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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延至現在才寫出我於四月一日辭去新加坡南洋大學校長的詳細經過情形，只是因為如果在我離開馬來亞以前發表這篇文章，我和我的家眷便將有慘遭共黨手槍暗算的危險，事實上，在我辭職的前後的幾個星期中，我們住在新加坡就有英國警察的特別保護。
我是被迫辭職的
我是被迫辭職的，而南洋大學之想成為一個自由學府也是在共黨的直接破壞之下化為一場春夢。共黨的破壞行動，就在英國遠東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所在地明目張膽的恣意進行。在北平指揮之下，企圖奴役遠居東南亞的一千兩百五十萬華僑心靈的惡毒陰謀，我成了他們眼中之釘。這項陰謀如同肉眼所不見的毒蟲，已駸駸乎有，使新加坡今日無力抵禦顛覆。一如其於一九四二年時無力抵禦越過半島的日本突擊一樣。
是由於世界一部分善良人們的被麻醉和散慢無組織，才使原能成為抵抗北平魑魅伎倆的堅強堡壘的南洋大學，竟在戰鬥尚未開始，甚至第一堂課尚未開講以前即行放棄。
中國僑居海外的華僑們在其他亞洲民族之間的處境，常是十分困難，他們辛勤工作，常能積聚財富獲得權利，但也因此導致仇恨和迫害，更重要的，他們都有著幾種不同的忠誠，其中以忠於祖國的忠誠最高。數十年來，他們一向將子女送往中國受教育，然後在他們遷至僑居地時可以保住中國的語言和文化。
共匪騙誘了僑生
中共聰明的鼓勵著這種傳統，用許多教育的諾言引誘海外的僑生。北平的宣傳說：「只要帶著你隨身穿的衣服，其餘一切我們都供給。」全東南亞有上千上萬的青年人應聲而去，但是不久就顯出事情有異，僑生們都一去不返。他們受到共產黨的高度思想訓練，一個個都變成了青年的狂熱分子，只夢想有朝一日拿著步槍，以征服者的姿態回到海外的家裡去。新加坡的僑領們都對此情況大感困惱（新加坡人口一百二十萬華僑佔百分之八十），一方面因為他們反對他們的子女受政治思想訓練，但主要的原因卻是他們的子女一去不返。一般的海外華僑只要他們能繼續工作發財，就不關心政治，但他們對於孔夫子所教導的家族香火綿延，卻都非常重視。北平現在使到他們面臨一種抉擇，是失去他們的子女，還是讓他們的子孫脫離中國的文化。
南大邀我任校長
其解決方法是顯然的在中國國外創辦一所中國大學。一九五三年年初，新加坡的僑領們聚在一起，籌組南洋大學（中國人通稱東南亞為南洋）。英國最初對於創辦南洋大學的計畫加以反對，誠恐已為共黨在馬來亞反抗運動中所利用的華僑與馬來亞人之間的種族裂痕會更趨嚴重，但在華僑的堅持之下，英國人乃讓步而改取不過問政策。一九五三年五月，南洋大學正式成立，最高機構是一個九個人的理事會，亦稱為董事，是由馬來亞聯邦九省、沙撈越及新加坡的殷富僑商的委員會所控制，其中以六十人組成的新加坡委員會為最重要，事實上亦掌握著校務。一九五四年正月一位使者來到我的紐約寓邸（我當時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請我出任校長。
陳六使不識之無
很少有人曾經受到過較此更令人興奮的使命。我立即看出南洋大學可以完成一項對於自由世界有無比價值的任務，遏止共黨在東南亞的滲透，但我也看出主持此項計畫的人對於其含義的天真無知，一如他們意向的純正真誠一樣。在這些人中，最重要亦最典型的一位，便是理事會主席、久經公認為新加坡僑領的陳六使。陳氏今年六十歲，面貌嚴肅，舉止粗魯，是當今亞洲最神氣的鉅賈之一。過去做過橡膠工人，至今仍然是差不多不識之無，也正是海外華僑進退維谷的一個不幸的象徵。
陳六使久已是馬來亞的一個豪富，一九四五年日本潰敗之後，他在一連串的預謀深算之下，控制住全東南亞的無數橡膠儲藏，陡至暴富。自此之後，即財富與日俱增，韓戰期間，據稱他和美國做了一千三百三十萬美元的橡膠生意，以致他的權力之大，連一位橡膠業的權威最近也說：「他現在對於市場的影響力量大概比得上任何政府。」
未料引起政治問題
如同大多數海外華僑一樣，陳六使的政治態度如同牆上草，他顯然認為中共並沒有什麼壞處。一九五零年新加坡舉行豪華的「千賓晚宴」慶祝中共在中國的勝利時，他是大會主席，並且為英國之承認北平政權乾杯，另一方面，他卻又是推舉我為南洋大學校長的主要發起人，顯示他對於眾所周知的我擁護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完全漠然無知，陳六使的目的，我想，就只是要單做他的生意，而不纏於政治漩渦。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寫信給我說：「吾人如不於今日設法保留吾國之文化，則十年之後，吾人行將見此間同胞之教育必將岌岌可危，二十年或三十年後，吾人之語言文字或並將消失無存，四十年或五十年內，吾等將不復為中國人矣。」我當時確信這是他想創辦南洋大學的唯一動機，今天我依舊如此確信，我並且相信陳六使以及他的左右一般人根本未料到創辦南洋大學會引起政治問題。
我要求具體保證
於是我堅持要求要有幾項具體的保證：我要有‘唯一的’行政職權，南洋大學應有‘一個非常單純而無政治性的目標’，教授應享有絕對的思想自由，南洋大學‘無論在精神及物質方面均應是一個第一流大學’，為達成此一目標，我要求在一九五四年年底以前至少應籌集三百三十萬美元，一九五五年年底以前應再籌集三百三十萬美元，我當時回信說：「與其日後長期鬧頭痛，莫如現在暈一下。」
陳六使以理事會名義對此一切完全同意，答應‘如有必要願犧牲余全部財產’，並且保證他個人立即捐獻一百七十萬美元，他非常想南洋大學有面子，主張我住的房子以及坐的汽車，如不比馬來亞英國大學校長的更好，至少也應該一樣好。一九五四年初，陳氏告訴我，各方面已經認捐四百萬美元，五月三日我接受了校長職務。
同一月，開山機在新加坡島西端可以遠眺大海，風景宜人的五百六十畝校址所在地行破土典禮，我則在美國和英國開始網羅我所能找到的最優異的教育家出任南洋大學教授，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我偕家眷抵達新加坡，遷入一所供我臨時居住的花園平房。
煩惱事接踵而至
煩惱幾乎是接踵而至，校舍的建築有煩惱，我聽到可靠的報導說，在建築材料的合約中有中飽情事，並且開山機顯然是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工作以增加漁利，我發覺董事們不守信諾，不與我先行磋商即行通過一項設計，開始建造圖書館，大而不當，光線全不考究，藏書的地方又小得可憐，同樣地，他們又不與理學院長商量，即行建築理學院的校舍。更預兆不祥的，是政治氣氛早已不利，有幾個董事抨擊我的紐約來信中署年為‘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同時因為我國報紙的登載，說我曾經說來新加坡是要建立一個‘反共’大學，而使我受到嚴厲的批評，其實這是不正確的，我當時是說要建立一個自由大學，一個人們能夠自己思索，對政治問題自由決定其主張的大學。
同時，共產黨支持下的新加坡小報也開始對我展開詭譎的攻擊。小報是不定期出版的中文報紙，英國政府對於它是只要不涉及到馬來亞的戰爭，就容忍其存在。該報罵我浪費南洋大學的經費，罵我是美國的特務人員，並且說我英文都不通。
至去年十二月時，情況已經顯明，這許多阻撓與中傷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北平已經意識到南洋大學在一個它所不能控制的人的主持之下，可能成為一支自由的力量，所以在我抵達新加坡之後不及兩個月，北平即已頒下命令必須搞走林語堂。
共匪建立破壞組織
共黨的破壞組織始建於一九五一年，當年馬來亞共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武裝叛亂已經失敗，必須改弦易轍把主要的努力轉向於對各種合法組織，特別是工會及學校的滲透。共黨在工會中的工作，比較說來未能成功，但在新加坡華僑學校的八萬七千名學生中，由於學校為私立，英國政府難於控制，因此共黨的成功著實驚人，並且幾乎是難以置信，尤其是對於約一萬名年齡在十三歲至十八歲的中學生，更屬如此。
共黨所運用在學校中從事工作的約有六十名核心分子，都是十幾歲的小共產黨員，也許是每個學校有著五、六個人，他們的工作是秘密進行的，起先是遊說和威嚇同學，再是同學的父母（比如說揚言要用磚頭砸它們的商店櫥窗），再就是學校的老師，當英國政府禁止學生組織後，他們就轉入於‘讀書會’，野餐以及各項社交活動中，教同學們跳秧歌舞，他們並且散發一種手抄的「自由報」，以及為‘救濟貧寒學生’發動募款，終局是他們在學校中獲得了絕對的控制，有時同學們突然聲稱要‘開會’，就把老師趕出課室，有一次一位女校長堅決不答應，同學們竟向她臉上灑硝鏹水，使她容顏永改。
學生遊行，陰謀暗殺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三日，為了抗議英國政府所實施的一種溫和的徵兵制度，成千的學生靜靜地聚集在新加坡市中心區，他們一徑倔強地朝著警察的防線前進，以至警察不得不向排列在隊伍前面的女同學開放消防水龍，才衝散了隊伍。將女學生排在隊伍前面，都是學生領袖們的佈置。之後，英國政府又發現了一些文件，證明曾經有一名學生奉命要在遊行示威時暗殺新加坡一所最大中學的教務主任和訓導主任，但卻提不起這個膽量。這位教務主任情願繼續留校，但要學校以一萬六千六百美元保險他的生命，學校未答應這項要求，他就辭職了，而那位訓導主任則乾脆變成了他的共黨學生們的傀儡。幾年前，在檳榔嶼也發生一件類似的情形，但那位訓導主任堅強不屈，竟遭殺害。
在發生這次的五月騷動事件以後，英國政府才亡羊補牢，設法想控制華僑學校，英國政府建議願每年補助僑校四百萬美元，如此將能使維持學校的中國父母們省下一筆不小的開支，但受嚴密組織訓練的學生們迅速採取行動，經常總是由各校差不多百分之百學生團體簽名的請願書，立即送到各報攻擊英國政府的這項建議是想‘摧毀中國文化’的陰謀。同時學生的‘代表團’（稱為長臂幫）分訪家長、老師及訓導主任，恐嚇他們不許說話。
一次古怪的訪問
當此項反對補助的運動正在進行之際，有一批學生曾經向我作過一次古怪的訪問，一天晚上，十點半鐘，一批男女孩子來我家裡見到我的女兒，他們說有一封關於補助問題的信要給林校長，我女兒問他們的姓名，卻無一人肯說，信後亦未署名，我當時已經就寢，第二天早上這封信即已登載報上，並且說是‘林校長拒見代表團’。
恐怖主義獲勝，華僑拒絕補助，共黨並且公然藐視英國當局，其對學生控制之緊，竟能為四月二日的新加坡選舉而發動一次一萬名中學生之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人參加的罷課，以威嚇選民。學生們的狂亂──恐怖主義，撳門鈴，嚇家長──是共黨支持的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勝利的主因，該黨競選四席得三席，其中一人獲票百分之七十八，票數之多，無與倫比。
陳六使早已軟化
對於南洋大學，共黨尚無學生可以運用──我真不敢想一旦我們開學其煩惱又將如何──但是他們在華僑學校中的成功，亦與他們對我的成功直接有關，在贏得對於各個學校的把持控制中，他們已經擊敗了當時支持南洋大學的一些人。比如說，陳六使暨其家人至少是三個牽涉到補助糾紛的學校董事，他既然多年來都不能敵得住十幾歲的小共產黨徒，則其現在之不能保衛南洋大學自不足異。在我的校長地位危機開始時，陳六使已經早就軟化了。
關於共產黨對付我的真實詳情，除陰謀重重的新加坡僑領階層之外，局外人恐怕永遠無法知道。共產黨利用人事關係，層層圈套，但其基本原則是極其明白而為大家所熟悉的，他們對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中的中立份子及擁護中華民國的人士用功夫。他們盡量利用大家的一種恐懼心理，誠恐共黨終將在東南亞獲勝，這種恐懼心理自奠邊府失守之後已大為增加。他們又激起一種個人損失的恐懼。恐懼商業上的報復，恐懼到天下定局時，他們押錯了賭注，其次共產黨還利用利誘和裙帶關係。
李光前偷偷摸摸
事情很快就變得非常明白，有一個人是北平政策的主要工具。此人是李光前，六十六歲，為人機智而刻薄。儀錶很好，完全是個玩世不恭的商人。我認識李氏已有多年，二次大戰時他住在紐約，我們即相互認識，李光前也和陳六使一樣，當日本潰敗後的混亂期間，在新加坡大撈一筆。不過自此之後，陳六使的行為大致上都還合法，而李光前則還有一點偷偷摸摸的勾當。
當韓戰其間全世界搜求橡膠時，李氏發了一筆大財，有人估計高至兩千七百萬美元，其中一大部分是在一九五一年聯合國尚未對朱毛匪幫及北韓實施戰略物質禁運以前，將約二十萬噸橡膠銷售共黨市場的收穫，大家都知道他是馬來亞的豪富之一，估計他所控制的天然橡膠貿易，當為全世界總貿易量的八分之一。
李光前與陳六使二人都與另外一個重要人物，陳嘉庚有密切關係，陳嘉庚以前也是新加坡的鉅賈，其態度明白同情共黨，一九四八年離開新加坡。陳六使和陳嘉庚是同一個村莊的小同鄉，在商業上是陳嘉庚的被保護人，李光前是陳嘉庚的乘龍快婿，在中國社會這樣的關係是極為重要的。陳嘉庚於一九四八年離開新加坡前往北平，他今天任職共匪的‘僑務委員會’，一個專在華僑社會中從事破壞工作的機構。
陳嘉庚幕後指使
當一九五三年初有南洋大學之議時，李光前就表示反對，他雖然家財萬貫，卻不願捐獻一文，只說願意至一九五七年底時再捐出屆時捐款總額的十分之一，而一九五七年底時大概我們也不復需要他的捐款了。他在建校計畫初進行時，採取一種壁上觀態度，然後至一九五四年底時，又突然變得非常有興趣。他的私家報紙‘南洋商報’（新加坡最大的中文報紙）坦率主張應該請他出任理事會的委員，而李光前自始的唯一明顯目的就是要趕走我。
在這情況曖昧的陰謀詭計之中，新加坡當地的若干報紙，無論是左傾的及右傾的，都刊登了一則消息，說李光前至少是在接到北平陳嘉庚的一封信後，才有此突然行動的，而陳嘉庚的信就是指示要驅逐我，有幾位董事也向我承認這一點，並且告訴我說，其餘的信件都是寄到‘頤和鄉俱樂部’（譯音，指怡和軒俱樂部）的，頤和鄉俱樂部是個親共的社交團體，掛著毛澤東的像。據說從中轉信的人是一個頗有力量的董事。與陳六使關係密切，其態度是極其親共的。
但是在東南亞擁有龐大勢力的李光前為何對於來自北平的命令服從之不遑呢？無人能作確定額定答覆。如說他是個受過訓練服從共黨紀律的共產黨員，似乎不大可能。最可靠的推測還是：他是陳嘉庚的女婿，他顯然深信新加坡終將落入共產之手，莫如識時務現在合作，以後也許可以保全財產，這幾種原因的結合，使他跟從北平的命令惟恐不及。但無論如何，自十二月以後，所有對付我的行動，幾乎都可以追根究源到李光前。
大商賈一毛不拔
李光前和他的一幫人（其中若干人是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的委員）在幕後對陳六使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大用工夫，使他們轉而反對我。於是對我的冷淡的人日多，對學校的捐款日少，一些知道誰是頭子的商人們，已不復對捐款有興趣。至年底時，所募集的款項，不是以前所答允的三百三十萬美元，而僅只一百三十萬美元。並且幾乎半數是來自新加坡最貧苦的華僑，踏三輪車的、理髮的、街上的小販、店裡的學徒。陳六使本人只拿出四十萬美元，不是他所保證的一百六十萬美元。其餘的一些大商賈，包括中華商會的主席在內，是完全不守諾言，分文不出。小報對我的攻擊，也較前激烈。有一次甚至想入非非地登出一個面貌似我的人的照片，標題是：「林語堂的兄弟，抽鴉片的承攬殯葬人。」同時，我收到一封匿名信，恐嚇我如不辭去南洋大學校長職務，生命就有危險，在朋友們的忠告之下，我一家人由花園平房搬至公寓以策安全。以後數星期內，英國當局都派了一名便衣警衛在我出門時與我同行，甚至在我往電影院時亦不例外。我並且還記住一個秘密的警察電話號碼，要我在情況稍有可疑時即撥電話通知。
共黨一向的慣技
如同共產黨一向的慣技，他們對於他們真正反對林語堂的地方──我要使南洋大學成為一個真正自由大學的決心──是從未提到。卻另外找一個題目──我所提的一九五五年預算──來攤牌。我的預算預定於二月十七日，由新加坡委員會開會討論。一向對壓力低頭的陳六使在那時以前已屈服於李光前，實際上已同意摧毀他曾經極於想建立的南洋大學。會議特別未邀我參加，其經過情形就有如軍隊操演一樣。擔任主席的陳六使首先攻擊我的「浪費」，然後是李光前的幾個嘍囉，包括他的私人秘書在內，發表一連串的惡毒演說，要我辭職。
在之後三星期的談判中，永無止境的新要求使我倍感掣肘，甚至連我對課室桌椅的計畫也堅持要我修改。我將我所提的預算削減至再也無法削減的程度，由一百九十萬美元減至七十萬美元。為證明我的誠意，我同意將校舍的設計營建全部職責交於董事們所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對於談判代表所提出的每一個點我都無條件投降。甚至陳六使公開說，他先前之答應在一九五四年底籌集三百三十萬美元，只是因為想給我「一封動人的信」，並且那封信是別人代筆，他只不過簽個字而已，所以不能負責，這樣的話我都漠然容忍。
陳六使拒不見面
事情的最後幾幕，雖然也許是殺雞用牛刀，用錯刀場合，但卻是地地道道的共產黨作風，要是在北平演出那就更適當了。至三月十一日，雖然我已同意了他們的一切要求，諸位董事先生卻不加解釋地突然斷絕了談判。接著是八天的沉默。陳六使甚至拒不與我會面，三月十九日，談判代表再度露面，鄭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一項新要求：我所建議為學校圖書館於一九五五年購置的九萬冊書籍，著即提出書名人名的詳細清單。接著是兩天後，李光前的報紙用大字標題攻擊我，說我提出「一項不可能的要求……想獨自控制學校的數百萬元經費」。
我曾經親函陳六使要求他與我面談，結果是如石沉大海。而他則於三月二十五日又召開一次新加坡委員會的大會，仍舊是不邀我出席。會議歷四小時半，全部時間都是對我的惡毒攻擊；陳六使自己也發表一篇演說，是李光前手下代他捉刀的。召開會議的名義是考慮我重訂的預算。但事實上預算壓根就未討論。七天後，我提出我自己以及抵達新加坡的十一位教授的全體辭職書。
於是我下令撤退
干戈竟於一夜之間化為玉帛，陳六使個人捐出我們全體的遣散費，十萬美元。在我們的辭職於四月六日正式宣布後，李光前的報紙出現一條新聞報導說：「自從林語堂辭了職，從他來這裡以後就停止了的南洋大學捐款，現在又開始源源而來，怡保的某某君捐了兩塊錢。」
我的辭職會是一種錯誤嗎？或者是對於那些要我奮鬥到底的自由世界的朋友們，我失信於他們了嗎？我想不是。我在有意為難而毫無希望的談判中，足足撐持了五十天。一切都已明白，除非我放棄我所主張的一切，我就不得不辭職。用一句軍事術語來說，陣地已經是無法防守，全世界都顯然認為這支守軍，我和我所聘請的教授，可以犧牲。於是根據冷靜的普通常識，我下令撤退。
但更冷靜的，我現在要求有權利發問：難道自由世界也認為新加坡的八十萬華僑可以犧牲嗎？全東南亞的一千二百五十萬華僑可以犧牲嗎？說得爽快一點，東南亞也可以犧牲嗎？
勿讓南大入魔掌
英國在一種不可能的情況下，在新加坡有不平凡的優越表現，但是顯然仍舊有些步驟是他們現在可以採取的。譬如說，在各個學校中實行恐怖主義的六十名共黨學生，英國當局都知道其姓名，根據新加坡的緊急法令都可以將之驅逐出境。同樣地，有極多的證據可以將李光前這樣的人作為不良分子驅逐出境。
英國現在願意讓南洋大學轉入一個共黨爪牙之手，或是讓一個過於懦弱而不能抵禦北平從後牽線的人來接辦嗎？英國自然知道共黨將如何利用南洋大學，因為大家都曉得北平已命令其海外的尾巴留在原地，滲透進入當地學校，不要回大陸求學。
倘使英國任令南洋大學成為一個共黨的工具，在英國遠東根據地的神經中樞製造出許多經過政治思想訓練的選民，則英國在馬來亞剿共所花費的千百萬英鎊和成千成萬的性命，均將是付諸東流。想在新加坡與共黨共存只是投降的飾辭而已。
英方步驟太消極
但無可避免的，所有英國能在新加坡採取的步驟，本質上都是消極的。根本問題是要停止該地華僑之中的漠不關心和失敗主義的侵蝕，並且設法激勵僑領們為拯救他們自己而奮鬥的意願。在香港的中國人已經表現出這是可能的。
香港的人早先由於愛國心的驅使，傾向共黨，認共黨為一個「強大、統一的新中國的象徵」的情形，已經全然改變。今天，他們已是世界上一部分最徹底反共的中國人。
不過香港人因為居住中國大陸邊緣，對於共黨的萬惡有真切的認識。新加坡則遠隔重洋，四周的情況曖昧而模糊，一方面是英國對於共黨游擊隊久久拖延而未能獲勝的戰爭，另一方面則有印尼的中立和動搖影響。要使世界此一地區的人民相信希望猶存，西方就必須有行動表現，例如，對於越南及臺灣危機的處理，都是行動表現的機會。我們必須表現出我們能夠並且一定要遏止，決定性的遏止共產主義，苟不如此，新加坡以及世界那一個角落的其餘部分就必然會繼續遠離我們，而終至於完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