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史沫特萊為代表的共產國際間諜對中國的赤化
中共官方稱史沫特萊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上個世紀史沫特萊不僅與斯諾和斯特朗一樣上了紅色郵票，而且因與朱德有不明不白的關係成為紅色宣傳片的男女主角；還有大陸作者把史沫特萊與王炳南的德國妻子王安娜一起視為宋慶齡的洋秘書加以美化；這個世紀，史沫特萊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紅色宣傳片的配角，不僅當選中共的一百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而且還名列自稱鳳凰的中共海外電視臺宣傳的十個「紅色中國的外國人士」。這十人除史沫特萊、斯諾和斯特朗外，還有俄國人鮑羅廷、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華、美國人馬海德、紐西蘭人路易•艾黎、美國人愛潑斯坦和德國人李德。但無論他們來自哪國，以什麼為業，他們都受共產國際（又叫第三國際）操控，為共產黨篡奪中國政權出過力，是共產黨的走卒，而不是中國人的朋友。因為中國人都遭受赤禍，即使身為共產黨的功臣在紅色中國也無不飽嘗苦頭，唯毛澤東例外。在共產黨的外國走卒中，史沫特萊尤其無恥。即使是鳳凰臺播出的紅色宣傳片也不得不承認 ，史沫特萊違背常理，在被強姦後，居然公開宣稱她因此有了「性的覺醒和滿足」。就是說，史沫特萊缺乏羞恥心，樂於被虐待，是個洋賤貨。她投入共產國際的懷抱不奇怪，因為共產黨是恐怖組織，需要虐待的對象。通過以史沫特萊為首的無恥之人，可以瞭解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非法活動和相關人員。
史沫特萊（網路圖片）
與宋慶齡同行
史沫特萊（一八九二－一九五零）出身貧窮，父親是礦工，母親早逝，姨媽是妓女；宋慶齡（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親是暴發戶，母親是大家閨秀，家境富裕。表面上，她們的區別很大，但實質上，卻大同小異，都屬反傳統反道德的紅色女性。史沫特萊自己的婚姻破裂後，到紐約結識印度共黨領導人恰托，成為其情婦。與孫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沒有因為新歡而拋棄老妻。史沫特萊與宋慶齡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與此同時，她們也都是紅色恐怖主義的幫凶。《史沫特萊的多重生活》的作者普萊斯在專文《史沫特萊，為誰的事業而奮鬥？》中，講述了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研究史沫特萊時，覺得她受到不公正對待，同情她，試圖為她寫傳，幫她申冤。好在普萊斯有職業道德，面對各種事實，比如蘇共當局對史沫特萊作品的高度評價等等，她「願意承認史沫特萊是個狡猾和高超的間諜」。普萊斯還發現，「雖然我知道這個非同尋常的女人為共產國際和中國的蘇維埃軍事情報做出重大貢獻，俄國人像中國人一樣，並沒有承認她為他們做的秘密工作。」 是啊，中共官方包括大陸學者都不承認史沫特萊是共特。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萊在紐約被控違法，入獄六個月。雖然罪證確鑿，她卻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所以，普萊斯斷定這個時候史沫特萊「已經成為欺騙高手」。
二十七、八歲時，史沫特萊隨恰托移居歐洲共運的中心柏林。在那裡她結識共產國際成員德國人威利•明曾伯格（Willi Muenzenberg）和俄國人雅各•馬婁夫－安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前者是共黨在德國的宣傳員，曾於一九二五年以「幫助在飢餓中罷工的中國工人」等口號募得二十五萬美元。後者的官方身份是蘇聯駐柏林大使館工作人員，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歐洲區頭目，後來還成為蘇聯軍事情報組織的重要人物。馬婁夫－安布拉莫夫出面建議派史沫特萊前往中國，幫助共產國際在中國建立間諜網。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萊就到過莫斯科。一九二八年，史沫特萊再次去蘇聯，並從那兒與一位小秘兼情夫進入中國。對此鳳凰臺的史沫特萊宣傳片也有披露。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萊在柏林寫作的英文自傳《大地的女兒》發表。從中可以斷定史沫特萊與魯迅一樣都是屬於心懷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到紐約後，面對他人的財富表示，「我痛恨我所在的這個大城市，痛恨這從工人身上剝削來的財富。我在四十二號街和五號街上停下來看著那流水般的汽車，許多汽車的價錢比我一生所能賺的錢還要多。懶洋洋地躺在這些汽車裡的人，他們一生中連一天工也沒做過，將來也不會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並不是單純地寫下一些字句。我寫下的是人類的血和肉。在我的經驗和信念中，有著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這種仇恨和痛苦的經驗決非筆墨所能增減的。」 一九三二年，這本宣揚仇恨、鬥爭與性解放的自傳就被翻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楊杏佛（楊銓）雖然認識到作者是個「完全未受宗教勢力和道德觀念熏陶的野女子」，但並不影響他給此書的中文譯本寫序，可見這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品位低下，難怪他會支持剝奪他人財產的共產主義，贊成視貞操如敝屣的女性主義。此書還由史沫特萊在上海結識的另一名共產國際間諜尾崎秀實譯成日文出版。
宋慶齡則在國民黨清黨剿共後，與曾代孫中山與俄共聯絡的陳友仁一起站在了國民黨的對立面，並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蘇俄，受到厚待。鄧演達於十月抵達莫斯科後，他們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底，在南京政府因蘇聯支持在南昌等地的共產恐怖活動而與其斷交時，他們又一起譴責中國政府。在莫斯科，史沫特萊與宋慶齡第一次相見併合作。當時外界報導陳友仁與宋慶齡像蔣中正和宋美齡一樣結婚。但史料證明陳友仁去了巴黎，而宋慶齡則於一九二八年五月追隨鄧演達（一八九七－一九三一）到了柏林。據《最後的女皇》的作者帕庫拉（Hannah Pakula）稱，有人認為鄧演達與宋慶齡相戀。試圖以武力倒蔣的鄧演達寧死不屈可能是宋慶齡全力支持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的一個原因。史料顯示宋、鄧兩人的關係確實非同一般，而鄧演達有離婚的打算。一九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資巨大、歷時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國葬儀式。宋慶齡回國出席葬禮，史沫特萊則前去報導國葬。
應共產國際操縱的「國際反帝大同盟」之請，宋慶齡又發表對國民政府的譴責。宋慶齡宣稱：「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於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企圖挑起對俄國的戰爭」。宋慶齡已墮落為共產黨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否則，她就會認識到背信棄義的首先是共產黨，而國民黨只是被迫反抗。好在宋慶齡的赤色宣言沒有得到多大反響，於是，宋慶齡又離開中國，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夏宋慶齡才以奔母喪為由回到中國，從此投身於支持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非法活動。這年十一月，共產國際乘「九•一八事變」讓國民政府窮於應付之機，分裂中國，在江西成立聽命於莫斯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正緣）
