為一體，熟用《尚書》《詩經》《春秋左傳》中的典故，因而以意度勝，行文舒暢，氣韻流動。
《琴賦》是描寫彈琴動作的一篇賦，明顯地具備賦的美學追求與品格，賦之篇首：「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巔，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多隸事用典，使賦起首即不落凡俗，典雅雍容有意味，而且句式整齊，有氣勢力度，行文極為流暢，給人以極雅之趣。蔡邕著眼於援引詩句本身或者化用詩的原本意蘊，以抒發自己的情志，表達自己的主觀想法。文辭在典雅的同時又具備詩意特徵。「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嘆，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蔡邕在這裡提到了十二首古代琴曲，亦同時是在用典故。短短十二句話，四十八個字中，敘述了十二個古琴故事，用語精練，意味深長，而且用四字句式，典雅而有氣度，行文流暢。與賦中彈琴動作和琴音的描寫形成整體，節奏緊然，氣韻流動，錢基博先生說「其辭坦迤，如不經意，而暗與之和」正是此意。劉永濟先生在《文心雕龍校釋·麗辭》中指出：「文家用古事以達今意，後世謂之用典，實乃修辭之法，所以使言簡意賅也。故用典所貴在於切意，切意之典，約有三美：一則意婉而盡，二則藻麗而富，三則氣暢而凝。」用這一段話評論蔡邕的用典是很恰當的。
《琴賦》隸事用典，故多駢偶句式，體現出整飭和雅之美。十二古曲，四句四十八字，還有「清音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弦撫」、「左手抑揚，右手徘徊」，這些句子對仗工整。東漢以前的漢大賦，時有駢偶句，但大多不是作者的刻意追求，東漢作家開始有了自覺的追求傾向，劉勰《文心雕龍·麗辭》說：「自揚、馬、班、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行鏤法，麗句與深採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評論比較恰當，漢末文風發生改變，賦家崇尚麗句偶意，作家追求字句之間的對偶，追求文辭藻飾，文風漸漸走向華靡。蔡邕處在漢魏文學的聯結點上，是漢代文學的終結，是魏代文學的導引和準備，在東漢後期辭賦向建安賦過渡環節中佔據著重要地位。蔡邕辭賦的駢偶化是一種自覺審美意識追求下的產物，作者有意識地追求文辭整飭和精巧，表達自己的創作傾向和創作努力。《琴賦》的駢偶化傾向就是這種追求下的結果，《琴賦》的引用用典與駢偶句式合二為一，共同組成了《琴賦》的典雅美學氣質。由漢代到六朝，蔡邕是一個轉折，其駢麗化和典雅美學風格導引了建安甚至整個六朝文學的創作風格。
《琴賦》的音樂角度解讀
《琴賦》中彈琴動作的描寫
《琴賦》集中寫了彈琴動作。古代記譜方法多樣，其中之一即有用描寫指法來記譜，蔡邕《琴賦》對彈琴動作的細緻刻畫當是這一方法影響下的產物。《琴賦》說：「爾乃閑關九弦，出入律呂，曲伸低昂，十指如雨」、「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就是他彈琴動作的記錄，其中不乏他個人的彈琴經驗與技巧，這一系列動作的連貫與流暢，表明其琴技的高超，同時這一串動作中也體現出彈琴者蔡邕的喜悅心情。
《琴賦》中的琴音作用
《琴賦》不只是描寫了彈琴動作，還說到琴音的雅頌。《琴賦》開篇即體現出典雅的美學風格，在行文中描寫彈琴與琴音。蔡邕重視雅音，「爰制雅器」、「繁弦既抑，雅韻復揚」，蔡邕是儒學大師，儒家思想濃厚。儒家倡導雅樂，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把音樂納入儒家思想體系中，孔子重視雅樂的移風易俗的教化作用，強調「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盡善盡美」(《論語》)，其後的儒學大師荀子作《樂論》，把音樂和治國興衰結合起來，雅樂就一直成為了漢儒們的至上追求，作為漢儒一員的蔡邕身在漢末，更加體會到雅樂於移風易俗、匡正社會的重要性，所以提倡雅樂，希望「雅韻復揚」，以「通理治性」。蔡邕在《琴賦》中說：「爰制雅器，協之鐘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琴在漢代很流行，為儒人學士所喜愛，琴可以「通理治性，恬淡清溢」，可移風易俗，陶冶性情，提升個人修養水平，有助於儒家教化。「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白虎通義》)所以，蔡邕在《琴操》中說：「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養性，反天真也。」《淮南子》也說：「神農之初瑟，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也。」這些都談到了音樂、談到琴瑟的教化和修身養性作用。《樂記》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行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乃干戚羽旌，謂之樂。」這段話強調，音樂是因人心感動而生的，揭示了音樂與人心的關係，表明音樂與人的情感抒發有關，琴為音樂中最高雅的藝術，為文人儒士所鍾愛，儒士文人通過習琴彈琴，「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琴可以移情，蔡邕《琴操》說：「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先生曰：吾能傳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善於琴，能作人之情。今在東海上，子能與我同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相與至海上，見子春，受業焉。」由此可見，琴的最高境界在於移情，能「作人之情」。伯牙與子期的故事廣泛流傳，伯牙於琴道造詣精深，而獨子期能懂，伯牙鼓琴，子期能聽得出其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所以子期死後，伯牙因為沒有知音，終身不再鼓琴。
《琴賦》的悲音氣質
蔡邕是漢末大儒士，懂琴能琴，以琴「通理治性」，以琴移情，移風易俗，行教化作用。《琴賦》中還有濃厚的悲音氣質。《琴賦》：「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藏摧」、「一唱三嘆，淒有餘哀」、「於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衰人塞耳以惆悵，轅馬蹀足以悲鳴」。蔡邕寫悲音，認為悲音更可以起到移情作用，以移風易俗，行教化作用。蔡邕生於東漢末年，主要生活於漢桓帝和漢靈帝時期，宦官專權，朝政混亂，社會矛盾激化，漢王朝隨時都有滅亡的危險。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的文人士大夫蔡邕，以匡正天下為己任，憂患意識濃，有較重的悲音氣質。蔡邕仕途不順暢，三次出仕，第一次是因為宦官們聽說他琴技高超，召他入朝鼓琴，蔡邕中途稱病返回，閑居家鄉十餘年，第二次是被司徒喬玄召為幕府，先拜郎中，後校書東觀，在朝九年，遭到朝中宦官的陷害，流放朔方。被免罪後，得罪宦官，又被迫流亡江湖，浪跡吳會十二年，第三次是在五十七歲的時候，被董卓強命召入朝中，做官四年，董卓被殺，蔡邕下獄死。觀蔡邕一生，懷才不遇，人生坎坷，無法實現遠大的政治抱負，最後還冤死獄中。在這種國家、社會和自身的重重困境中，蔡邕傾心於琴，寄情於琴，以琴發悲音。由此可以看出，蔡邕的悲音是嘆世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