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海內外多家媒體轉載了2014年第3期《炎黃春秋》雜誌的一篇文章：《蘇聯共產黨究竟殺害了多少華人？》，揭露了蘇共殘酷殺害大量中國人的部分史實。文章稱，中國大陸主流思想曾長期將蘇聯諛吹為「老大哥」「偉大榜樣」「蘇聯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整個1950年代，任何稍有對蘇聯不滿的言行，都被以反革命論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當時的中國百姓卻徹頭徹尾的篤信不疑。其實，「北極熊」始終是中國最兇惡的敵人，蘇共不僅鯨吞中國大量土地，同時殺害大量中國人。
蘇共到底殺害了多少旅蘇華人，可能永遠都是一個謎。新華社高級記者陳啟民在文章《旅蘇華人遭受政治迫害史實》中披露了蘇共殺害中國人的史實。文中揭露，1930年代，在前蘇聯濱海邊疆區有個官迷心竅的傢伙，為了往上爬，昧著良心把兩千多名中國人打成日本間諜。間諜罪就是死罪。名單上報後，莫斯科甚感滿意，便電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獎。孰料，一聽說讓他去莫斯科，這傢伙反被嚇破了膽，多年的職業生涯告訴他，去莫斯科是條不歸路，不去也在劫難逃。他當然知道，干了這樣傷天害理的勾當，莫斯科豈能留下活口？為了活命，只有一條路可走——跑。於是，他提著箱子，裝著遠東防禦圖，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當了顧問。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殺掉滅口了。這應了那句老話：惡有惡報。」
與此類似的事例很多，在1937年濱海邊疆區鎮壓中國人的「中國行動」中。有5940中國人被非法抓捕。抓人總得有個罪名。但嚴刑拷打致死100多人也掏不出個口供，因為他們根本不懂俄語，更不知道為何被捕，因何受刑。一個叫約瑟夫的蘇共處長，張口就給所有被捕的中國人定了個「間諜罪」。罪名是有了，但如何讓活著的5840人都承認罪名仍是個難題。就先靠刑訊逼供迫使一個懂點俄語的人招認自己是「日本間諜」，再讓這個人代替其他中國人集體「招認」。然後先開列了一個750人的「間諜」名單。「三堂會審」的結論是一律槍決。
在1937年的迫害浪潮中，西伯利亞的所有中國人無一倖免。殺人不眨眼的約瑟夫也於1938年被捕，1940年被槍決。即使在1995年的平反審查中，太平洋艦隊軍事檢察官仍然堅持拒絕為之平反的結論。可見，天理不容！類似的情況在西西伯利亞北部也發生過。在1938年2-3月和1931-1933年間進入蘇聯的全部男性中國人和朝鮮人統統被逮捕，他們都是切爾諾格爾斯克煤礦的工人，總數達700人。許多人不懂俄語，不知道因何被捕。地方內務人民委員部就誘迫他們在事先準備好的訴狀上按個手印，就算承認自己是「日本間諜」了，說是預謀在日本進攻蘇聯時推翻蘇維埃政權。這樣的罪名，當然是死刑。
原來，在被捲入蘇維埃政治絞肉機裡的3000萬蘇聯人中，除俄羅斯人，還有10個少數民族的250萬人，其中旅蘇中國人是受害「重災區」之一，尤其是居住在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的中國人，我們的同胞。他們被抓捕和屠殺僅僅因為民族屬性，僅僅因為蘇聯當局認為他們是蘇維埃政權「潛在的不忠誠分子」。
許多中國人犧牲在衛國戰爭的戰場上，許多中國人為保衛蘇維埃國家立下不朽的功勛。然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烈士的鮮血和汗水並未能使數以十萬計的旅蘇中國人免遭嚴酷的政治迫害。從1920年代起，持續整個30年代，到1937-1939年的頂峰時期，難以數計的中國人被以「潛在的不忠誠分子」、「反蘇分子」、「人民的敵人」、「間諜特務」等罪名投入監牢和集中營，強行驅逐出遠東和西伯利亞，其中數千人被無辜槍殺。已知的受害者名單表明，對旅蘇中國人的迫害遍及蘇聯各地。事實上，在受害者當中沒有一個所謂「階級異己分子」，絕大多數是普通老百姓，不識俄文字母表的文盲，與政治毫不沾邊的人士。他們受迫害僅僅因為他們是中國人。
問題在於這是一些被尊為領袖的人們以革命和蘇維埃的名義制定的罪惡政策，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千千萬萬無辜的「中國兄弟」送上斷頭臺和「古拉格群島」。這讓在「俄羅斯人和中國人是永遠的兄弟」（蘇聯歌曲「莫斯科-北京」中的一句歌詞）的歌聲中長大的一代人，不能不問一個「為什麼」。罪惡可以被寬恕，但不能被忘記。重述歷史，就是想告慰遭受迫害的旅蘇中國同胞的在天英靈，他們沒有被忘記。記憶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汲取血的歷史教訓。
蘇共不僅殘酷迫害中國漢人，也殘酷迫害中國蒙古人。1937年9月10日晚，蒙古人民革命黨（蒙共）高層65名幹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員會成員、大呼拉爾（相當於議會）成員、部長會議成員、軍隊高層全部將領。蒙共內務部在蘇聯「專家」教導下，對這65人實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頭髮」等酷刑，扒光衣服，嚴禁睡覺，不准吃飯，直到在偽造的「招供狀」上簽字為止。根據蘇聯歷次清洗經驗，這些人最後都毫無例外地「承認」了自己參與反革命集團，並供出更多「同夥」名單。大清洗第一場「勝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間諜集團」，又根據他們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軍隊的規模本來就小，軍隊旅以上有187名將領被捕；51個中央委員會成員有36個被槍決。有1000多名軍人為了避免被殺，主動「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幾個人得到赦免，以後絕大部分仍被槍斃。
門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識份子，他為了保命，把所有認識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謀」，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較好的關照，但1941年大清洗過後他仍被送到莫斯科處死。工業聯合會的主席普熱夫，一個擁有一顆「紅心」的幹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對著行刑隊大喊：「我承認我犯了罪，但是我願意招供罪狀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熱夫又供出了無數的「同謀」，類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數不勝數。在酷刑和死亡威脅下，極少有人不「認罪」不「咬人」。蒙古軍中威望僅次於蘇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蘇聯途中離奇死亡，不僅他的父親和兄弟遭處決，連懷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殺死。
針對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時展開，規模更為龐大和血腥，手段更為粗暴野蠻。內務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團」的邏輯是，如果你是學生，那麼你的老師肯定就是同謀，若你是老師，你的學生亦同謀，宗教界師生關係盤根錯節，所有僧侶皆可被打成反革命。前來指導大清洗的蘇聯總顧問格魯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報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個變成廢墟，仍在運轉的僅有26座，8.5萬名喇嘛僅留下17338人，這些人還未逮捕，對中高層喇嘛我們將在下一階段戰役中全部解決。」
大清洗期間兩個特殊機構凌駕於一切國法、「黨紀」和政府、政黨機構之上，一個是非常委員會，作為最高軍事法院；一個是特別委員會，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兩個委員會卷宗顯示，共判處29198人為反革命罪，其中僅非常委員會查辦的25785個政治案件，已作出判決的卷宗顯示，20099人被處決，5739人投入監獄。宗教界的清洗，按標準定額，每個肅反人員一天辦10個案子，超額完成者有獎。一個叫班扎拉格奇的肅反人員在摧毀一個寺廟的過程中，平均每天辦案60個，成為「先進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爾馬格奈的肅反人員因一週辦幾百個案子，獲得北極星勛章（蒙古給軍功卓著者的獎勵）。
內務部成員盧瓦桑薩姆丹1962年回憶，由於逮捕的僧侶太多，導致監獄擁擠不堪，每週會有一兩次集體處決，每次用卡車一車車拉出去。
十月「革命」後，有很多哈薩克人、布裡亞特蒙古人、塔塔爾人從蘇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對這些人懷恨在心，認為他們「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種「反革命罪」，他下令喬巴山對他們實行清洗。蒙古2.1萬哈薩克斯坦人被消滅了2000人；140個塔塔爾人只剩下4個；來自中國內蒙的漢蒙兩族人士幾乎未留下一個活口，其中還有內蒙人民革命黨的成員。
處決「反革命」幹部群眾時，內務部強制黨政軍成員去觀看，喬巴山表情木然，老實忠厚的總理阿瑪爾臉上常掛著眼淚，這一切被「蘇聯專家」看到眼裡。伏羅希洛夫向大清洗中喬巴山的副手，中央委員會書記——魯布桑札布授意：得除掉阿瑪爾。阿瑪爾已是蒙古高層剩下的最後一兩個有聲望的人，所以斯大林才在根登之後讓他當總理裝點門面，蘇聯專家們可以藏在「阿瑪爾政府」幌子後面作惡。因此搞掉阿瑪爾之前，斯大林授意先發起宣傳攻勢弄臭他。
1939年3月阿瑪爾以「反革命集團庇護者」等罪名遭逮捕，被押送到蘇聯「審判」，關押期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給他用盡了各種「非人酷刑」。1941年7月10日，特意選在了人民革命黨建黨日，宣布阿瑪爾死刑。與阿瑪爾一同被逮捕，送到蘇聯處決的還有蒙古當時的國家元首，創黨元老，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多格桑木。有趣的是，阿瑪爾生命最後一段時光裡，在獄中碰到了把他清洗掉的魯布桑札布，但這次，魯布桑札布不是來審問他的，而是與他成了獄友。
大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處決，現在難以得到精準數字。這種罪惡的事斯大林也認為見不得人，不會留下詳細的「歷史罪證」，當時亦不允許報導和研究，歷史學者目前常引用的數字是3.6萬至5萬左右，但研究者認為3.6萬這一數字遠遠被低估。
1939年末，喬巴山在筆記本裡記下了這樣一段工作總結：「到11月，共處決喇嘛20,356人，600名是高級喇嘛，3,174名是中級喇嘛，13,120名是低級喇嘛，摧毀797座寺廟；在1937年和1939年之間，逮捕了56,938人，其中20,396被處決，被逮捕的人中有17,335人是喇嘛」。
蒙古作為遊牧社會，寺廟是少有的固定建築，797座寺廟包含超過6,000多棟古建築，每座寺廟還是周邊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中心，數百年所積累下的書籍、卷冊、藝術品毀滅殆盡，寺廟的金銀器皿被蘇聯搜刮而去，僅有首都庫侖(烏蘭巴托)的甘丹寺被留存，但一直被關閉。
美麗的蒙古大地」，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被一掃而光，黨政軍和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殺戮殆盡，傳統文化遭到毀滅性打擊，經濟亦完全被蘇聯所控制。
1941年莫斯科迫使蒙古放棄以維吾爾字母書寫的老蒙文，改用以斯拉夫字母書寫的新蒙文，對成吉思汗和蒙古歷史的歌頌與崇拜亦在被禁之列。到1930年代末，蒙古與蘇聯之間的貿易狀況徹底顛倒過來，向蘇聯出口貨物僅650萬盧布，從蘇聯進口的產品達7,500萬盧布。
二戰時蒙古對「兄弟般情誼」的蘇聯發起了「只求貢獻不求回報」支援運動，向蘇聯捐助的金錢和物資遠遠超過自身承受能力，1942年開始，向蘇聯捐助羊皮衣服3萬件，食品600噸，現金10萬美元，黃金300公斤，坦克54輛（其中有32輛T-34坦克），同時低價出售給蘇聯48.5萬隻馬匹，另無償贈送3.2萬匹。蒙古真正需要的是蘇聯的麵粉、玉米、鹽等產品，但蘇聯始終為食物匱乏所困擾，為了不給「友邦」添麻煩，蒙古又發起「自給自足」運動。
經過多輪清洗，蒙古已不存在抗拒集體化的力量，1947年公社化運動全面完成，牧民的牲畜全部收歸「國有」。多年後「糾左」，有了點通融，僅允許戈壁地區和杭愛以北地區，每個公社成員可保有50頭羊。
蒙古不僅直接派兵參加蘇軍作戰，還強令國民前往蘇聯服勞役，二戰時一直按斯大林要求保持著8至10萬軍力，盡職盡責扮演好了「緩衝國」角色。斯大林兩次干涉中國新疆事務時，蒙古又成為他從事國際地緣政治訛詐的馬前卒。
1944年，斯大林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發起「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即斥責了顧忌中國抗議、畏首畏尾的喬巴山，勒令他立即向「東突厥斯坦」送去武器。喬巴山隨後命令蘇赫巴托的兒子噶爾桑率軍把200支步槍、230挺機槍和6挺重機槍、2000枚手榴彈、40萬發子彈送到新疆交付給叛軍頭領烏斯滿手，由於這批武器和蘇聯空軍的支持，中國軍隊平叛失利（註：烏斯滿後來又歸順中國國民政府，與蘇聯和蒙古作戰）。
連蒙古領袖「小斯大林」——喬巴山的接班人也是斯大林隔代指定的「澤登巴爾」，老早就指示喬巴山好好栽培。娶了蘇聯妻子的澤登巴爾雖受斯大林青睞，喬巴山未曾想到，赫魯曉夫發起「反斯大林運動」，澤登巴爾立馬響應莫斯科指揮棒，在蒙古發起「反喬巴山運動」。
蘇式政治經濟體制在蒙古全面確立，把母體的一切弊病全部遺傳過來，蒙古長期經濟體制僵化，生產效率低下，物資匱乏，到1980年代，商店裡除了白酒和蠟燭，空空如也。男人們也像蘇聯一樣，沾染上懶惰的惡習。民主化前的人民革命黨中央第二書記包爾德巴特爾說，儘管人民長期被物資匱乏所折磨，但有3,000個高幹家庭像蘇聯特權階層一樣，可以享受特供，過著優裕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