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經濟、文化、科技發展不平衡是北宋一大特徵，也是北宋沒有成為強國的重要因素。北宋在軍事上「積弱」，在經濟上「積貧」，但在文化和科技領域卻創造出許多輝煌的成果，是中國古代文化最繁榮、科技最發達的朝代之一，在中後期還呈現了文化大家「井噴」的罕有現象。
北宋文化繁榮、科技發達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宋初宋太祖趙匡胤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後來的繼承者無不謹守「祖宗法度」，使社會風氣從五代時的重武輕文變成重文輕武，文人地位迅速提升；二是北宋擴大取士規模和取士途徑，使各路文化精英通過科舉考試脫穎而出，步入政壇，成為推動文化發展的重要力量；三是北宋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社會穩定，為文化和科技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軍事「積弱」經濟「積貧」 科技文化登峰造極
北宋是個非常奇特和發展不平衡的時代。一方面，北宋雖然擁有龐大的軍隊，但軍事實力不強，與遼國和西夏對抗時長期處於劣勢。經濟上雖然十分繁榮，但北宋政府經常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由於北宋在軍事上「積弱」，在經濟上「積貧」，被歷史學家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一個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中國歷史上很多重大發明都出現在北宋，歷史學家黃仁宇說：「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在11、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裡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同時，北宋的文學藝術也登峰造極，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的：「華夏民族的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無論文化人才還是文化成果，北宋都可以和歷史上任何時代媲美。北宋的皇帝文質彬彬，詩詞、書法、繪畫無所不通，有的還是藝術大家；北宋的文人士大夫知識淵博，出口成章，著述豐富；北宋的百姓讀書成風，舉止有禮。在「唐宋八大家」裡，北宋就佔了六位，北宋的詞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顆明珠，北宋還開創了理學，在哲學領域出現了「北宋五子」。北宋是文人得寵的朝代，是文化人的天堂，難怪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宋太祖推行偃武修文 後人謹守祖宗法度
北宋中後期文化的大發展，其根本推動力在於建國之初趙匡胤定下的偃武修文基本國策。
在宋以前的唐末五代時期，軍閥爭霸，戰亂頻仍，斯文掃地。掌握軍權的藩鎮橫行天下，人們普遍認為「文章禮樂」無益於時，形成了重武輕文的社會風氣。趙匡胤建立宋朝後，為避免重蹈五代時期王朝更迭頻繁的覆轍，採用宰相趙普的策略，實行偃武修文，通過「杯酒釋兵權」，推行更戍法和用文官取代武官治理國家等措施削弱武將權力。
接著，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趙光義大力推行文官制，並通過擴大科舉規模吸收大量文人進入政府，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建立由讀書人執政的朝代。
宋太祖、宋太宗的偃武修文措施被後來的繼承者奉為不可更改的「祖宗之法」，宋真宗和宋佳宗都是祖宗法度的模範繼承者。宋神宗授權王安石實施變法，主要是針對經濟和軍事領域，對偃武修文國策並沒有觸及，到北宋晚期，朝廷的文官隊伍空前龐大。
在個人文化修養方面，北宋皇帝人人都會舞文弄墨，吟詩作對。宋真宗不懂軍事，但在文學藝術方面造詣頗高，其書法成就有人認為比宋徽宗還要高。敗國皇帝宋徽宗自幼酷好詩詞書畫，是一位詩詞書畫並精，山水、人物、花鳥兼善，在文學藝術領域無所不通的「皇帝藝術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於皇帝的力體身行，北宋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文化領域全面發展，碩果纍纍。
取士途徑和規模擴大 文化精英脫穎而出
人才是文化繁榮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北宋「修文」大工程主要立足於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始於隋，興於唐，完善於宋。北宋科舉制度在因循唐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取士途徑和取士規模，在考試內容和考試制度方面也進行了改革。
唐代科舉以進士科為主要科目，每次錄取人數隻有二三十人，宋初每屆錄取人數和唐代差不多。宋太宗即位後，為補充朝廷文官隊伍，開始大規模增加錄取人數。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殿試，共舉進士109人，諸科及策者207人。後來，錄取人數繼續增加，北宋時期每屆錄取進士人數都在三四百名左右，使北宋文化界出現了人才濟濟的局面。
由於北宋健全科舉管理和考試制度，有效防止了徇私舞弊和權臣把持科場的行為，使寒門子弟也有機會通過公平公正的考試進入仕途，同時也保證了取士的質量，把不學無術之輩拒諸門外，使絕大多數文化精英集中在政府機構。
北宋的考官基本上都是學富五車、文化修養和創作水平極高的官僚學者。如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考試，擔任知貢舉的是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歐陽修，擔任權同知貢舉的王珪、梅摯、朝絳、範鎮也是北宋文學名家，而擔任點檢試卷官的梅堯臣是宋詩的開山祖師。這一屆各科共錄取899人，其中進士科錄取了388人。
蘇軾、蘇轍兄弟就在這一年考中進士，蘇軾考了第二名。據說，本來蘇軾應為第一名，因主考官歐陽修在閱卷時判斷失誤，以為能寫出這麼漂亮的文章定是自己的弟子，為了避嫌，便把該卷的名次放在第二，結果章衡得了榜首。宋仁宗看了蘇軾兄弟的考試文章後，極為欣賞，回到後宮還讚嘆不已，對左右說為子孫物色到了兩個宰相之才。
與蘇軾兄弟同榜中進士的還有曾鞏、曾布、曾牟兄弟及從弟曾阜一門四人，曾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協助王安石變法，官至宰相。北宋理學家張載、呂大鈞、程顥亦於此科及第。
少動干戈重視文教 百年穩定造就發展
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北宋的文化繁榮，並非短時期就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百餘年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基礎上形成的，大量的文化名人、大批的文化成果，都是在北宋中後期出現的。
自宋真宗與遼國於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締結「澶淵之盟」後，宋遼兩國之間百餘年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戰爭，宋與西夏等國發生的戰爭都在邊境局部地區，不足以動搖宋朝的穩定。
從1004年到北宋末的一百多年間，北宋物質文明迅速發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政府和民間創辦的教育機構遍及全國，各種出版物大量發行，文化科技知識從城市傳播到鄉村每一個角落，朗朗讀書聲處處可聞，人民的文化素質普遍提高，大量文化科技人才脫穎而出。
北宋中後期，一大批文化名人幾乎同時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寇准、范仲淹、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晏幾道、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沈括、黃庭堅、蔡襄、米芾、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張擇端、李公麟等都是現代人耳熟能詳的文化名人，有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輝。他們創造的文化成果已經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的珍貴文化遺產，中國文化至北宋已趨精深成熟，北宋文化人雅歌投壺，詩酒唱和，可能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已處身於宋朝文化的高峰，甚至是中國文化的高峰。
這一時期規模如此巨大的文化名人「井噴」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北宋文壇盛極一時
北宋文壇群星薈萃，明代學者宋濂稱：「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韓愈、柳宗元為唐人，其餘六人均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外，還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北宋是一個詩的國度，更是一個詞的國度。宋詞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寶庫中的精華，其內容之廣泛，體裁之多樣，藝術之精湛，都是歷代無法與之相比的，它和唐詩並稱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
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而北宋詞人眾多，佳篇迭出，可以說是詞的鼎盛時期。北宋詞的繁榮發展得益於自上而下的推動，北宋皇帝個個愛詞，北宋文官人人都是詞人，北宋民間寫詞成風，人際交往已經到了無詞不歡的程度。
北宋著名詞人有晏殊、歐陽修、張先、晏幾道、范仲淹、柳永、蘇軾、秦觀、黃庭堅、周邦彥、李清照等。
北宋湧現了許多著名書法家和畫家。書法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稱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眾人所長獨出己意創造的「瘦金書」也別具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
北宋畫家早期有李成、範寬、燕文貴、文同等名家，中後期有蘇軾、李公麟、張擇端、米芾、米友仁、趙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畫最能代表中國畫最高的藝術水平。
史學出現經典巨著
北宋在史學方面也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其代表人物是歐陽修和司馬光。
在《二十四史》中，有兩部史籍與歐陽修有關，一部是《新唐書》，一部是《新五代史》。《新唐書》由歐陽修主持編寫，《新五代史》則是歐陽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這兩部史籍都是紀傳體史書，這種體裁的史書以本紀和列傳為主要內容。
《新唐書》最初由宋祁編著，因宋仁宗擔心宋祁一人難以獨自完成這項工作，所以又令歐陽修參與並主持修撰。二百二十五卷的《新唐書》，宋祁一人承擔了其中三分之二的修撰。歐陽修作為主持人，對宋祁的勞動成果十分尊重，很少改動他的文稿，並堅持分別具名。《新唐書》體裁完整，既有本紀、列傳，又有志和表。《舊唐書》無表，《新唐書》創撰《宰相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和《方鎮表》，不僅補了《舊唐書》之缺，對瞭解唐朝史書，也頗有幫助。
《新五代史》在編撰方法上仿效《史記》，在寫作上仿效春秋筆法，刻意簡約文辭，以達到微言大義的效果，因此刪去了不少重要史料。但相對《舊五代史》而言，《新五代史》取材廣泛，敘事生動。加上歐陽修文筆簡淨，因而更有可讀性。自成書後，讀者無不稱讚歐陽修的文筆好，其中的一些論讚尤為出色，如《伶官傳序》、《宧者傳序》等都是中國古代散文的不朽之作。
司馬光的史學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馬遷並稱「兩司馬」，他的《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的最高成就和總結性作品。編年體史書的特點，是以時間為綱，按年月日的順序記載史事。《資治通鑒》共294卷，上起戰國時期的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記載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錄》、《考異》各30卷。該書「詳於理亂興衰」，在取材上「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寫作上文筆「飛動」，使人百讀不厭，顧炎武把《資治通鑒》視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理學有「北宋五子」
北宋在哲學領域遠超唐代，出現了一批理學家。理學是儒家哲學的特殊形式，因理學家著重探討義理、性命之學，故稱為理學，又稱為道學。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孫復被稱為理學三先生，但實際的開創者為「北宋五子」，即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
周敦頤是宋代理學的開山鼻祖，人稱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通書》等，他將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加以融合，闡述了理學的基本概念和思想體系。張載是程顥、程頤的表叔，人稱橫渠先生，他發展了氣一元論思想，為古代中國辯證法的集成者。他所作的《砭愚》、《訂頑》（即《東銘》、《西銘》）影響深遠。張載著有《正蒙》、《理學經窟》等，其理學體系較有體統性。程顥、程頤兄弟都曾從學於周敦頤，程顥人稱明道先生，程頤人稱伊川先生，兄弟合稱「二程」。他們是北宋理學的重要代表，為北宋理學思想奠定了基礎。程頤著作有《易傳》，和程顥的著作合編為《二程全書》。邵雍是北宋最有創造性、自成體系的奇特思想家，是先天象數之學的創始人，其理學體系集中體現在他寫的巨著《皇極經世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