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縫嘴的人 （禿頭倔人）
【看中國2014年07月21日訊】他是一名記者，多年來為中國一家最敢言的報紙做調查報導，讓我稱他陳先生吧。
他的工作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陳先生的編輯是由共產黨任命的，每一天，陳先生都不得不與審查員們叫勁兒，他們掌握著他可以發表什麼、不可以發表什麼的大權。
儘管如此，他在這條路上已經贏得了諸多勝利，揭露腐敗和愚蠢行徑，讓一些官員措手不及。
但是今年北京已決定杜絕哪怕是最低程度的稍稍地偏離黨的路線。
「一天，我的編輯走進來，要我停止寫作」，陳先生苦笑道。「他承諾會繼續給我開工資，但請我能不能保持沉默？」
陳先生的情況並非個案。每一位試圖寫出原創性的、發人深省報告的記者都已成為一場新的整風運動的目標。
在2011年寫出一份全面調查報告的記者張志安（音）估計，在過去三年裡，負責「獨立、公眾利益、負面或敏感性」報導的記者數量下跌了66%。
他說，「在中國媒體工作的上百萬記者中，這類記者已經剩下不超過200名。」
「因為政府的控制，這些數字正在下降。而對於新聞機構而言，要維持大批不能發表任何東西的記者團隊非常昂貴。」
也許中國最著名的調查記者是49歲的王克勤，他在三年裡被迫離開了兩份報紙。
他的獨家報導包括曝光山西疫苗大批出現嚴重問題，導致四名孩童死亡，另外74人患病。
如今，他在為一家慈善機構工作，宣傳一種肺部疾病的危險性。他在一場「新的意識形態鬥爭」開始前說，「我想成為一名記者，但此刻他們不讓我當。」
他在談到最近對腐敗官員的一波調查報導時說，「現在，媒體不可能監督政府」，「這些記者不是在老虎還活著的時候去抓老虎。他們是在配合政府打‘死老虎’。他們別無選擇。這是政府指定的功課，他們不得不去做。」
本週，中國的記者們預計將收到他們新的官方記者證。
但要夠格拿到記者證，他們每個人都必須參加一個新的考試，旨在加強其職業道德、專業操守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
他們還必須簽署一份保密協議，禁止他們與其他記者分享任何數據，或者在社交網站上發布信息。
近年來，調查記者們使用如新浪微博這樣的社交網站來曝露他們在其它地方無法發表的資訊。
一名資深記者說，「我曾報過一個抗議。那時我給報紙遞交了一份標準的報導，之後我做了錄像，進行了採訪，顯示政府說沒有一個人被打死是在撒謊。」
「在過去，這類材料我們會存起來，等幾年後寫一本書。但有了微博，我們就可以放在微博上。我試了好幾次如何繞過網路審查，終於讓它在微博上出現了一陣子（才被審查員刪了）。」
上週，媒體監管機構還重申了反對出版「國家機密」甚至包括「以前未公布的材料」的規則。此外，一些新聞學院的負責人最近已被換成來自宣傳部門的官員。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展江說，「至少十個新聞學院，包括安徽、蘭州、南京和中國政法大學的負責人來自中宣部。」
他補充說，「整個政策的變化是因為北京想要收緊它對中國新聞業的控制。我無法預測將會發生什麼。」
本月早些時候，30名記者和律師在北京北部的一個會議室裡舉行了一整天關於如何避免「法律風險」的討論。
其中一名律師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你想嘗試做個好記者，你應該馬上聘請一名律師。」
他補充說，如果當局想逮捕記者，他們會運用一切的名義來指控。「他們可以說你在擾亂公共秩序，或者說你泄露了國家機密。什麼是國家機密，什麼不是，這個界限非常模糊。或者你可能因為‘非法收集個人信息’而被捕。」
「在某些情況下，警方可能深挖你的個人資料，直到找到些什麼，譬如發現你有一個賬單還沒支付等，因此來拘捕你。」
在該研討會上，一名資深記者說，中國的記者不斷地被保密法絆倒，當局能任意地用保密法來把任何資訊劃為機密範疇，哪怕該資訊之前已被公布發表。他說，「這是記者們的日常問題。」
其結果造成傳統的報紙和電視臺存在商業化的危險，它們正在失去讀者和觀眾，因為它們無法與網際網路的及時性或在利益上進行競爭。
一名經驗豐富的記者說，「我個人已經再也看不到有哪些強有力的新聞報導或調查報告了」，「仍然在做硬新聞的人員數量在減少。一些報紙和雜誌只有軟新聞了。」
由於近期讓中國記者不要與外國記者交談的規定，出於安全考量，這裡我們不能公布這些受訪記者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